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团结出生产力、出战斗力，团结也出好环境、出好干部。一个领导班子的成员互相补台，往往会事业兴旺，好戏连台；反之，班子成员互相拆台，搞内耗，往往是事业受损，一块垮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英雄，更需要英雄的团队。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每个党员的责任。善于团结协调也是一种大本事，大智慧。在党的路线正确，事业顺利发展，党内意见比较一致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相对比较容易。而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党内意见出现严重分歧，个人遭受误解，甚至被错误打击，党面临分裂的危险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对党员特别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讲，则是党性、胸襟、理想信念以及智慧的严峻考验。

周恩来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在中国革命极其复杂的环境里，他不仅多少次出生入死，奇迹般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且，他也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可以说，他一直处在斗争的漩涡中心。但无论在多么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宁肯牺牲自己，忍辱负重，也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1930年，是我党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濒于分裂的时期。周恩来两次挽救党于危局，使党渡过了难关。

一次是纠正立三错误，使党遭受很大损失的局势得缓解。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员由5万多人减少到１万多人。经过两年艰苦工作，到1930年春，党员人数超过了大革命时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对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这时在我们党内发生了“左”的错误，而这种“左”倾错误同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密切相联。当时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也不可能不受到一定影响，这反映在他的一些文章、言词和起草的文件中。但周恩来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就是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处事审慎，因此，一联系到实际工作，他在政治局中就同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竭力要搞暴动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发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193O年，李立三要搞南京暴动，周恩来认为不具备暴动条件，经中央同意否决和制止了暴动。在周恩来的反对下，李立三盲目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30年3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去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后，李立三才得以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如实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况。经过艰巨的努力，才说服共产国际同意纠正立三“左”倾错误。最后，周恩来、瞿秋白和国际执委共同拟定了7月23日决议。决议认为中共应停止武装暴动，但并未说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而只是说“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这个决议还比较合理，因为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形成的。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活动引起了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央政治局的极大不满。他们一再要周恩来从莫斯科速归。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出他右倾的危险”，并粗暴地对待周恩来，说“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认为“过去没有抓紧周恩来的一切问题，这是我们的琉忽。”于是准备把周恩来调离中央领导岗位。而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虽然手持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却并未因为李立三犯了错误就粗暴地对其进行处理，也不用李立三对待自己的粗暴态度去对待他。周恩来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思想上进行说服教育，同李立三一道讨论问题，纠正错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几个月中所犯错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在周恩来、瞿秋白的主持下，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周恩来亲自写信为他向共产国际请求。共产国际曾单方面开除李立三的党籍，中共中央并未接受。周恩来、瞿秋白稳妥地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端正了方向，在党内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然而，当局势刚刚扭转的时候，党又面临新的危机，周恩来再次挽救党于危局。

由于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在8月1日、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对其中有些话感到十分恼火，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上升为“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说李立三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并由此而批判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此时，党内的投机分子王明趁机跳了出来，一改原来对三中全会的支持态度，在党内发动一部分人攻击党中央和三中全会，制造派别斗争，企图搅乱党的思想和组织，并提出改组中央。由于王明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党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实行对全党的领导。周恩来到处找人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王明一伙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着瞿秋白、周恩来，企图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当时，党确实陷入了一场即将分裂的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成为当时党面临的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没有再作什么辩解，不是去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为避免党的严重分裂，一方面承担了所谓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并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于王明反对中央的非组织活动，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党员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采取搞分裂的方式。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劝他们不应意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渡过难关。出于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的考虑，周恩来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未获批准，就服从组织决定，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仍然反对把执行立三路线的人都划成立三派，并进行排斥。认为如果那样做，则仍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他站在党的立场上，极力保护和团结更多的同志，使党尽可能减少损失。四中全会后，他又找罗章龙、王克全谈话，要他们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经过艰苦的努力，党终于从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中摆脱了出来。

在1930年这段极其复杂艰难的历程中，周恩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表现出他立党为公的坚强党性。

