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由内战转向抗日的关键。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艾格妮比·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等西方友好人士，都直接或简接地涉及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

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onw)，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1936年夏，斯诺对陕北革命根据的访问，促成了海伦的第一次陕西之行，使她得以采访少帅张学良，提前两个多月向世界预报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年9月初的一天，留在北平的海伦收到红军信使转来的斯诺的密信，斯诺让她速到陕北共同考察这块红色“新大陆”。海伦接到信后激动不已，立即动身前往西安，准备伺机进入陕北苏区。这时的西安刚刚发生过蓝衣社特务绑架学生领袖宋黎以及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蒋介石与张学良在西安已经开始了一种冷战式的内战，海伦前往陕北的计划未能如愿。记者的敏锐和对中国事态的关切，使他预感到西安“正在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自己“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她不忍心离开西安而失去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而张学良此时也正想通过海伦和斯诺与外国报界的关系，扩大宣传西安的抗日形势。经张兆麟联系，海伦于10月3日下午6时如约来到了“西北剿匪总司令”访问张学良。她就时局和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提出5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同蒋介石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问：现在中日关系已至新的危机，司令对于国防问题有何新政策?

答：和平局面之决定，非在中国而在日本，假若日本不允许中国走向和平之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必从事最后牺牲。外报前传西北五省酝酿独立及实行联俄之说，乃纯属谣言。余个人及西北将领，绝对拥护中国统一行动，并服从领袖，执行任何一致对外之策略，余敢代表全体东北武装同志，不论任何时间对外，均愿效前躯，死于国防的第一线上。

问：目前中国有一种爱国运动在开展中，如学生运动，彼等并有极确切国防计划，使如要求民权自由，抗日运动自由，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停止内战，立刻对日作战。自从司令去冬援助释放北平被捕东北学生，许多民众特别是学生，均公认司令同情此种爱国运动，不知司令有何感想?

答：只要此种运动系合理合法的，政府一定容许，惟有时政府亦有苦衷在也。

问：日本决定要贯彻广田三原则，似已明显，并已在东北进行中，司令以为如何?

答：据余所知，政府并未接受广田三原则，须知政府必须遵从民意，中国民众是永久的不能接受此三项原则。所以即或政府欲依此项条件与日本进行交涉，而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例如，民国四年北京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但民众永未承认。 

问：最近发生之成都、汉口、北平、上海等事件，已使中日关系更系危机，司令以为政府将采取何种态度——压迫抗日运动或拒绝日方之要求乎?

答：对不起，余非政府当局，个人不能答复。(遂以个人身份声明)余深信中国真正统一，可期而待。因之对外抗战，必操胜利，余这样相信的。因为自从日本侵占东北以来多次势欲爆发之内战，均被全国上下渴望统一，要求一致对外的公众舆论所制止。所以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

问：然于中央政府和红军之内战，司令是否认为真正统一亦必须停止此项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欲继续此项战争，唯欲立即发动一合作之抗日战争以代之。

答：余及西北高级将领绝对拥护政府，服从领袖。信若共产党真能在政府领导下，一致对抗侵略者，此问题或可能依西南问题而和平解决之。

采访一结束，海伦迅速写成题为《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详尽报道。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她的电讯稿，海伦只好急匆匆搭乘首班火车赶回北平，用海底电报拍发给《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到全美国和全中国，《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明星报》也先后予以发表。在这篇报道中，海伦真实地报道了西安的动向和她采访张学良的谈话，她写道：“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张学良对海伦·斯诺的谈话，“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人要求南京政府做出解释，南京则否认会谈实有其事，广大青年学生和国民党爱国官兵十分高兴，斯诺从陕北返回西安途中，在洛川就听到东北军士兵激动地谈论海伦的采访，甚至在南京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私下也承认张学良的话有道理，认为“十年内战未能统一中国，现在只有实行全国抗战，国家才能统一。”海伦·斯诺后来说，这次采访“险些引起一场早产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海伦·斯诺在事变前两个多月对张学良的采访及其报道，加速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并且使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及时了解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为事变后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创造了重要条件，关于这次采访和报道，海伦·斯诺这样写道：“全国民众一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角落，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1936年10月3日的采访，唯独仅有，非同凡响：张少帅第一次以个人 名义发表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布宣战。大约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了。当然，我也感到震惊，但不感到突然，因为张、杨发动的‘兵谏’，并非偶然的事件。”

二

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是唯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人。她坚决拥护张杨发动兵谏的壮举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全力协助西安“三位一体”进行国际宣传，从而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实现。

