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有4000余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农民626人，占47％；工人310人，占23.4％；小商者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由此可见，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就占70％，在整个部队中农民的比重更大。当时，由于频繁作战，政治思想工作又没跟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的作风，在红四军部队中泛滥起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当时一个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消灭了地方军阀陈国辉部，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同月下旬，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毛泽东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他想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以上一些问题。但是，这次会议在有关党的领导、红军的任务、农村根据地、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而有些人却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的权威，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等。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参加会议的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会议还对前委进行了改组，前委改选后，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后来，由于红四军出击闽中受损失很大，再加上红四军前委机关不健全，部队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政策上也发现了许多错误。因此，9月下旬，又在福建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认识不一致，会议未获结果。许多人对当时的状况有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当时以大会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信，希望他尽快回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并主持红四军的工作。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地分析了红四军的一般情况，认为红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必定难以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会议还规定12月份的工作主要是：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先后召开了许多类型的座谈会，并且找了一些干部、战士谈话，深入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和大家共同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白天搞调查研究，晚上整理材料写文章，隆冬寒夜，他房间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这期间，毛泽东还与朱德、陈毅一起领导部队进行了政治和军事整训。毛泽东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8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9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

1.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规定红军不仅担负打仗的任务，还执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即“三大任务”。决议还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

2.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加强党内教育，严格党的纪律，开好党的会议，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3.明确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

4.强调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决议对红四军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表现，产生根源，对革命的影响、危害及其纠正的方法，都作了具体的分析。

5.确立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政策和方法，优待俘虏兵，不准没收他们个人的财物，有伤给予医治，愿留者欢迎，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释放。

6.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宣传内容要根据红军政纲和针对各阶级、阶层不同对象的情况去确定，宣传方式要灵活多样。

7.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古田会议决议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了。决议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奠定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在思考当时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时局的估量和红军的行动问题。会议刚结束几天，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就在古田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并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必将燎原。对林彪以及共产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这篇通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敌人所击败，无法以城市为中心来取得全国胜利的必然性，从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等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理论。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红四军首先组织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许多干部、战士都自动地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批评。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打骂士兵、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错误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也逐步克服，红军部队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红军中贯彻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实行了，从而使红军进一步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奠定了人民军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本网站所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部分作品是由网友自主投稿和发布、编辑整理上传，对此类作品本站仅提供交流平台，不为其版权负责。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