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在延安兴起的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就是向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开炮的一场思想和作风领域的“战斗”，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显示出的时代效应，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它像树立于漫漫征途上的一座明镜和灯塔，记录和映射着昨天走过的路，照亮和指引今天和未来前行的脚步。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根本保证。这一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一切工作准则，偏离了这一思想路线和最高方法原则，党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和损害。针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已严重成为妨碍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前进的“绊脚石”，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也是打破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历史性飞跃。通过整风，全党的形象和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也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更加扎实和牢固。

回眸延安整风运动前后的一桩桩往事，使我们加深了对延安时期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的理解，加深了对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内涵和精髓的感悟。

一句咒骂换来群众“减负”

这是发生在延安的一件真实事件——

1941年6月3日，盛夏的延安，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中午时分，天空突然聚集一片乌云，霎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

只听一声滚雷轰鸣闪过，像一枚巨镑炸弹在人们头顶炸开，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的一根柱子像一根竹筷折了一样被劈为两节，轰然倒下。正在这里参加县长联席会议的延川县县长被雷击身亡，同时还击中了一位农民的小毛驴。

事件传出后，一时谣言四起。死了小毛驴的那位农民，因为对征粮等负担过重心中多有怨气，逢人便说：“老天爷不长眼，咋不让雷劈死毛泽东！”此事引起的反响远在那个重雷的震惊之上，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在延安，还从来没有人敢有这个胆子指名道姓咒骂领袖毛主席。

于是，有人建议严惩，也有人主张按反革命罪论处，要逮捕法办那位农民。这事传到毛泽东那里后，毛主席立即制止了这些做法。他深情地说，不要难为了这位农民，要调查他“骂”的原因，不要凭主观办事。并指出：群众的意见和怨怒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了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原来群众普遍觉得政府征粮过多、负担太重，只是借此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情绪和怨气。事后，党中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作出决定：公粮征收任务从20万担削减为16万担，同时下决心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贯彻党中央这一决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首先从端正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入手，坚决纠正和克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为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采取多种措施，号召和动员边区军民广泛开展大生产活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产自给，自立更生，使边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件事生动地反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关心群众生活、减轻群众负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

一条建议助推“精兵简政”

这是一次重要会议上的大胆建言——

1941年11月的一天，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等11人，面对在座的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大胆而严肃地提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和政出多门之现象”。

毛泽东同志一边认真听一边认真记，将这一提案抄录在本子上。他当场予以赞同和肯定：“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会后，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

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即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并及时成立了编整委员会，负责检查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情况，要求把各机关过多的人员、尤其是上级机关的多余人员，尽量压缩，把多余的机关部门加以裁减或归并，做到精干灵活。同年12月中旬，边区政府就拟定了精简整编方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3个月后，精简整编工作基本结束，共裁减了骈枝机构百余个，精减人员1598名，占边区政府原有人数的24％。

1942年6月30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上，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同年8月，边区政府部分单位合署办公；9月，第二次精简整编工作告一段落。这两次精兵简政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尚未达到预期的全部目的。

于是，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又研究讨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开始了第三次精简。这次精兵简政，是认真总结前两次精简的经验、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实施的。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曾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一经发表，就很快提高了全党对精兵简政重要性及现实意义的认识。同时，在1942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提高了领导干部对精兵简政工作的认识，明确了精兵简政的目的和方法，用整风的精神进行精兵简政。此后，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修正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既为精简作了组织准备，又从制度上为巩固精兵简政工作成果创造了条件。

经过一年的努力，通过三次精兵简政，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1944年1月6日，李鼎铭先生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列举了我们党实事求是地采纳党外人士的积极建议在精兵简政中取得的成就：一是边区各级政府都做到了生产第一，生产中又以农业生产第一，1943年边区生产大发展，取得了众所周知的丰硕成果；二是精简了机关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初步实现了精简领导机关、加强基层政权和生产单位的方针；三是加强了统一领导，基本上实现了法令、政策、命令、指示的统一执行和干部的统一管理，“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和本位主义等现象大大减少；四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和成本消耗；五是官僚主义作风明显减少，边区政府对专员公署的日常工作指导，也减少了命令方式，增强了民主协商。

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建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后来被毛泽东主席写进他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中。这件事生动地体现了我党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除弊兴利的民主作风。

一项制度筑起“统一战线”

