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迭代升级的历史过程。经济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主线，并非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当前全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现代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现代化的一条主线就是经济现代化，“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出发，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又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既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又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其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迭代升级的历史过程，延安时期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共产党在极其的恶劣环境中，领导陕甘宁边区和革命根据地军民，提出并实施“减租减息”，“组织起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使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得到了全面的解放和发展，为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以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地区农业的现代化变革，是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突破传统社会框架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渐进式的土地改革，铲除了在中国延续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帮助根据地约一亿五千万人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通过对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国农村长期以来桎梏生产力发展的枷锁被打破，几乎陷于停滞的社会生产力焕发了生机。

首先，耕地面积逐年上升。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初，边区内的耕地面积为八百六十二点二万亩，到抗日战争胜利时，耕地面积已经激增为一千四百二十五点二万亩，八年增加了五百六十余万亩。其中中国共产党组织根据地军民通过开荒，开垦的新耕地在1944年末就达到了五百亿十二点二万亩，平均每年通过开荒新增耕地面积六十四万亩，开荒规模之大由此可见。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仅1941年到1944年三年时间，就在南泥湾地区开荒四十万多亩，硬是通过自己勤劳的汗水，将“从前的烂泥洼”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陕甘宁边区在开拓耕地的过程中，不仅局限于陆地山川，也在积极扩大水田面积，仅1940年到1944年的五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内的水田面积就从两万三千五百五十八亩增加到了八万二千四百六十一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陕甘宁地区根本无法达到粮食的自给自足，需要每年定期去陕西关中或山西地区买粮，以供应边区军民的生活。从1941年开始，虽然有移难民和爱国青年不断进入边区，边区的人口数量不断上升，但边区非但不再需要从外界买粮，甚至还有部分余粮可以作为商品向边区外售卖。到了1942年，陕甘宁边区内的军队日常经费中，有60%到82%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机关学校的日常经费中，也有57%到90%达到了自给自足，基本不需要政府拨粮拨款，即能自行维持运转。

其次，农作物的品种结构发生改变。陕甘宁边区在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培育和引进方面成绩斐然。谷子新品种两年便推广到边区17个县广泛种植，面积达到一万零一百八十亩，老黑豆和红皮花生两年时间也在边区内各县推广了七百九十九亩。除粮食作物外，棉花、桑蚕等经济作物产量在延安时期也有大幅度提高。其中棉花的推广最为顺利，到1945年除三边分区外，其余各分区均有棉花种植。陇东地区1943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就达到七百四十一点三亩，1944年更是扩大到了五千六百八十一亩。关中的淳耀、赤水两个县原先的棉花种植面积非常有限，1941年棉花仅种植了一百五十八亩，到1945年已经增加到了一万一千三百零四点五亩，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七十一倍。养蚕业的发展同样迅猛，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养蚕户合计九千一百一十六户，养蚕量四万九千五百二一点一升，蚕丝产量三万七千二百七十点五斤。1943年养蚕户上升为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六户，增加比例29.37%，养蚕量上升为七万五千二百八十四点二升，增加比例为52%，出产的蚕丝产量则上升为五万四千七百四十一斤，增加比例为46.87%。优良品种的引进，农作物结构布局的改变，推动了边区农作物整体水平的提高。

再次，畜牧业的迅速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发展畜牧业看作是边区农民得以勤劳致富的三个主要副业之一。在边区已有的牲畜种类中，羊的繁殖不但可以补充肉类，其皮毛对边区被服手工业的发展也有很大促进关系。牛、驴的繁殖，除了可以帮助农业生产外，对于边区的盐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帮助。为了保护畜牧业的发展和这些牲畜品种，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政策文件，推广牧草种植，禁杀母畜，禁止母畜出口，鼓励农民个人和集体养殖牲畜，另一方面则由各级根据地政府组织牲畜专家，以巡回下乡的方式向农民传授防病防疫知识，免费为生病牲畜看病，免费为农民改良畜种，使得边区的牛、驴、羊的数量得到增长迅速。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羊的保有量相比1938年增加了三分之一，1940年比1939年又增加了三分之一，1944年时羊保有量达到了创纪录的一百九十五万多只。陕甘宁边区1944年共出口活羊七十五万只，羊毛八点八万斤，羊皮二点九万张，羊羔皮六点九万张，仅凭借羊这一个畜牧种类的出口，就创汇达到边币11亿元以上。其他牲畜种类的增长同样迅猛，1944年陕甘宁边区牛的保有量达到了二十二万三千零五十八头，驴的保有量达到了十八万零八百六十二头，骆驼保有量达到了创纪录的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头，骡马数量达到了十二万匹。

