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后又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迁往东北。在延安七年多的时间中，鲁艺的成长、发展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在倡议办学，确定办学方向、办学目标、办学要求等方面，可谓倾注了满腔心血。在延安鲁艺成立85周年之际，回首鲁艺艰辛峥嵘的岁月，对新时代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教育，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具有许多现实启示。

一

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无数怀着进步思想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冲破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阻挠，汇聚到黄土高原上的这个偏僻小城。 

丁玲，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1936年11月，丁玲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化活动，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从南京出狱后，经由西安辗转来到志丹。毛泽东对这位湖南老乡的到来十分高兴，专门写下《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以此表达对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青年的热情欢迎和高度赞许。 

1937年秋，由作家莫耶与左明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摆脱国民党特务盯梢和纠缠来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会见并宴请从大都市来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全体成员。随后，音乐理论家吕骥、作曲家向隅、朝鲜青年郑律成、爱国青年李清泉、作家魏巍、文学青年冯牧、作家陈学昭、陈荒煤、作曲家冼星海和妻子钱韵玲、作家周立波、电影编导袁枚之等先后来到延安。在青年人心目中，延安是一个寄托着信仰、理想和自由象征的地方。于是，各地青年和进步人士满怀期待，或孤胆上路或拖家带口，形成奔赴延安的滚滚热潮。一些青年人甚至写下：“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誓言。据统计，上世纪40年代初期，延安已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抗战文艺事实上的中心。

为了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党中央毛泽东认识到“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1938年2月，毛泽东亲自领衔，与周恩来、林伯渠和周扬等共同发起成立一所艺术学院的倡议。为纪念鲁迅先生，决定将其命名为“鲁迅艺术学院”。中共中央委托戏剧家沙可夫和李伯钊、左明等人负责学院筹建。确立了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教育方针。鲁艺设立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系及研究室、实验话剧院等。学制定为6个月。这是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

二

1940年“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后又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统一简称“鲁艺”。早在1938年4月10日，鲁艺成立当天，毛泽东就提出，鲁艺“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同月再次发表演讲：“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还为鲁艺题写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号召艺术家们用这种艺术方法“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办学目标，鲁艺在课程设置上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学生必修课中，政治课与文艺理论课的比重占25%。李富春讲授的“中国共产党”, 杨松讲授的“列宁主义”、李卓然讲授的“中国革命问题”和“辩证法”等都是当时开设的政治课。文艺理论课中，有周扬讲授“艺术论”和“中国文艺运动”、沙可夫讲授“苏联文艺”等，这些课程是属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待文艺现象、分析文艺问题，是政治课的应用。到了延大时期鲁艺政治课与文艺理论课占比近50%。1945年5月鲁艺开设“时事政策”“人生观”“文艺运动”三门必修大课。吴冷西每月为学员讲—次时事政策报告；张如心讲社会发展史，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些课统称“人生观”课；何其芳讲大后方文艺运动，舒非讲边区秧歌运动，周巍峙讲前方文艺运动，周扬讲文艺运动史，这些课程统称为“文艺运动”课。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桥儿沟的鲁艺青年，唱着“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这首沙可夫作词、吕骥谱曲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青春勃发，满腔赤诚，身在延河畔，心系民族危亡，积极投身到爱国救亡宣传中去，服务抗战，唤起民众，播撒革命文艺的火种。

三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演讲：“《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的大观园是吕梁山、是太行山、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文艺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在这个大观园里生活—番，考察—番，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延安鲁艺成立后，为提高学员的艺术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进行了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1940年至1941年调整和健全领导机构，确立了正规化的学制，学制由短期学制改为三年。设立戏剧、美术、音乐、文学四个本科专业。同时制定了趋向专门化提高的计划。在美术系主要学习西洋技法，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在戏剧系，排演大戏和外国戏，《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受到青睐；在文学系，注重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欣赏。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抗战烽火岁月，紧张的战争环境，太长学制难以满足对于急需干部和人才的需求，注重西洋唱法画法虽有利于培养人才专业技能，但和处在农村根据地实际又相互脱节，而排演中外大戏虽能锻炼学员，丰富文化生活，但和紧张抗战现实，和根据地民众需要却相距太远，不合时宜。延安百姓对鲁艺师生的表现颇为不满，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华君武后来回忆说：“刚到延安时，因为我的表现手法都是外来的，画的画没人看，群众也不喜欢。”

