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实没有想到，在时隔13年之后，安黎的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会被译成英文版和世界读者见面。我认为，这不但对陕西文坛，而且对于中国文学界而言，都是一件可圈可点的大事、喜事。中国有句老话叫“好酒不怕巷子深”。《时间的面孔》经历了读者和时间的考验，重新以另一副全新的面孔展现在国内外读者的面前，也将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真值得啧啧称道。

这里，我除了再次由衷地感谢作者安黎为世人提供了这道难得的精神大餐外，还要发自内心地对翻译家们表示深深的谢忱！我深知，成功地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反映中国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不但要有一双识货的慧眼，还需要扎实的、博大的、拔尖儿的译作水准。特别是了解和掌握世界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兴趣，包括一些细节描写、方言和土语运用以及风俗习惯的巧妙而容易贯通的描述。既不伤作者的本意，又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产生快感和浓烈的跟进，实属不易。我相信，这本小说的译者有这方面的自信。

其实，这部著作走向世界也是情理中的事，也是冥冥中的偶然中的必然。陕西作为文学大省，著名的作家众多是不争的事实。陈忠实主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底下不长草”。这当然是一句形象的比喻。平心而论，安黎是位十分低调、十分有实力，又十分有潜力的当代作家。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他是地道的平民出身，是千千万万个农家之子中的一员。然而也是先考上渭南师院上学，毕业后分配工作，才使他跳出农门，来到都市生活。同样，也是挚爱文学，才改变了他的前途和命运。他曾长期在《美文》杂志社当编辑。无疑，这使他接触了千万计的读者和作者。他发现和培养了无数的作者，也极大地丰富和滋养了对底层生活的认知和观察。可贵的是，他在做好编辑工作之余，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创作。先是散文、随笔、后是小说。我认为，安黎的作品有两大特色：一是思想深度，二是文字的穿透力。我曾看到《文艺报》载文对他散文的评价，说他的语言是文字的“石匠”，是一般作家不能企及的。我也曾聆听过他的关于一片黄叶从树上飘落的描写，真是妙到极致，深到无法探底。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也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读了听了都会打心里赞许。安黎的小说是独树一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地位一定会彰显出来的。安黎不但潜心于文学创作，成绩卓著，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的社会活动很多，大都是社会公益事业。他很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认为孩子的教育与成长90%以上在家庭、在父母。因此，他又将很多精力花费在了孩子的教育的研究上面，也写出了一系列的专著。最近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三册小、中、大学教育书籍很是火爆，据说刚刚发行就销售了1万册。他反对举办各类培训班和辅导班，而提倡家庭教育。全国的许许多多的家庭和他有热线联系，不断向他进行咨询，他也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从而赢得一致好评。现在，他的大作译成英文，首先在美国发行，是题中之意，也是理所当然。

《时间的面孔》究竟成功在哪里？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的看法是：这部小说真实地、全方位地再现了中国北方农村由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几十年间的老百姓生存方式的演化和嬗变。这里，既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有人际关系和人情世故的变化；既有精神风貌的改变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也有知识技能和向往高质量生活的迫切愿望。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是相对落后的，当然也包括思想和意识，那么，几十年后的情况则大不一样了，甚至可以用今非昔比这句话来形容。

小说的主题也不言自明：文明一定要战胜愚昧，先进一定要战胜落后，光明一定要取代黑暗，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民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顺者必将更兴盛，逆者必将走回头路。而历史总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坚信前途光明。一言以蔽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是正确无误的，必须长期遵循。

麻子村、“狗舌头”这块地方，是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先前模样。再讲具体点儿，是中国大西北的一个农村的缩影。这里历史悠久而厚重，文化深厚而原始，民风朴实而憨厚。但是，地理条件恶劣，土地贫瘠而荒凉，人民生活简单而封闭，甚至有些方面表现出原始和愚钝的状态。作者“我”就是以此拉开了作品的序幕的人。

时间的面孔，就是现实的面孔，时间只能往前走而不会后退。同样，现实再落后，再有这样那样的困顿、伤痛和疑难问题，总会变化和改变。作品描写了好几十位人物，如“我”、三妈、立本、富贵、大林、小林、刘奇、栓虎、北墙、宝来、小辉等等。我能感受到作者着力描述这些众生相，而无意要刻画某个典型人物和所谓的英雄人物。这既是作者的写作初衷，也是作品的内在要求。作品中的“我”应该是第一号人物，从麻子村考上大学，毕业后进入大都市，又干上了记者、编辑的职业，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时代弄潮儿。他头脑清晰、思维能力极强，又有坚实的生活底蕴和知识支撑。尽管未能得到提拔重用，反而遭受种种刁难、打击。但是他始终认识超前，站在社会和时代的潮头。三妈是一位普通而又十分有主见的农村老太婆。她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但从不服输，直到最后“瘫痪”，还是一个精神不倒的人。小林的描写不是很多，但是写出了民族精神，这便是坚持真理，永不低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他的言行代表的是正义，是法治，他追求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而他的哥哥大林之死，正是社会不公的牺牲品。立本对小林的看法与评价，虽然听起来不顺耳，甚至有点刻薄和讥讽，却道出了一个铁的事实。中国社会要发展进步，不是靠几千年的宗法统治，也不是强权政治，而是法律、是法治。而刘奇这个人的刻画，则从反面证实了法治的重要和必须。他的许多行为是对法治的反动，甚至是野蛮的、惨无人道的。他是社会的怪胎、毒瘤。尽管作品中关于他的描述有些太夸张，比如用烧红的钢棍儿捅人屁股，但这个人是被人深恶痛绝的，他的结局也是罪有应得。还有许多人物都写得很神似，让我捶胸赞叹！