这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建设的一大创造——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党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凝聚抗日力量，根据当时的国情这一“实事”，通过分析研究，“求”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有利于加速抗战最后胜利的民主政权机构“三三制”这一“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创举。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任务。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坚持包办。”在坚持“三三制”原则中，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保持，是以参加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的优势来保证的，党外人士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使抗日政权具有更广泛的民主性。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就开了一个好头，使“三三制”这一原则首次认真地落到了实处。这次会议上一批党外有威望、有才干的民主人士当选，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担任重要职务。党外人士安文钦当选为副议长，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所属各县，也根据“三三制”原则，分别进行了普选，共有3580名党外人士担任县长、科长、乡长等领导职务。1945年，陕甘宁边区第三次普选时，“三三制”政权进一步得到充实，边区的41名正副县长中，党外人士有13名；53名正副议长中，党外人士占到26名。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实行“三三制”原则的诚意和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在各级政权机构工作中，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团结共事，同商共议，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良好的作风素养，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方面的一大创新创造，也是我们党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更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一篇评论纠治主观主义

这是一篇痛击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战斗檄文——

延安时期，谢觉哉是我党“五位元老”之一，也是新闻战线上的一位老兵。他曾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许多社论和评论文章，其中不乏批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战斗檄文。

谢老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心系百姓冷暖。他发现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作风飘浮不够扎实，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亲临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习惯和作风；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现象。对此，谢觉哉在及时向边区政府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的同时，挥笔写下了许多充满“辣味”的言论，对这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和缺乏实事求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和现象，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抨击，对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端正党的形象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人凭主观主义办事，工作比较教条化。谢觉哉在《削足适履》一文中通过对边区财政处发布料给大家做鞋一事的剖析，批评了工作人员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他在文章中写道：“边区财政处供给科见边区一级工作人员没鞋子穿又买不起鞋，于是买些布叫各人自己做。大概是怕人们不会裁或浪费材料，于是都裁成一样的鞋面发给大家，脚小的尚可将就，脚大的就苦煞了，不以鞋去就一定的脚，却要脚来就一定的鞋。脚不可削，鞋得重做，结果还是浪费了国家的布料。”他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他不研究各种具体不同的客观，却要各种不同的客观来就他一定的主观，并且肯定说各种客观都和他‘御定’的主观是一样。‘削足适履’是主观主义最好的讽刺，也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发展的极端。”

这篇评论笔触尖锐，语言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根源和危害，在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中引起很大触动和反响，大家以此为镜，对照检查和纠正克服自身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现象。

谢觉哉还针对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等作风和办事效率低等现象，先后撰写发表了《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多说不如少说》《简政不是“减政”》《到下层去》《倾听民意与实行民意》《要有问题》等评论和小言论文章。他指出，“官僚主义作风的要害是脱离群众。群众感觉最锐敏，你离开他一尺，他就离开你一丈；他不觉得你可亲，就是觉得你可怕。可怕，就不会来护你。”他要求“各级负责人及各级工作人员，都应拿出最大的责任心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去检查自己、检查别人，发现官僚主义的例子，加以批评、加以斗争、加以纠正、加以克服。”他强调，“要善于用各种方法使民众敢于提出批评和建议，说出心里要说的话，这不只是事情的开头；要紧的是你不仅愿意‘倾听’，而且要认真考虑和采纳人民的意见……那种只空谈‘倾听民众意见’而实际上不采纳民众意见的现象，是会和民众越离越远的。”他认为，“只有多想办法倾听民意，并多想方法把民众的正确意见切实实行，才是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作风的好办法。”

据史料记载，从1941年9月19日到1942年3月1日，创刊于延安的《解放日报》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小言论》专栏先后刊登了谢觉哉撰写的19篇评论文章。这一篇篇用词严谨、充满“战斗味”的檄文，犹如一发发振聋发聩的炮弹，击中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作风的要害，令人觉醒，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清风正气扬新帆，除弊兴利正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和抓铁留痕、踏石留印的作风，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刮骨疗毒，除弊兴利，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树立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经过全党努力，如今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党的形象得到有效改观，赢得人民群众称赞。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奋力有作为，有许多“绊脚石”和“拦路虎”需要清除；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一刻不能停歇，更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路线和务实作风。唯有这样，才能万众一心、踔厉奋发，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