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耕地面积均不断扩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使得广大农民也具有了组织起来的迫切要求，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合作社更进一步的提高了农业劳动效率，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和分散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进步。

二、以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探索工业现代化的进路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基本处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落后边远地区或者广大农村地区，近代工业几近于空白，所需用工业品主要依赖输入。为粉碎日伪军扫荡及封锁包围，支持抗战到底，各抗日民主政府坚持“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建设方针，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有针对性的发展了能源工业、炼铁业、军事工业、盐业、轻工业、机械制造业，形成了以公营工厂为骨干，合作社工业、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实现了工业品的自给和半自给。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8年边区开始建设公营自给工业，创办了工艺实习厂、恢复了延长石油厂，另创办了难民纺织工厂、造纸工厂、农业工厂、皮革厂及神府纺织厂、陇东纺织厂。公营纺织厂的开办，还促进了民间纺纱业的发展。从1939年起边区经济遭到封锁，为保障基本生活需求，边区政府在“五一”劳动节举行了工业展览会，以激励工业发展。新华化学厂、后勤部制药厂等相继创办，部分满足了民众日化用品与药品的需求。另外，开启了公私合营或军民结合的生产合作模式，在安塞、固临、延长等县组织纺织合作社。边区政府建设厅帮助其训练工人、提供织机、投放资本、调剂供销。但由于战事紧迫，有些工厂一再迁移，远离原料产地，产能较低。1940年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提出“半自给”方针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有力促进了边区自给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成为发展重点。1941年外援断绝之后，边区政府、边区银行筹措370万元生产贷款，借予各部门作为生产资金，各机关、部队、学校以此纷纷筹设工厂。八路军三五九旅成立了大光纺织厂、肥皂厂，除自用外，尚有小部分在市场出售；另外还开办了木材厂2个、铁厂3个、榨油坊1所、盐井10个、炭井1个。机关学校和中央系统、后勤系统，先后创办了十多个纺织厂及被服、制鞋、煤炭、木工、造纸、磨坊、榨油、纺织等手工工厂与手工作坊。1942年边区政府建设厅总结上年经验，提出“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纺织业”的方针。同年10月提出了“向赵占魁看齐”的口号，开始在工业生产领域发动赵占魁运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此时，边区机械工业已得到较大发展，纺织、造纸工具已能全部自制自给，制造基本化学工业品所需的机器已开始装置。

截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陕甘宁边区的重工业与化学工业，能够炼铁、炼油、修造机器、配置军需品、制造三酸、玻璃和陶瓷；轻工业能年产布15万大匹以上，造纸1-2万令，创立了火柴厂等；工厂工人增加到万余人；民间纺纱从业妇女在15万人以上，织布从业妇女约四五万人，各种织布机二三万架。工业的发展不仅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原料，打破了敌人封锁，更是从根本上起到了平衡和稳定根据地金融的作用，有力支援了对敌经济斗争。

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业建设，也颇见成效。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确定了工业建设方针，即“发展农村手工业，促进农家副业，提倡大规模的手工业经营，发展国防工业”。其公营工业主要用于发展军事工业，较少涉及民用工业，这与其处于敌后抗战第一线的战略位置密切相关。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军事工业部成立，军事工业进入新阶段，先后组建、合并了一批修械所，建成了11个军工生产连，3个化学厂、2个矿工队。1940年，晋察冀边区工矿管理局成立，公营工业自此获得较快发展。抗战后期，晋察冀边区的纺织业在大生产运动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纺织品严重缺乏的情况有所好转。各类生产合作亦获得较大发展，使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得以自给自足，收入也有所增加，打破了敌人封锁，在对敌经济斗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晋冀鲁豫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主要发展了纺织业等私营手工业或公私合营的生产合作社。山东抗日根据地还有公私合营的金矿、煤矿等。晋绥边区在炼铁、采煤，生产硫黄、火硝等方面也成绩斐然。

