在四川省泸定县城区，矗立着一座形似铁索的纪念碑——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记载了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之战。80多年前，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以下简称红四团）22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踏悬空铁索，奇绝惊险地夺下泸定桥，打通红军北上道路，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纪念勇士们的英雄壮举，后人在纪念碑前两侧竖起了22根方柱，但只有3根刻着头像和名字，2根刻着名字，剩下的只刻着“战士”两个字，吸引着无数人寻觅查证，让无名勇士英名永存。目前已确认身份的勇士有12位，其中5位是江西人，他们分别是宜春高安市人廖大珠、宜春袁州区人刘梓华、上饶铅山县人杨田铭、赣州瑞金市人李友林、赣州赣县区人刘金山。南征北战中，勇士们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坚韧不拔的意志、勇往直前的胆识展现了赣鄱儿女的风格与担当，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泸定桥头鏖战急

勇士们所在的红四团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叶挺独立团，团长是被称为“斧头将军”的黄开湘，上饶弋阳县人。1935年5月，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巧渡金沙江，并于下旬进抵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蒋介石认为“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断定红军“必步石达开的覆辙”，调兵遣将南攻北堵，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畔。在这危急关头，中革军委决定迅速夺取泸定桥。27日，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求他们3天之内必须赶到泸定桥。安顺场距离泸定桥320里，全是蜿蜒陡峭的羊肠小道。急行军一天的红四团刚走了80里，28日早上又接到上级电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面对“万万火急”的军情，饥寒困乏的战士们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克服身体和心理极限，创下了一昼夜强行军240里的惊人纪录，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泸定桥。

泸定桥飞架于30多米高的大渡河上，长100多米，宽约3米，没有桥墩，从河东岸到西岸只有13根碗口粗的铁索相连，其中9根构成桥面，两边各2根形成栏杆扶手。桥面上原本铺有的木板早已被敌人全部抽掉，只剩下光溜溜的13根铁链子。河对岸的敌人自恃有天险凭仗，狂妄地叫嚣挑衅。为了迅速攻下泸定桥，红四团决定从党（团）员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钢铁红二连中挑选部分人员组成夺桥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担任队长，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坐镇指挥。身材矮小的刘梓华是红二连副班长，第一个站出来坚决要求加入，廖大珠见他求战心切、机敏灵活，又有强渡乌江的战斗经历，很适合担任正面突击任务，就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友林是红二连党支部书记，也是团里少有的文化人，杨成武刚开始不同意他加入突击队，但李友林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该冲锋陷阵，坚持要求参加，杨成武只好同意。经过严格挑选，红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特等机枪射手赵长发，战士杨田铭、云贵川、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等人也被选为突击队员。红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得知自己不在突击队之列，便找到团领导强烈要求参加战斗。考虑到刘金山有勇有谋且擅长近敌作战，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增补他担任突击队指导员。

下午4时，战斗正式打响。22位勇士在战友们炮火的掩护下，手持短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爬着晃晃悠悠的铁索向敌人匍匐前进。在敌人稠密的弹雨下，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4位勇士当场牺牲，但其他勇士毫不畏惧、越战越勇。当他们快到桥头时，气急败坏的敌人慌忙用煤油把堆集在桥头的桥板点燃，顿时浓烟滚滚、火焰冲天，不仅把铁索烧得通红滚烫，东桥头也瞬间成为一片火海。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连长廖大珠振臂高呼“同志们，冲呀！大火挡不住英雄汉！”说完第一个冲进火海，紧接着，刘金山、刘梓华、云贵川、李友林、杨田铭、王海云、赵长发……陆续冲进火海。衣服、帽子被点燃了，眉毛、头发被烧焦了，身上的皮肤更是被烫得血肉模糊，但勇士们全然不顾，一冲出火海便跃上桥头与敌人展开激战。子弹、手榴弹用光了，勇士们就用大刀肉搏。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成功夺取泸定桥，并占领了泸定城，为主力部队摆脱险境杀开了一条血路。

5月30日，泸定桥上，红旗飘扬。毛泽东伫立桥头，手扶铁链深情地说：“这样险要的桥都能夺取，说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腊子口上降神兵

攻克泸定后，勇士们还没来得及休整，就又随着部队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爬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9月抵达腊子口。腊子口是岷山的最高峰，素有“天险门户”之称。腊子河上横架着一座东西相连的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凭借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国民党军不仅在沿线重兵设防，还修筑了大量坚固工事，妄想将红军消灭于此。

