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党史既是一部信念史，一部英雄史，更是一部智慧史。党在100年的奋斗历程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仅表现在队伍的壮大，更表现在思想的成熟。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心灵的碰撞、情感的洗礼和智慧的较量。新年伊始，中央印发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要求党史学习长期化、制度化。为此，我们就要报着谦虚的态度、执着的精神，继续学习党史，不断学习党史，从党史中汲取智慧，获得力量。

一、学习，在慢慢征途中找到思想武器。

近代以来，面对封建统治者对内专制残暴、对外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一直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志士仁人们寻求的都是改变中国现实的道路和思想真谛。但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都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邓中夏、陈独秀、李达、蔡和森、赵世炎、毛泽东等一批先进分子最先接触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救中国于水火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先后派出大批先进青年和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随后成立旅欧支部，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革命事业输送大批优秀干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不失时机地派出大批党、团员入黄埔军校学习，掌握先进的政治军事理论，为党和后来红军培养和准备了大批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不断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失败和挫折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将中国革命引向正确道路。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既是一个理论家，更是一个实践者，更是一个勤于学习、富于思索的人，正是他深入理解马克主义精髓，与中国历史、现实紧密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把中国革命带向正确的航向。翻开党史，我们看到，仅毛泽东早年创办的社团就有农民运动讲习所、新民学会等，创办的刊物就有《政治周报》《湘江评论》等。此外，他在戎马倥偬中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著作。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战争时期的《论联合政府》等都是皇皇巨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党建等范畴，有力地指导着中国革命，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和运用，最终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今天我们翻开《毛选》五卷，品读其中的篇章，从中汲取和领略的既是思想的精华，又是博大的胸襟，更是精神的力量。

从八角楼的灯光，到延安的窑洞，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断学习的政党，是一个从思想上不断成熟壮大起来的政党，是一个逐渐掌握并熟练运用先进理论的政党。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政党只有不断地学习，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并用以指导实践，这个政党才是有活力的政党，才是清醒的政党，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斗争，在匡谬正误中拨准前进航船。

一部党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在斗争过程中，共产党人不但要与强大的敌人斗争，与恶劣的环境斗争，还要与来自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一部党史就是一部真理和谬误、正确与错误、顺境与逆境的交锋中前进的历史，其中不乏惊心动魄的场面，不乏生与死的考验，处处闪现出共产党人的智慧。

党在初创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导人对革命力量认识不足，片面依靠国民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导致国民党右派有恃无恐，制造国共分裂，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制造“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使中国革命走向低潮，几乎葬送了大好且来之不易的革命形势。

正在这艰难时刻，我党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靠国民党的仁慈和施舍闹革命已无成功的可能，遂奋然决起，举起武装大旗，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白色起义等武装暴动，建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以井岗山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喊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从此我党开始走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发展党和红军的正确道路，党和红军的发展势如破竹。从南昌起义算起到九一八事变暴发，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党和红军迅速壮大，建立起革命根据地19个，红军发展到30万人，革命形势又一次迎来了大好局面。令人痛心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漫延，其主要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推行左倾盲动和冒险主义，在党内和根据地内大搞肃反，排挤坚持正确意见的领导干部，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直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红军在慢慢征途中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击，上有飞机轰炸，还要面对高山峡谷、激流险滩，损失日渐严重。在这生死存亡关头，以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的思想认识问题，遂在遵义召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才迅速扭转红军的不利形势。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转战云贵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与张国涛的反分裂斗争，最后到达陕北，完成了长征，从此中国革命走向了新起点。

红军到达陕北后，我党面临着国内矛盾的转换，即由反蒋到抗日，主要斗争方向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但在统一战线大框架内如何开展工作党内出现了分歧。在政治上，以王明为代表，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提出“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且其一系列行为大有献媚、讨好、直至投靠蒋介石之势，使我党失去抗日斗争的独立性，也为蒋介石后来推行“镕共”“招共”直至“灭共”提供口实。面对这一危险趋势，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及时发现问题，对王明行为提出批评，并迅速改组长江局，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解决有关问题，强调了我党我军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方向。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即在我军力量尚小，不能与日寇硬拼的时候，必须注重既要打击敌人又要保存壮大自己。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党内甚至一些红军高级指挥员不能认识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觉得红军要打击日寇，造成影响，必须打运动战、歼灭战，以迅速取得战果，壮大自己。为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强调红军必须坚持敌后斗争，实行最广泛的游击战，并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坚持了这一点。红军开赴山西，参加忻口决战时，国民党一些将领不怀好心要将八路军129师放到正面堵截日军进攻，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运用毛泽东深入敌后的思想，做卫立煌等将领的工作，将129师放到侧翼，开展破袭战。129师不负重望，发起袭击阳明堡机场战斗，炸毁敌机24架，取得辉煌战绩。