三、以繁荣商业贸易推进公私营商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初，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的收入，对外贸易既无财政任务，也无金融任务，无所谓贸易政策，完全是自由的。边区政府虽然在1938年4月成立了边区银行直属的商业机构光华商店，但是光华商店的主要任务是满足生产与市场上的需要，稳定外汇与平抑物价，帮助公私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上依然是属于采办性质的“代办点”，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一个商业贸易机构。皖南事变爆发后，边区内部物资匮乏，物价指数开始飞速上涨，为了渡过困难，稳定物价，边区在财政经济上采取了自力更生与分散经营的方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管理和领导。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正式确定新的贸易方针：“大量推销土产，换进必需的物资和外汇，限制消耗品、迷信品进口，以相对稳定的金融物价，保证供给，支持财政，发展国民经济，求得出入口平衡，对内贸易自由”。各根据地依照这个方针政策，开始大力发展商业贸易，商品的流通有力的促进了各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商业形式主要有公营商业、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光华商店作为陕甘宁边区较早公营商店，负有“保证机关物品供应”的任务，地位在公营商业中无可替代。盐业公司成立于1942年9月，主要任务是对外实行盐业统销，对内稳定边区内盐价，最终做到通过盐业经营，换取边区所必需的物资。盐业公司成立后，业务开展顺利，至1944年拥有了七个分公司，公司下属各分公司设立业务和行政两个部门。土产公司是1942年由物资局领导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任务是经营边区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推销边区土产，换取边区日用必需品，并掌握外汇，对特定业务进行统购统销。其余如西北土产公司是对边区土特产进行统购统销的专门公司，南昌公司则是延安公营机关商业的业务领导机构，主要业务是向往来的商人推销物资，“沟通内地城乡商业，团结外商”。永昌公司主要任务则是从事土布经营，稳定了边区土布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陕甘宁边区的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几个主要公营商业机构，在当时的商业规模极大，到1945年时，盐业公司至有资本十一亿元（边币，下同），管辖有一百多个骡马店；永昌公司有资本近三亿元，管辖十二个分公司；土产公司有资本二十一亿元。这些公营机构，足以控制边区的内外市场，是边区商业的，命脉。

陕甘宁边区在“对内自由贸易，奖励发展私人商业”政策指引下，通过创办农村消费合作社的方式，繁荣农村商业。1939年陕甘宁边区有消费合作社115个，1940年有132个，1941年有138个，1942年有207个，到1944年消费合作社数目剧增为281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44.3%。这些消费合作社由会员自己买卖货物，经营方式十分灵活，既有商店营业，也有流动走水生意，既节省了群众的路费，又使群众买到价廉物美的货物，一方面避免了商人从中赚取中间利润，另一方面则降低了自己购买物资的开支，并能及时卖出土特产，改善大家的生活。消费合作社架起了边区农村和外界商业往来的桥梁，把农村的土产如皮毛、药材等收集起来，换回农村需要的必需品，在边区广大的农村建立了商业网点，繁荣了农村的商业贸易，成为边区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边区的生产力发展。

在中共中央“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也都有生产自给的公营商业。这些公营商业大的有本金一万元，小的不过本金数百元，目的在于供给本机关学校的日用品，同时对外卖些商品赚取微利，借以改善生活。绥德县1938年全绥德只有一家书店，1940年合作社商店已经增加5家，41年增加7家，至1942年，共有机关商业26家。延安1943年4月有机关商业42家，到1944年6月发展到67家，增长了59%。这些机关商业的成绩非常显著，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的供给问题。中央直属财经处及各机关学校在1941年上半年的经营中，依靠113名员工、296800元的资金，经营着大小二十多个商店，营业所得可以覆盖各机关学校日常经费的48%。

四、以经济现代化的成果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施“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的方针，所实行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不仅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还在最大程度上的改善了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使这些几千年来生产力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地区焕发出一片新面貌。

延安市西区埂岘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只有住户田二鸿与王存云两家，土地荒芜，荆棘遍野，每到傍晚则不断狼群嚎叫。而现在不仅成为人口稠密的村庄，并且大家的生活也过得很好。除田二鸿有两头牛，100多头羊，60多垧熟山地，并有石灰窑、木匠铺，每年收益甚丰外，就是前年才移来的马俊海，现在也有吃有穿了。曾经靠着沿途乞讨才从友区来到边区的李兴海，因为在埂岘湾村获得土地，安居下来，全家劳动，努力生产，现在生活不仅得到解决，而且日益向上。去年从横山移来的难民雷步壁，今年借到农贷与人合买了一头牛，积极开荒，在秋收后，打的粮食供给一家老小，还绰绰有余。东区黄花洼后沟的农户曹守富、张作新和马豫标的光景也一天天过得更美了。曹守富种庄稼50响，张作新种庄稼30响，两家都兼贩卖牲口，他们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马豫标去年底结婚，添置了很多新衣服。今春他又购进一头大驴。黄花洼后沟的农民们，在一天劳动后，晚上总有些人聚集在一起，唱小调、吹箫、拉胡琴，大家娱乐，状致愉快。本市流动工人，多来自农村，他们农闲时期空手而来，农忙期间满载而归。包工的米明亮，家住在市府的背后，那两幢崭新的房子就是他的财产之一。他屋内的摆设，两床新被新毯，以及他妻子的穿着，与商人实无差异。至于本市商人们的生活，从资金的扩大和他们日常生活来看，则大非昔比。在新市场后沟，商人们的住宅及其堆栈，紧密相连。最近他们向公共剧团捐资百万元，兴办娱乐场所。由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货物畅销，市面交易亦已大增。过端午节时，数十担粽子顷刻售罄。其他如日常用品，火柴、布匹等，天天出售甚多。人民对于卫生、保育，亦已大加注意，逐渐认识到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就能使自己生活过得更幸福，很多人一有病就去看医生。

