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会议后，为了加快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从1948年1月至3月间，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关于土地改革、关于工商业、关于统一战线、关于整D、关于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意见》、《关于新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关于讨论划分阶级草案的指示》、《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等。

关于土地改革政策，1948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的指示，要求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在“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为半老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不应当一下子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阶段逐步推进。中共中央特别出台专门文件对新解放区进行分配土地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发出这些指示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某些条文做了订正。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对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应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在国民党统治下为旧政权服务，然而“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我们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同时，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要使翻身的工人农民得到知识，并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或他们的子弟培养成知识分子，培养他们负担建设任务。如果只利用旧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那就会要犯错误。”

关于民主党派政策，总的统战方针和政策仍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新的革命高潮形势下，被迫解散的民主同盟在香港恢复活动；国民党反对派在香港成立委员会；冯玉祥在美国组成“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根据民主党派的新动向，中共中央提出如下基本统战政策：对民主同盟、李济深、冯玉祥等，“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我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人情人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关于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指示，明确指出：某些地方党组织违反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4月8日，中共中央及时总结占领洛阳等城市的经验，提出适用一切新解放的城市的政策：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做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一切作长期打算。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政策，194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指出：“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中国共产党团结开明绅士，“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团结开明人士，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关于政策和策略，中共中央根据夺取全国胜利这一形势下的斗争需要，反复强调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各军和各解放区坚决地无保留地执行中央规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要注意防“左”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他强调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还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中共中央还指出：“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干部善于从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和执行政策；要把政策交给广大群众，在每一行动之前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政策。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提高了全党同志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自觉性，保证了党在城市和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重要的准备。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