其实不只是鲁艺，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引起党和毛泽东的关注。当时一份党内文件概括道：“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些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否则就会妨碍写作。—些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现在“还是杂文时代”，写光明就是“歌功颂德”。—时间，热烈喧闹的延安文艺界嘈杂起来，大有乱象纷呈之势。正如毛泽东批评的，延安文艺界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这说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

从1941年末到1942年3月，毛泽东约请延安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谈话，调查情况，交换意见，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由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计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40多位鲁艺师生受邀参加，占到座谈会代表的半数以上。毛泽东分别在5月2日和5月23日两次全体大会上讲话。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支军队。“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是有阶级立场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1942年5月30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再次到鲁艺作重要讲话：“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到‘大鲁艺’去。”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只有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的生活中去学习。把屁股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才能成为真正的文艺工作者。这样文艺创作才能有源泉，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鲁艺师生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站稳阶级立场，心中装着人民，他们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以人民为创作主角，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也都达到了新高度。

四

鲁艺在七年的办学中，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创新办学模式，取得了声名卓著的办学成果。

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不断创新办学模式。鲁艺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方向，要求艺术创作要为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鼓劲呐喊，特别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结合抗战实际，创造出实用型艺术教育体系。采取“学习三个月，前方实习三个月、返校再读三个月”的“三三制”教学模式。后面延大时期，实行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一体化的教学制度，学校教学时间占60%，社会实习时间占40%。在实践中开展教育，而不是在教育中辅以实践，成为鲁艺最突出的教学特点。

关注社会现实，服务人民大众。鲁艺师生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到人民群众中去，下农村，上前线，创作出大量不朽的作品。包括被称赞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的《黄河大合唱》；有让劳动人民形象第一次堂堂正正出现在舞台中央的《兄妹开荒》；有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的《白毛女》；有歌颂劳动的美，反映人民新生活，成为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杰出典范的《南泥湾》；有展现“三边”人民走上革命历程，被茅盾称为“是一个卓绝的创造”的《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一大批老百姓“听得懂”“解得下”的优秀文艺作品，极大地振奋了革命热情，使人民文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力军。毛泽东称赞道，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把以鲁艺为代表的文化队伍与革命军队相并列。这是毛泽东对鲁艺办学的肯定，也是对鲁艺取得更大办学成果的期盼。

顺应时代要求，创新艺术形式。延安时期，鲁艺人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尤其抗日战争时代要求，创新艺术形式，满足革命斗争需要。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文艺工作者把陕北地区具有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民间舞蹈秧歌进行改造，创造出“新秧歌”，使古老的汉族民间舞蹈重新焕发艺术生命，并配合政治运动发挥了极大作用。鲁艺艺术家吸收民间美术营养，以纯朴稚拙的乡土气息和简洁有力的刀法，形成有地域特色的解放区黑白木刻，反映解放区军民生产、生活和战斗，创造了有中国气派、崭新面貌，同时令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木刻版画。鲁艺人还对陕北民间年画、剪纸整理进行研究，创造出众多新年画佳作，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民族形式。

创作文艺作品，宣传鼓舞人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鲁艺师生以讲话精神为指引，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大量优秀文艺作品。长篇小说《高干大》（欧阳山）、《种谷记》（柳青）、《李家庄变迁》（赵树理）、《吕梁英雄传》（马烽和西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等；短篇小说有《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李有才板话》（赵树理）、《荷花淀》（孙犁）等；新编歌剧、戏剧有《白毛女》《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诗歌有《王贵与李香香》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以及新木刻画等，代表着—大批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概和中国精神的经典艺术作品，充分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

抗战时期，鲁艺汇聚了百多位文艺大家，周扬、沙可夫、吕骥、张庚、何其芳、江丰、冼星海、李焕之、王朝闻、古元、贺敬之等在鲁艺从事教学工作。培养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各方面学生685人，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李波等均为鲁艺学员。抗战胜利后，延安走出的艺术家们，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宝鸡市延安精神研究会、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发表在《陕西党史》杂志，2023年第3期。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