生产力的提高，生产量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必然引起交换的频繁。延安时期生产力发展后的市集也不是早先破瓦颓垣的市集，“建成新屋了，开始搭篷子，渐渐砌砖窑，起石屋。有些以前没有集的，现在有集了。每逢集日，百货云集。固定的市场，延安市的商业资本两年中约增加十倍以上。商店数1938年为九十家，1939年增长到一百四十九家，1940年增长了为三百二十家。研究商业发展的原因，一是农村生产增加，有剩余品要卖出，卖出生产物为着是买进消费物，因而市集繁荣或须得新开市集。二是边区没有苛捐杂税，导致延安物价比西安、兰州、榆林等任何地方都低，甚至低得甚远”。延安市每次唱戏，几十里远的妇女穿着新衣骑着驴来看，不带干粮，都进馆子吃饭，“这是以前完全没有的事”。生活的改善，同样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和精神生活的丰富。马栏区1940年建立新民主政权后，人口由500户激增至1200余户，耕地面积扩大3倍有余，“正以努力开秋荒和准备丰稔的秋收来欢度中秋节。在八路军来陕北以前，中秋节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过”。

对于这种“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曾经在陕西、山西两省调查走访过五个月时间武道认为，这种最普通的人民群众欣欣向荣的景象是“最动人的事情”。曾经深入陕甘宁边区进行调研的爱泼斯坦同样发现，“在中国到处是乞丐”，但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调查走访了一千多英里，走访了大概一百多个村镇，历时五个多月，却“没有见到一个乞丐，也没有看到过一个农民或士兵显得营养不良”。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考察了晋察冀根据地之后，印象最深刻的是“民众的活跃”。在中国大多数农民都只是在“喘息中挣扎”时，晋察冀人民却是在“兴奋地在战地中求生”。尤其是在过去传统印象中慵懒无序的农村，居然“没有一个懒汉”，也“没有一寸荒地”！

五、历史的启示

（一）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实践，不仅直接关系着抗日根据地是否能够发展和抗日战争是否能够胜利，同样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否能够得到改善，同时也是“准备着将来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各个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以不懈的奋斗深刻改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局部执政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首要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新时代的前进道路上，必须继续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通过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通过铲除烟毒、整治巫医神汉、发展现代医学等手段，移风易俗，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破除迷信，打破了封建礼教对群众的束缚，极大的提高了根据地群众的身体素质；通过普及教育、传授劳动技能，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人口素质和劳动能力；通过“劳模运动”树立典型，在群众中塑造了“劳动光荣”意识，极大的提高了群众劳动积极性；通过改造“二流子”，安置移难民和妇女解放运动，将长期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迫的广大群众解放出来，重新赋予了他们政治权利和劳动权利，极大的释放了根据地的生产潜力，调动和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护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在正确的经济发展思想指导下，党领导根据地军民战了经济困难，也使人民群众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看到了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中国共产党也获得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些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新的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要想在新时代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就要继续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一切依靠人民”，就必须在生产建设中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依靠和凝聚人民的主体力量形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合力，在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践履过程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统一。

（三）延安时期，面对根据地生产力落后，物质的匮乏，人民生活困苦的现实环境，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技术有着明确的需求导向，始终以优先解决生存需要和军事需求为第一要务，为了解决首当其冲的吃饭问题，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农业生产工具改良，高产量的农作物引进，以及鼓励发展畜牧业和经济作物，使得民主抗日根据地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为了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科技工作者通过地质考察掌握根据地矿产资源分布，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石油、煤炭、铁矿开采技术，钻研冶铁、炼油、机械制造技术，最终建立起了立足应用的工业体系。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延续了延安时期对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的理论，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运用程度直接视为改变中国生产力落后面貌的基本条件之一。1988年9月，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的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的问题，强调要进一步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为解决“卡脖子”难题、实质性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理论遵循。归根到底，正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让中国人民深刻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我们必须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而有步骤的改革，消除影响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利因素，深入研究和解决能够促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科技问题，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在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上繁荣和发展，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编辑 马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