从上述几个党内思想斗争的案例可以看出，党内开展思想斗争主要围绕“反左”和“反右”进行的。所谓“左”，简单的理解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凭热情和想象办事，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特别是不研究实际问题，凭书本和上级指示指导工作甚至指挥战争，教条主义泛滥，不能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在指导思想上进行调整，结果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所谓“右”，就是片面夸大客观不利因素，夸大敌人力量，严重低估己方力量，不做精神上的动员，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问题和困难面前退缩和害怕，使本该做的事不去做，本该想的办法不去想，造成机遇丧失，坐等失败。也就是说，“左”是敢作为但是乱作为、胡作为；“右”是不作为，怕作为。结果都给革命造成损失。这就需要既反左又反右，做到不左不右。我们看到党内斗争之所以“正确”取得了胜利，真理取得了胜利，有两条很关键：第一，我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一以贯之。这就保证了思想上的统一，而不会各行其是。即使发生错误也有纠正的依据。第二，我党始终实行民主集中制。即党内在讨论重大事项时，始终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讲出来，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这就保证了集体智慧能够得到集中，防止了专断。这一点即使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也没有中断。同时一旦形成决议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就保证了决策的贯彻落实。第三点，就是我党海纳百川，集中了一大批各类人才，能够相互砥砺、相互激荡又相互监督。也就是说我党是一个大集体，错误思想出现之后有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指出错误，并提出正确的主张，这就可以错了有人纠正、正确有人鼓励。

正是在与错误的斗争中，真理才越辩越明，思路才越来越清，才能提出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中国革命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同时，在不断的思想斗争中，党才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幼稚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一步一步将革命引向胜利，走向成功。

三、实践，在百折不挠中开辟康庄大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党的历史又是一部实践史。党从一大到二十大，从井岗山到北京城，从弱小红军到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无不昭示着探索的精义、实践的伟力。

从指导思想上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产生适合中国革命实际且管用的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欧洲人，且其创造马克思主义主要源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和当时工人运动状况，其思想体系庞大丰富，具有理论的起源性和普遍性。而中国在遥远的东方大地，且中国当时的阶级状况不单单是工人阶级，还有更庞大和广泛的农民阶级。与西欧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创立者对中国的状况非常熟悉，另一个只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实际才能够应用自如，且有胆识去自觉运用。而要达到这两个条件必须经过无数次实践，一个一个问题反复验证，一个一个事例反复说明，最后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毛泽东正是从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得出这一结论，经过了“学”“践”“悟”的反复实践过程，才提出这一论断。

从革命过程来看，中国革命是一个异常艰险复杂的过程。不但要面临反对派的进攻和反扑，还要面临自身的动摇和坚守，有时需要付出包括生命在内所有代价。这就需要不断地摸索和总结，进而找到出路。如红军长征是无奈的选择，根源在于党和红军面临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没有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遭受重大失败，在江西根据地已无法立足之时作出的选择。但长征又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淬炼的机会，长征经历的无数艰难险阻是一个特殊的实践过程，既有道路方向路线的探索，又有具体问题的解决，又有今后结局的安排。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还有民族斗争。无论哪一方面都需要当时的领导者审时度势，在千钧一发之际、在千难万险之中找到正确的道路，作出正确的决策。又如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在日寇紧逼、蒋介石封锁的极端情况下采取的自救运动。只有开展生产自救，包括在南泥湾开荒、延安纺线才能解决200万人军民吃饭穿衣问题。这种实践活动需要付出的努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从实践的品质看，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不断深化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这就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需要不断根据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新的需要提出新理论，保持前进的状态，做好理论的先导，成为实践的开创者。我党从新民主义革命理论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与时代同步的，都付出了巨大努力才从实践中升华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党的历史具有不断探索、实践的品格，只有实践才能使革命走向成功，只有实践才能创造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中国的未来。

由此可见，学党史不仅要知其事，还要明其理。也就是说，党史有“史”的内容，那就是党领导人民打倒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程、线索以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得知识，悟透道理，受到启发。也就是说，党史还有“理”的内容。既知其事又明其理，我们才真正学深悟透，从中汲取智慧，获得力量。我们从党史中懂得了“学习”“斗争”“实践”的理，就懂得了革命的不易，建设的艰难，就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憧憬美好的未来；更加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从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保持自己的初心使命，做一个坚定不移的实践者、开拓者。

(编辑 吕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