我要专门对立本这个人物形象多说几句。我认为，他看上去是二号人物，事实上作品是围绕他来写的。他是一个新人形象，代表新思想、新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文化前行的方向。他同样出生在麻子村，可他幸运地考学、留学，在国外攒了钱，也得了难以启齿的病。可是他心系故乡，回来后办企业、办学校、建公园，无论动机如何，客观效果是积极的、有益的。我的看法是他的言行正是要冲破千百年来沉淀在家乡人脑子中的陈腐的东西。不论怎么讲，用最时髦的话说，这对于促进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起到了促进作用。作品中关于立本回乡后撒美元的描写是真实的，但人看着心酸，如果经济发达，观念先进，是不会出现这种情景的。立本是一个喜剧人物，又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们从这个形象身上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文明进步的方向不可改变。他的死及“老娘”这个老根的断裂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文学艺术是划归在社会科学的范畴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宗旨是教导人们如何认识世界和引导人们改造或改良世界。长篇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载体，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巴尔扎克说过，小说历来被认为是民族的心灵秘籍。《白鹿原》所描写的是自民国到新政权产生的多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灵秘史。而《时间的面孔》则描写改革开放初期这个特定阶段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认为这两部小说有异曲同工之效。安黎是一位写作老手，他知道怎样布局和处理小说的结构和笔法。我觉得，在进行《时间的面孔》的创作时，他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相结合的方法，很有趣，也很成功。“我”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但又不是，只是一个配角，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读罢全书，你明白，“我”在书中努力发挥着一个字的作用，及“串”。“串”人物之间的关系，“串”故事的情节与细节，“串”场景与场景的关联。细细琢磨，“我”在“串”的过程中是一个正能量的化身与代表。虽然有时也说些调皮话、风凉话，甚至是透心儿的“警示之言”，但都在对众生相的塑造起着烘托和升华的作用。我倒坚定地认为：这一方法也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伟大的女性海伦·斯诺》新书发布会，也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想和看法。其中就有不同制度和信仰的国度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性。我认为，民间外交有时比国家间的礼仪外交更富有成效。而文化交流、文学艺术交流正是民间外交的重要载体。当下的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大的不和谐，甚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严重对立。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更需要民间交往来缓解矛盾，起码可以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时间的面孔》的英文版出现，而且首先在美国发行是应运而生的。

由此，我想到了文化自信与“他信”的关系问题。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国家、民族、信仰的经济、科技、教育的交流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和外交的交往和斗争也是很正常的。而文化艺术的沟通与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尤为重要。多年来，我访问过美国、日本、俄罗斯、瑞士、德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也几次去过台湾地区。遗憾的是，在参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和逛书店时，却很少从书架或书柜中看到中国的文学艺术书籍。在台湾地区游览时倒目睹了不少来自大陆的文学艺术类图书，我想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同根同文吧。我们讲文化自信，当然要讲五千年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承，当然要讲历史上的文化艺术杰出人物和文学艺术作品，当然也要讲历史上的文化文学大事件。然而光讲这些还不够，还要讲文化交流。倘若不谈张骞出使西域，不讲唐僧取经，不讲丝绸之路，不讲郑和下西洋等等，文化自信就失去了参照，失缺了对比。须知，自信中也包含着内因和外因的结合。假如没有张骞出使西域，何来后来的“丝绸之路”，没有佛教的传入，哪来的中国精神的儒释道的结合？没有西方现代教育的传入，哪来的现在的数理化教育科目？同样的道理，没有《资本论》的介绍，我们怎能认识资本主义？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何来中国的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同样道理，没有文化交流，我们对西方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现代科技、医学技术也是一无所知的。我们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我们。我所焦虑的是，眼下的现实是自信有失风范，“他信”严重不足。有位朋友告诉我，现在全国的一流医院，其医疗器械大都是进口的，国产的很少，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的。文学艺术则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优势，需要交流，需要“他信”。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文学艺术类的书籍摆满了国外的书架、书柜，成为畅销的精神产品，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讲，文化自信落到了实处。安黎的《时间的面孔》进入美国，进入英语读者世界，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降低它的深远意义。

因为《时间的面孔》要出英文版，作为忠实的读者，也作为一名关注陕西文学创作发展的文学工作者，我又一次认真拜读这部作品。在重新阅读中，我突然想起一个老得掉牙的话语：文学作品要写出水准，要让读者推崇，就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源于好理解，而“高于生活”究竟怎样理解？文学评论家和教科书上都会云里雾里地讲大道理，也不能说讲得无理由。我重读《时间的面孔》，忽然眼前一亮，所谓的高于生活，一个重要因素是所塑造的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比常人高得多，共性人皆有之，而个性却很出众。个性特点写活了，就有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不知我这样讲有无合理的成分？！

2023 年9月22日

作者简介：

雷涛，男，1954年出生，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陕西文学基金会创始理事长。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游记散文集《走近阿尔卑斯山》，纪实文学集《走向王国》《走出西影的女人们》，文论集《文心鳞爪》《困惑与催生》《原乡记忆》，书法集《心迹墨痕》。2010年荣获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勋章和“契诃夫文学奖”。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