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疫情威胁着边区军民的生命安全和抗日斗争及边区建设的发展，能否有效地预防、控制疫病，关系到陕甘宁边区的坚持、巩固与发展。为此，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同各种传染病作斗争。

一是建立防疫领导机构。1940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防疫工作会议，5月26 日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后方勤务部、青救、妇联、抗大、卫校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代表33人组成。该会为延安防疫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延安市、县境内的防疫卫生。同时在大的机关单位及区乡级设立了防疫分会，以领导所属各单位之卫生防疫事宜。1942年4月28日，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防疫总委员会，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为主任。该会“对于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有指导辅助之责。”“在执行防疫事务之时，得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物力。” 

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还在区、乡、村设立卫生防疫小组，以领导基层的防疫工作。 防疫委员会的成立使边区的疫病防治有充分的组织保障，对控制疫病的流行和蔓延，开展预防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开展广泛的卫生防疫宣传。面对边区群众对疫病防控知识的缺乏，以及边区严重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不良卫生习惯，党和边区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把防病治病知识教给群众，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和疫病作斗争。边区政府除利用小学校、干训班、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书画、标语等形式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外，还通过展览会的形式进行宣传。边区的展览会每年都举行，其中以1944年举行的卫生展览会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参观人数达10970人，其中老百姓4303人，几占一半。 这个卫生展览在延安展出后又巡回各地展出，对提高群众的卫生常识，预防疾病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考虑到边区文化落后、文盲较多的现实，边区政府还利用当地农村庙会之机，组织秧歌、戏剧等文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卫生常识。如延安清凉山农历七月十五庙会，子长县三月十八娘娘庙会，分别以秧歌形式演出“卫生歌”“治糠采”“勤婆姨”“怎样养娃娃”等卫生宣传节目，收到良好效果。庆阳桃花山三月初一庙会，既有陇东中学、庆阳完小联合组成的秧歌队，又有庆阳八一剧团分别演出的秧歌和戏剧，教育群众讲卫生。《解放日报》多次发表社论和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1941年《解放日报》在第四版还开辟了“卫生专栏”， 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 217 篇，重点介绍了传染病的预防和一些卫生保健知识。陕甘宁边区卫生署还组织编写了《妇婴卫生》《村卫生》《传染病的防治和护理》《军民手册》《传染病防疫问题》《防疫须知》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卫生知识小册子。这一切不仅教育和鼓舞边区广大群众同疾病、巫神迷信以及不良的卫生习惯作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使他们掌握了一些疾病的防控知识，提高了全体军民的健康防病意识，为抑制一些疫病的蔓延和流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建立多系统的医疗机构。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三大系统的医疗机构: 一个是中央系统的中央医院、附属门诊部和学生疗养院。其中中央医院是边区的三大医疗中心之一。该医院创办于1939年11月。初创时期，医院设妇产科、内科和外科，全院最多可容纳100位病人，还特别设立了隔离病室。后来又增加了结核和传染病科，医疗设施也增设了X光室和化验室，医疗设备和技术都是比较好的。二个是军队系统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野战医院、二兵站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其中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当时边区最大的医院。医院建立初期，共有床位100个，工作人员112名， 医生9名，护士45名。1941年春，床位增加到200张，工作人员260名。三个是边区政府系统的边区医院、边区医专、干部休养所、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以及在保健合作社基础上建立的国医研究会。其中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分别在延安设总社，在各县乡设有分社，使卫生工作深入到农村，初步满足了农村群众的基本就医需求。《解放日报》1945年底据统计，到1944年10月，全区有医院11所、卫生所 75个，群众中有中医1074人、西医6人、兽医54人，药铺930家，保健药社26个，有医药合作社51个，接生员61人。这些医疗机构从上到下，从部队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形成一个医疗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区缺医少药的状况，较好地承担起了为边区百姓治病的任务。建立现代性的疫病防控机制为做好防疫工作，边区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现代性的防控疫病机制。

首先是实施接种预防。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免疫力，是防控疫病的有效方法。因此，边区政府三令五申要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工作。为实施接种预防，边区卫生处于1941年初组织注射伤寒、霍乱疫苗200瓶、为3300余人打了牛痘疫苗。为作好鼠疫的预防，1942年边区卫生处还发动党政军民捕鼠灭鼠，并购置鼠疫血清及疫苗，以备不时之需。

其次是实行疫情报告制度。限制疫病扩大蔓延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早发现、早报告，以达到就地消灭的目的。因此，边区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1942年5月13日，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规定: 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该会; 伤寒及副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 疫情报告制度不仅能使防疫委员会全面、快速了解疫情，而且该制度对疫区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责任心的提高，也是一个很好的促动。

最后是隔离制度。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是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的关键。因此，边区建立了隔离制度。陕甘宁边区民政厅1941年发布的《陕甘宁民政厅布告》，对传染病的隔离制度作了初步的规定: 其中第七条要求发现瘟疫时须将病人安置另窑居住，严格与健康人隔离，禁止与健康人公用饮食器具，病人用后的器具，须消毒后方可使用，用开水煮或石灰泡。第九条要求病人一切排泄物须深坑掩埋，不得随意乱倒；发生瘟疫的村庄区域，须立刻通知邻村及附近机关预防，停止与他村来往，至传疫病消灭三星期后，恢复原状。第十一条要求发现传染病时，须立刻报告当地政府，转报上级并速送医院检查治疗，切实遵照本厅布告防疫办法执行。第十二条要求各级政府接到发生传染病的报告，须立刻进行一切紧张预防布置，必要时可严令断绝交通，封锁病区。”疫区的封锁与隔离切断了传染病的进一步传播途径。

与此同时，边区卫生防疫主管部门组织医疗队前去病区救治患者。这样，边区就建立了一套有效的三步联动防控疫病机制，初步实现了事前有预防、事发有报告、事中隔离处理，在阻控疫病的迅速蔓延、传播以及及时救助病患人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是注重增强人民群众体质。过去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落后，人民营养状况不良，身体素质普遍较差，免疫力较低，这也是各类疾病多发的原因之一。在边区通过 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边区克服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和改善，粮食、肉类、瓜果、蔬菜等都能自给，人们逐渐走向丰衣足食。边区的卫生部门还专门成立营养委员会，负责改善人民群众的营养。营养委员会不但对于吃饭时间也作了科学合理的规定，而且抽调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食堂厨师集训，提高烹饪技能及卫生知识，以加强伙食的改善，补充人们的营养，增进人民群众体质。边区民政厅还倡导粗粮要细做。《解放日报》还专门刊登了《小米怎样吃才好》一文，对小米的18种做法作了详细的介绍。精工细作后的小米不但易于消化，而且营养价值较高。此外，边区还向群众提供体育设施、体育场所及运动器具，号召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以增强免疫能力，并倡导定期举行运动会。1942年9月1日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运动会，也称为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抗日民主根据地举办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延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的代表队，还有边区各分区、县、市的代表队，男女运动员共1388人，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及武装爬山、障碍、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还有网球、足球、棒球、马术、赛马、跳水、举重、双杠、单杠、木马、团体操、舞蹈、武术等表演项目。加强营养和开展体育运动对增强人民群众身体素质、抗御疫病侵袭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