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回望过往，不难发现，文化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昨天与今天，留下了鲜明而又特殊的印记，而且弥久历新。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已经过去78年了，但至今仍是我国文化艺术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依然对我国的当代文学艺术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全国人民同心向往的革命圣地、抗日的中心和人民心目中的灯塔。无数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满怀革命激情，不怕艰难险阻，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这其中，就有许多爱好文学艺术的知识青年和不少知名的作家、艺术家，比如周扬、严文井、丁玲、艾青、萧红、草明、洗星海、蔡若虹、郭小川等。

他们创办了不少的报刊杂志，活跃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生活，带来和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及外界的文化交流与信息沟通。同时，也发生了种种与战争环境和根据地生活不和谐的现象。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认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作题材内容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

有一个时期，被称作“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迅艺术学院，也走偏了方向，搞起来所谓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外国戏；文学系侧重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师生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的那些东西，我们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

作家队伍内部也存在着严重争论和纠纷。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干部和边区群众强烈不满。回到延安开会的第120师师长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饭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去“报警”。

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主持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与凯丰联名发出请柬，邀请100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按惯例，毛泽东或中央主持召集会议，都是下发“通知”的形式，而这个座谈会是以“请柬”的方式。当时延安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一般印刷品都用自制的马兰纸，但这个“请柬”却是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制的，应该算是当时延安最豪华的请柬了。足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家们的尊重。

座谈会是5月2日下午正式开始的，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直到5月23日晚上结束。会议的最突出特点是民主气氛浓，生动活泼，允许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同意见展开争论，最后形成共识。

5月2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不足120平方米的小礼堂正式举行。毛泽东的开场白简短、幽默，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鲁总司令的文化军队也是“团结自己、消灭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当他说到“鲁总司令”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阵阵笑声。

毛泽东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然后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五大问题，要求大家展开讨论。

会议讨论时，一开始冷场，丁玲在一旁鼓动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就第一个发言，提出作家要有“自由”，作家应“独立”的观点，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发言后，胡乔木忍不住站起来反驳。所以，讨论一开始，“火药味”就比较浓。

胡乔木和萧军争论后，何其芳的发言使座谈会的气氛有所改变。他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何其芳的自我批评，成为座谈会上备受关注的声音。接下来是分组讨论，现有的史料披露，座谈会期间，小组会上各抒己见，各种声音争论得异常激烈。

5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萧军、罗烽、艾青与胡乔木、吴亮平等人就“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的话甚至很出格，那种民主气氛是后来难以想象的。

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他在座谈会前，曾经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前方很需要文艺工作者的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并亲自给他写了回信。

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他讲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盛况，说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老百姓送我们很多吃的东西，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红枣核多的那条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打趣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吃了群众的鸡蛋，可要好好为他们服务啊！”

 有争论自然要有结论。这个结论自然就由毛泽东来做。5月23日下午，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先是由与会者发言，出席会议的朱德总司令在发言中。他针对萧军在会上反对“歌功颂德”，狂言他要做“世界第一”的观点时说：要首先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批准；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不但要转变，而且是投降，我自己就是从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他说：“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为什么不该颂？”发言最后他强调说：“你们要多写前方的武装斗争和后方的生产斗争，那里有许多感人的材料。”朱老总用浅显通俗的大白话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把讨论推向了高潮。他点明了会议的主题：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

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工作人员用3根木棍架起一个三角形支架，悬挂上煤气灯。在煤气灯下，毛泽东手拿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开始了讲话：“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我就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我答卷的题目就叫‘结论’。”

毛泽东把文艺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他阐述了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在“结论”中，毛泽东还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错误观点。他在讲话中结束时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座谈会后，“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1943年春节，“鲁艺”学员按照陕北人逢年过节闹秧歌的习惯，组织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走！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知道后很高兴，说这才“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一个时期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高潮，并创作了一大批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欧阳山《高干大》、柳青《种谷记》、赵树理《李家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等；中短篇小说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荷花淀》等；新编秦腔剧有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历史剧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民族新歌剧有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新民歌体叙事诗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大量新木刻画……

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