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主评议新尝试

内容提要：陕甘宁边区在敌后根据地中最早实行救国公粮制度，1941年公粮畸重，政治动员遭遇其极限，于是在村和乡的层次上引入民主评议，以此消解公粮畸重问题。

“风云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本报特邀几位有学术建树的中青年党史学者参与专题的写作，他们认真查阅档案、缜密考证，从细微处入手，以学术的方式解读我们党发展壮大的风雨历程。”

毛泽东：“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抗战虽以军事为重，然其基础性的支撑则来源于财政。而在财政收入方面，由于抗日根据地几乎完全依托于传统的农村地区，农业收益因此成为抗日根据地财政的大端。救国公粮是根据地汲取农业收益的主要方式。

1939年之后国共之间摩擦不断，过分仰赖于外援的财政结构，使抗战最初几年救国公粮征收少、负担轻的局面走到尽头。1940年9月，国民党便曾一度停发每月60万元的军饷，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这笔军饷彻底停发，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捐款也停止汇兑了。一下子失去了占财政收入七成的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顿时陷于难以为继之境地。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及一九四一年，国民党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田赋征税办法不足以支撑陕甘宁边区政府应对战时的庞大开支。陕甘宁边区历来是经济落后、生产不发展、出入口不平衡的地区。经济落后，又不能自给，导致边区历史上财政收入很少，“抗战前陕北旧治二十三县中，有不少县份的收入尚不足本身每月仅360元的政费开支，其贫穷即可想见”。

为救国公粮开展的政治动员采用的形式多种多样，色彩斑斓。

一是组织宣传组，比如关中分区“进行了三四天深刻的宣传工作”，宣传的内容包括“抗战形势，保卫边区与保卫家乡生命土地财产的办法意义，并与群众的日常生活与迫切要求联系起来，借集市的机会给以广泛宣传解释”。在清楚解释之后，“人民都这样说：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一定能把日本挡住，使日本不能踏入咱们边区。所以人民对之特别拥护，自动的报缴”。

二是召集群众大会。延安县通过大会解释公粮作为军食保卫边区的意义，一般群众经过解释后都说，“日机经常来轰炸延安，这样惨无人道，我们甘心出救国公粮给前线打日本”。

三是利用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动员。延安县中区在区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后，下到各乡干事会议及活动分子会议，最后召集党小组会议，“估计了各群众收获粮食之多寡及应征收之数目字”。

四是组织小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进行宣传，张贴标语，固临县“完校编了九个大队，每队又分三组，分发各村宣传……小子说话群众还喜欢听，收效很大”。

五是会议宣传和个别谈话。固临县安太区白天召集妇女宣传，晚上召集男子分开进行；延川县永坪区“利用社会关系，干部深入农家，向亲友宣传解释，倾听群众意见，借以调查了解群众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他们的情绪”。

在报粮的过程中，“党的一个小组长古白，这次他也要再交2斗2升，大家认为他不够征收的条件，但他执意不肯，他说边区形势既然紧张，前方部队要粮才能打仗，我的粮虽不多，但我应吃稀一些，可以交一些公粮，经再三解释，他好像不高兴。总的说，这样一来，首先保证了干部中能够按规定征收，群众再不会感觉不公平，提高了对政府的信仰”。“群众说：‘今年不同了，区长、乡长都实报，我们须得实报。’”无怪乎延安县政府要坦言，“党员起了极大的模范推动作用，影响一般群众自动提出征收数目字。”

农民说：“他不服，咱们民主决定。”

1941年的公粮任务是20万石，为1940年9万石的2.2倍，是陕甘宁边区公粮负担最重的一年。为了完成史无前例的公粮任务，边区政府也颇费思量。首先降低起征点，必须扩大公粮负担面，让此前没有负担公粮的人也来负担。于是，起征点从1940年的每人450斤，降到每人150斤，落差足足有300斤之多。

考虑到20万石公粮畸重无比，要完成任务，必须有征收方法上的创新。这时有人提出“征收公粮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人民的事，政府可以根据调查提出数目，然而，还必须民众自己讨论民主的决定”。

引入民主的好处是，公粮任务由原来的政府向农民征收的问题，变成农民自己民主决定谁该来交公粮、该交多少的问题。在引入民主之后，公粮从原初的政府与农民的问题，已变为农民与农民的问题；而公粮畸重的问题，也已变为公粮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引入民主是通过一系列组织来进行的，这些组织包括县乡参议会、村民大会、家长会议。

陕甘宁边区原来就有边区参议会，但1937年12月成立之后一直不受重视，三年都未开过会。1940年边区参议会异常隆重地重开之后，1941年，边区公粮的分配都是经过边区参议会来分配各县数目的，并且各县、区、乡参议会同样承担了各个层级的公粮数目的分配。

在延安县各村，征粮在组织上“以参议会为主，征粮委员会和村长直接帮助政府工作同志从旁指导”。除了参议会，各县普遍地在各村召开村民大会和家长会议，并主要用由家长会议民主讨论各户的公粮数目。

一篇记述延安县龙湾征粮情形的征粮通讯《家长会议》，生动地描述了家长会议是如何民主讨论的：

山洼的积雪还没有消融……全自然村的家长都到齐了，二十六个人挤在一个狭长形的窑洞里。区长坐在炕沿上，其余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柜上，有的坐在炕上，乱七八糟的，嘈杂在一起。