周恩来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最为复杂而特殊艰难的局面，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明确定性：“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也是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党的主要领导人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占据合法领导地位的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情况异常复杂。周恩来事前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虽然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但最初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现象，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他也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到这一问题，十分忧虑（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第2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一是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其所能挽救危局。单从个人讲，前者不失为上策。当时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后来又患了癌症，远离斗争漩涡，去治病疗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于从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对党和国家、民族怀着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当然不可能选择前者。而选择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但是，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只要能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难以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而坚守自己的岗位，也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象陈老总那样拍案而起。陈老总拍案而起，后面有周总理的维护，所以，陈毅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为保护陈老总，一次次亲自陪斗。有一次中央文革与姚登山等人秘密策划，唆使外事口造反派围攻总理18个小时，不让吃饭、睡觉，搞车轮战术，想迫使周总理交出陈毅，并由他们组织批斗。周总理当然不答应，反复说服、教育、批评他们，最后心脏病急性发作，晕倒在院子里。

而如果周恩来“拍案而起”，情况就不同了，那样，就可能出现两种后果，一种可能是在林彪掌握军权和“四人帮”鼓动群众的狂热中，周恩来被打倒，如彭真讲：那样，他“就跟我们一样进秦城监狱了”，结果是林彪“四人帮”掌握军政大权，国家倒退，再要象后来那样恢复就非常艰难了。另一种可能是党内分裂，军队分裂，形成真正的内战，国家破败，经济崩溃。这两种结果对人民都极为不利。

周恩来没有选择“拍案而起”，而是选择了一种毫不畏惧，完全不计个人的毁誉得失，凭着智慧、才能、威望，进行迂回、渐进、韧性斗争的做法。而选择这条路极为艰难，这意味着他不得不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对于周恩来这种品德高尚，“重名誉，不重名位”，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革命家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但是，不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就不可能发挥他所起到的那种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重要作用。1966年l2月间，他在与并肩战斗了儿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心声：“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苦撑局面的内在动力。在当时那种局面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但当风暴袭来时，周恩来用自己的身躯，挺身抗击，在他所掌握的一部分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和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保护了党和人民。他抱着牺牲自己的态度，力挽狂澜，并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一步一步促进时局的转换。

当时他已是重病在身，还挑着总理这副重担。有一次，一天晚上给他安排七个会。他的肝区剧烈疼痛，用椅子背顶着肝区与红卫兵谈话。服务人员小声说：“总理坐下说吧，您太累了！”周恩来轻声回答：“我不能坐，坐下就睡着了。”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大会、小会对他进行围攻，甚至把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谣言（即所谓“伍豪事件”），也拿来作为炮弹对他进行攻击，对他进行精神上的折磨。三十年代，顾顺章叛变，他掌握上海党中央所有领导人的住址。蒋介石要亲自召见他，要把我们的上海地下党中央一网打尽。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看到电报后，想办法及时通知了党中央，周恩来抢在敌人前面，妥善处理了此事，敌人扑了个空，非常忌恨周恩来，出动大批军警特务疯狂搜捕，报纸连日登通缉令，悬赏数万两银元巨款缉拿周恩来，但毫无结果。于是，又使出惯用的造谣污蔑伎俩，编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假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用过的一个笔名），1932年2月20日，在上海《申报》、《时报》等报纸上刊登。（其实，1931年12月15日，周恩来早已回到了中央苏区。）在敌人登出造谣启事后，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就登出为周恩来辟谣的启事，措辞巧妙，既澄清了事实，又使敌人无法抓到把柄，使敌人狼狈不堪（赵炜《西花厅岁月》第210页）。没想到，几十年后，江青等人竟又把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谣言当作炮弹攻击周恩来。“四人帮”还干扰他的治疗，江青经常要找周总理面谈，无理纠缠几个小时，使得总理不得休息，不得安宁，无法治疗。他们说“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

这种斗争极为艰难复杂。单凭勇气不行，还需要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

当毛泽东的意见正确时，周恩来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并尽可能加以发挥。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刻把它作为自己手中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使这一口号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成为“抓生产”的同义语。

对毛泽东“左”的思想，周恩来在可能的限度内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尽可能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专门找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意见。但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周恩来就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认识向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减少批判所谓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来的冲击力。