9月15日，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求他们继续北上，向甘肃岷州前进，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扫除前进中阻拦之敌。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进行了周密部署，指挥部队向腊子口发起数次冲锋，但均因地势狭窄无法展开兵力，伤亡惨重。红四团重新调整作战方案，决定由杨成武率六连继续在正面佯攻，黄开湘则率领一连、二连翻越天险从山崖侧面迂回突袭敌人侧背。这时，团里有个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向尖刀排排长刘金山建议，由他引路从后山攀岩登上山顶，消灭守敌。刘金山觉得云贵川的建议有道理，便主动向黄开湘申请组建敢死队。黄开湘考虑后认为计划可行，决定由刘金山担任敢死队队长，每人配备足够的弹药和一把大刀，根据地形分成几组从后山爬上去。在向导的带领下，刘金山让战士们用绑腿连接成绳子，一个拉着一个，趁着夜色攀着野藤往上爬。他们快到山顶时被敌人发现了，正当刘金山拔枪时，敌人一枪打断了他的右手食指，枪也掉进深不见底的悬崖，但他仍用负伤的手紧紧抓住野藤爬上了山顶，用腰间的大刀劈死守敌，队员们由此顺利爬上山顶并发出登顶成功信号。一时间，红军犹如神兵一般从天而降，对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激战中，李友林的右腿中了一枪，鲜血直流，轻伤不下火线的他被战士强行抬下来后，用牙咬住木棍，自己用刀挖出了子弹头，然后用含硝的火药给伤口消毒，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投入战斗。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四团终于攻下腊子口。这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充分展现了黄开湘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有斧头将军（黄开湘）和白袍小将（杨成武）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此后，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勇士们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在平型关、黄土岭等重大战役战斗中立下赫赫功勋。

和平年代葆本色

革命战争年代，勇士们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用13根铁链铺就了通往共和国的康庄大道；和平时期，他们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用一生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树立起一座座精神丰碑。飞夺泸定桥的5位江西勇士中，刘梓华、杨田铭、李友林、刘金山4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廖大珠1935年在陕北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满身伤痛的刘梓华被组织安排在华北军区医院疗养，但身体一好转，他就对领导说：“我不能长期休息，我可以做些工作。”遗憾的是，1951年4月17日，刘梓华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刘梓华向来看望他的战友们说：“同志们好好努力吧！我不行了，不能再为党工作了。”

杨田铭在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不幸头部中弹，身负重伤，后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伤愈后进入中央警卫团。1951年3月，杨田铭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长。因积劳成疾、伤病缠身，杨田铭不得不长期在医院住院疗养。他经常应邀给后辈讲革命故事，但他从未向家人主动提起自己参加过夺取泸定桥的战斗，还经常勉励女儿好好学习，将来成为革命的接班人。1963年10月，杨田铭在上海病逝，但直到他去世，都没人知道他是22勇士之一。

戎马一生的李友林，是战场上的幸运儿，身经百战的他只在腊子口战斗中负过一次伤。新中国成立后，李友林先后在陆军、防空军、空军等部门工作。1951年，李友林曾回乡探亲，和家人谈及革命经历时，嘱咐家人不要大肆宣扬，还教育家人“革命的胜利是千千万万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红军精神就是坚定信仰，舍生忘死，一往无前”。对于自己的传奇经历，李友林从不炫耀，更不以英雄自居。他常常说：“赞扬自己、抬高自己是罪过，牺牲的战友是英雄，我们活着的人都为他们感到遗憾。”1997年9月，李友林因病在北京逝世，身边的同事此时才知晓他原来是飞夺泸定桥的战斗英雄。

1952年，刘金山的档案组织鉴定里写着这样一段话：“政治立场坚定，任何情况下没有动摇过，对党一贯忠实可靠……从来没有闹过个人问题……作风正派，生活朴素……个人利益能服从党的利益。”他谦逊豁达、淡泊名利，1955年授衔时，刘金山主动提出让级，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提高老红军待遇时，他又主动要求降级。刘金山不仅严于律己，从不利用自己的身份搞特殊化，还时常教育子女“我没有任何理由向组织伸手要这要那，你们五兄妹也别向组织提什么要求”。5个子女无论是入学还是找工作，都没沾他的光。1999年9月，刘金山在江苏苏州逝世，享年91岁。

潮涌赣鄱，红土激荡。勇士英名，永垂不朽！

(编辑 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