区长开始一个一个地宣读着各家的调查情况，和计算公粮公草的数字。

“武秀芳，村长，开磨坊……按条例应征收公粮七斗，草三十斤，大家说对不对？”

“咱没意见，同意政府提的数字。”村长首先响应。

“李志中，八口人，雇短工三人，全劳动力四人，磨两盘，驴四头，马二匹，牛两条，……实收小米十七石九斗，除去工资三石四斗，实收小米十四石五斗，每人平均一石八斗，应以百分之十八征收，合征米两石六斗一升，草二百斤，大家有没意见？”

区长念着一长串冗赘的调查情况，但是听的人，注意力都放在最后两句。

“区长，我说老李应该减一些，因为他出公债，运盐……凡是政府的号召，他都打先锋，……这样的人应该鼓励，看大伙儿怎样言传。”一个吸着旱烟的老头这样解说，李志中还没有开口，大家附议老头的话，并提议减去二斗一升，一致赞成。

区长继续往下念，很顺利地已经通过十七个了。现在念着：“张黑虎，全劳动力，平常做泥工，每月可挣得三斗，全年按十月计算，共合三石，应按百分之十五征收，征粮四斗五，草三十斤，因为他情形特殊，实征粮一斗，草三十斤。”

“区长，我说我只能出二升。”“什么理由？”

“挣不下，没人请。”张黑虎这样简单的辩解，想马马虎虎地搪塞过去，瘦削的脸颊，在菜油灯下，显得格外灰暗一些，大家的目光射着他。人们早会料到他会不承认政府计算的数目，还在两三月以前，他就悄悄地对人说：“今年公家要大征粮，挣下的也白挣。”他鼓动别人少开荒：“够吃就行了。”村里人都知道他游手好闲，区长也知道。

角落里那个青年农民起来讲话：“我提议像他这样的，应该出得多一些……”“他不服，咱们民主决定。”坐在炕上的老头把旱烟管递给区长，装上一袋烟。

接着抗后会主任发表了一通理论：“出公粮是为的抗日救国保家乡……要知道没有八路军，也没有边区啦。”……讨论的结果，没有减，也没有加，大家同意要他出一斗，并警告他明年这样子就不行。

第二天，龙湾家长会议的情形，差不多第一行政村全都知道了，别的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先调查清楚，再召开家长会议，民主决定，好的要鼓励，坏的要斗争。”

在这篇《解放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负担者的公粮数额都经过民主评议，有的村民觉得征得重了，就民主决定减轻了，有的不肯负担公粮的，村民就要民主决定其负担，在通过各家各户的公粮负担数额后，又推举出评议员组成评议会，再一次对公粮负担进行评议。

区长说：“群众感觉倒是服气了”

许多县参议员都能踊跃地缴纳公粮公草，给群众很好的影响。县参议员说：县和乡“两个办事不一样，有啥事政府和我们一道商量”！其次，一些评议会的构成和议员质量都有问题，不少不公平的评议员混迹其中。马岑区一乡四村的谬殿臣是征粮评议委员，在九个征粮委员中，谬殿臣和他的亲族占了五人，结果谬就把自己的负担减轻，把别人的负担加重，村民不服，开了两次群众大会，重新提出评议委员名单，重新评议公粮数目，“民主把自私自利的评议员推翻了”。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家长会议》报道上看到的那样，在“民主决定”的形式之下，公粮征收基本上是实行了一种“完全的民主摊派”。“这一种办法的优点，在于简单迅速，不经过精确调查，就进行征收，它的好处是在战时环境下中，迅速完成任务”，虽然公粮负担很重，但群众说“今年咱出粮虽重，但大家都是一样”。

公平的另一层含义是边区绝大部分人都承当了公粮任务，“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公平合理地负担了征粮任务”，有些地方甚至高达95%以上，连按照条例免征三年公粮的很多难民都承担了公粮。在1940年之前，公粮负担主要在地主和富农身上，1941年的公粮虽然重，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承担了公粮。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延安中区的高区长说：“去年征了粮老百姓天天来打官司，嫌不公平，今年的粮已经征后一周了，连一个人也没有来区政府打官司，虽然比去年重了一些，但群众感觉倒是服气了，‘不怕重，只怕不公平’，这是群众的老实话。”

毕竟，救国公粮是一种动员，是在传统的田赋征税办法无法汲取财源支撑现代政府财政开支和战时军政人员粮食下的一种临时措施。当战局稳定下来之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开始考虑在救国公粮的基础之上开始试行农业累进税。

农民对于按常年产量征收也非常欢迎。在安塞实验时，四区三乡的吴光才说：“按常年产量征税是个好办法，这样征收，不但公平合理，就是二流子也得动弹起来了！”庆阳的一个农民说：“丈地征粮实在公道，地分三等九级，更是合理，这样算粮，我就知道明年该出多少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务营庄稼，多收下粮都是自己的。”绥德新一区二乡马鸡冠也说：“农累税按常年产量计税真公道，做务好的打粮多，负担少，以后多锄两次草，多上两筐肥，就够交粮了。”

农累税试行所得到的成果，其最大者有二，第一是土地数量的增加，第二是各阶层负担的公平合理。作为动员的救国公粮终于破茧而出，演化为正规税收制度的农累税了。

【作者：周祖文 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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