1971年9月，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抓住这一历史的契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落实党的各项干部政策，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观点，因此，不可能从全局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对周总理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深入开展，既恐慌，又仇恨，生怕批判深入后，他们同林彪互相勾结的反动面目也随之暴露得越清楚。因而，对纠“左”斗争处处阻挠和破坏。“四人帮”对总理进行肆无忌惮地围攻，极尽其诬蔑之能事，胡说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11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总理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身患癌症的周总理强忍内心的愤怒，不动生色，平静地听着“四人帮”一伙的恶毒攻击。会议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的，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会下都边说边哭地为总理鸣不平。就连给江青服务的工作人员也说：江青她们一天价不工作，看电影，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总理一天到晚地为党为人民操劳，还受他们一伙的无情折磨。一回钓鱼台，这帮人就幸灾乐祸地喝酒祝贺，不知道他们是安的什么心！（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507-509页）1974年江青一伙又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公然说现在有很大的大儒，要批“现代的大儒”。又到处“点火”、“放炮”、“放火烧荒”，不断攻击总理。实际上是对周总理在林彪叛国后，采取的一系列纠正极左错误的正确措施进行恶毒攻击，到处制造事端，揪斗干部，煽动停工停产，使刚刚稳定的政局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破坏。江青一伙极力想迫使周恩来离开工作岗位。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竭尽全力地维持着政府的运转和国家经济的运行，一方面又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从1974年1月到6月1日，在他住院前的5个月里，除了到医院检查治疗外，抱病工作139天，其中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小时到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小时到24小时的有44天，主要靠输血、打针及吸氧支撑病体，坚持工作，一直没有放弃应有的领导权，使江青一伙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如此艰难的斗争中，总理还要默默忍受战友们的误解。有的老同志写信说：总理能够忍，一忍再忍，忍到何时？总理看后，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竭尽全力地保护这些同志。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战友和同志们会理解他的。

在那种特殊复杂的情况下，有些问题上要抗争，有些问题要忍让，有些问题要在沉默中等待时机的转换。但不管采取那种方式，他始终进行着坚韧不拔、顽强卓绝的抗争。特别是他保护了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把他们一个一个送上领导岗位，这才有了后来的历史，才有了改革开放美好的今天。尤其在促使邓小平复出上，可以说是用尽了他的全部心力。

1972年5月18日，医院确诊周恩来患了癌症。但是，他没有去治疗。1973年3月，他主持过政治局会议，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后，才向政治局请假两周到玉泉山去检查治疗。1974年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要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并发言。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率团去。他是想让邓小平在国际上亮相。毛泽东决定后，江青反对。毛泽东表示，“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毛主席意见，并为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以壮行色”。

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四人帮”为“组阁”夺权，制造“丰庆轮”事件，大闹中央政治局会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并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派王洪文于10月18日背着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去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恩来的状。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并借机逐一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遭到毛主席的严辞批评。

当时，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很重，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防止党、政、军大权旁落于“四人帮”手中，为四届人大“组阁”作最后的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一生中最后一次坐飞机，抱病到长沙去见毛主席。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有潜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劝阻总理不要远行。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再三嘱咐随行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抵达长沙后，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意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因为当时邓小平在党内只是政治局委员，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都在邓小平之上〉。并当着王洪文的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人帮”的概念，对王洪文讲“‘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江青有野心”，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解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12月26日晚上，毛泽东避开王洪文，约周恩来单独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天正是毛主席的生日，他们谈得很久。形成后来人们所说的“长沙决策”，其中，重要内容是与周恩来分析比较，交换意见，最后确定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

1975年夏天，毛泽东指示政治局批评“四人帮”，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这样，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实际处在了王洪文之上，实际上已安排好由邓小平接班。这时周恩来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毛主席也在念《枯树赋》。周又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由邓小平接替自己的职务。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4次大手术。此时，总理除了膀胱癌外，又增添了结肠癌，对一个77岁的老人来讲，进了手术室，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在进手术室之前，总理躺在推车上，用颤抖的手在1972年6月23日，他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事件”所作专题报告录音整成的书面材料首页上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入手术室前，他用尽全身气力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对“四人帮”邪恶势力的控诉，也是留下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清白，也是在保党的政治声誉！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走上前去，总理握住邓小平的手，高声地说：实践证明“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时他虽然不能起来与邓小平一起同“四人帮”斗争，他还坚决地鼓励支持邓小平将全面整顿继续搞下去。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一再嘱咐叶帅，“千万注意斗争策略，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在那种情况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但他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结束这场动乱的道路，减缓了这场灾难对人民的打击。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他也不得不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无论是抗争，还是忍辱负重，都是在历史的悲剧中，所作的一种恰当的选择。所以人民理解他，热爱他。李先念讲：“他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叶剑英讲“最艰难处显奇才”。陈云讲：“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这也是国人的共识。

（本文系《周恩来精神风范》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