1936年秋，时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史沫特莱由上海来到西安，暂住在临潼华清池，一边养病一边写作，并准备前往陕北苏区采访。同年12月初，蒋介石来西安督促实施第6次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行动，把行辕设在华清池，史沫特莱被迫移居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随着南京方面10多名军政大员陆续住进这个招待所，蓝衣社特务逼迫史沫特莱离开那里，但她拒不从命。12日清晨，西安事变爆发。十七路军士兵在西京招待所搜捕蒋系军政大员时，也闯进了史沫特莱的房间，搜掠了她的钱包、钢笔、手电筒和照相胶卷。但史沫特莱毫不把个人损失放在心上，当她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顿时“身受打砸抢遭遇的不幸一扫而空”，认为“无论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中国将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她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跑到院子里用中文大声高呼：“打倒蒋介石!”她随后设法搞到一张通行证和一些外科用的纱布绷带、背起急救箱在城内到处救护伤员。她还参加了西安各界支持张、杨的集会，并和群众一起高呼抗日口号。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及其随从者向国内外散布谣言，对西安的情况大加歪曲，甚至说红军占领并洗劫了西安全城：日本政府则攻击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的魔手”；苏联报纸在谴责张学良、赞美蒋介石的同时，还捏造说西安事变是汪精卫和日本共同炮制的。为了回击这些流言蜚语，西安“三位一体”加强了报纸和电台的宣传工作。史沫特莱不顾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慨然应邀到XGOB广播电台播音，担负起对外英语广播、进行国际宣传的重任。中共代表抵达西安的第二天即12月18日，史沫特莱采访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他们此行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报仇雪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通过王炳南的安排，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专门访问了杨虎城将军，询问了张杨捉蒋的目的意义；西安事变和两广事变的区别；西安释蒋的情况等一系列问题。她把自己访问中共代表及西北政界人物、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广泛发表。积极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介绍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对于戳穿国民党亲日派及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发动内战的阴谋，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1937年元月中旬，西安《解放日报》和《学生呼声》记者先后访问了史沫特莱，征询她对西安事变和救亡运动的看法，从中“刺探”“外国人对西安事变之一般观点。”史沫特莱认为：这次事变：在中国是自1926——1927年北伐以后最重要的事件”，“张杨两将军是具有高远的历史眼光和大的勇气的中国军事领袖，”表示“我是绝对完全同意西北的这次运动，而且我将尽我的能力拥护它，到必要时，尽我的生命。”

此外，史沫特莱还和德国友人王安娜一起主动护理和营救事变后获释的红军战俘。这些红军战士共有300名，大多数人都有病，在寒冬季节躺在冷冰冰的茅草棚里。史沫特莱用她懂得的一些急救办法对他们进行护理，并尽力跑医院为重病号找床位，给轻病号弄到药品。经过她的请求，杨虎城送来了2000块钱作为替病员们买毯子和食物的费用。史沫特安慰几个年轻的女战土说：“希望你们好好保重，尽早回到延安。”西安事变和平解放后，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12日离开西安，前往陕北苏区。

三

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是新西兰出生的英国记者和罗兹奖学金学者，曾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年1月到达中国之前，贝特兰已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所以，他一到北平就毫不隐瞒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并成为斯诺夫妇的好朋友。在燕京大学进修期间，贝特兰和张兆麟、黄华等爱国学生领袖同宿一舍，经常互有往来，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成功地举行了抗日救亡示威游行。贝特兰和斯诺夫妇以及合众社记者麦克·费希尔都上衔参与了这次行动，并散发了张兆麟寄来的西安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示威请愿宣言的复印件。当天晚上，贝特兰获悉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非常激动，急忙赶到斯诺家里向他们报告这一喜讯。此后，贝特兰代表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在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后的第二天到达西安，以便通过实地观察来充实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研究。

从1936年12月27日到达西安，至次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的当晚离开，贝特兰在西安进行了异常紧张的44天采访。他首先采访了参加事变的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了解到捉蒋的具体情况及放蒋后的西安形势，并代斯诺为伦敦《每日先驱报》撰写了一篇报道。他还以孙铭九为向导，登上捉蒋介石的那座山岩进行实地考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贝特兰和史沫特莱通过王炳南的安排，专门访问了杨虎城，询问了西安事变的目的和意义、西安事变与两广事变的区别、西安放蒋情况等一系列问题，得到满意的回答。当贝特兰问到“中国是否强大到足以抗击日本”时，杨虎城从心理上而不是从战略上的回答令他感到震惊：“问题不在于物质的力量，而在于不得不战的意志。只要有斗争的意志，我们就能作战。”史沫特莱听完翻译热情地说：“这是真正的回答!”贝特兰也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南京政府过去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的抗战意志，我们觉得自己对于杨虎城有一种新的敬意，看他的样子，似乎说得出就做得到。”

在频繁进行采访活动的同时，贝特兰还受托接替史沫特莱，继续开展对外英语广播。他的讲话录音第一次播放出来时，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认为“西安电台现在播音员是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此后不久，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给贝特兰打电报，威胁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不要作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行动。”于是从上海赶到西安的德国哲学博士、中国革命者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安娜利泽)又接替贝特兰在XGOB电台的播音工作。当时由于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并对西安施加压力，致使西安的形势错综复杂，以至发生 了东北军少壮派枪杀军长王以哲等人的二·二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贝特兰、王安娜主持的对外英语广播，对于稳定西安局势，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督促蒋介石兑现他所答应的六项诺言，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作为一名观察繁锐、才华出众的记者，贝特兰根据他在西安实地采访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于1937年迅速完成并在英国出版了反映西安事变的著作《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客观公正地揭示了这次事变的真实过程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在书中告诉人们：“西安事变不是几个将军私人的冲突，而是由于民族敌人无厌的侵略所激起的伟大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全中国反日运动，特别是西北军反日运动之最尖锐的表现。贝特兰对西安事变历史意义的理解，正如他在《华北前线》一书里所写的那样：“中国的民族战争，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弹，并不在满州，或上海或华北前线，却在1936年12月12日铺满了雪的华清宫的外面发射了的。不了解沈阳、西安和卢沟桥之间的偶然的关系，就会不了解远东社会力的真实动向。”

综上所述，海伦·斯诺、斯诺、史沫特莱及贝特兰等国际友人，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及其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宣传报道，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放，从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韩江卫，西安邮电学院社科部讲师】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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