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延河封冻的冰块已经融化为奔流的春水，河岸两边堤坝上的杨柳吐出了新芽，山坡上冬眠的草木泛起一层新绿，到南方过冬的大雁和小燕子也都飞回来了，带着呢喃欢快的歌声。

一队身着绿军装，佩戴红领章的年轻军人，踏着春光，行进在陕北山峁沟梁纵横的黄土地上，冷风吹不干满身的热汗，沙尘挡不住铿锵的脚步。他们走访健在的老红军、老八路战士，探寻老区的民兵英雄，深入田间地头和农家窑洞收集那些动人的故事。

这是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举办的新闻报道学习班所组织安排的红色圣地之旅，一次发现和淬炼新闻报道人才的采访实践活动。

1975年3月下旬到4月，为加强部队和民兵的宣传报道工作，给所属部队和机关培养通讯报道骨干，省军区政治部决定举办为期四十天的新闻报道通讯员学习班。记得参加这次学习培训的大约三十多人，有干部也有战士，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学习班由时任宣传处副处长董治顺主持组织，在省军区东八路招待所集中新闻常识学习和理论武装之后，参加学习的同志被分为陕南、陕北、关中三个实习小组，进行实地采访。

陕北组一行九个人，由我带队。

这是我从京城调回陕西省军区机关后，第一次带学员下乡采访实习，所以留下的记忆比较深刻。

和我一起到延安采访的同志，记得有省军区独立五团的董祥林、军区后勤部的徐少先、通讯站的关福印、商洛军分区的管益农、汉中军分区的姚广坤、宝鸡解放军第三医院的徐新水，还有安康军分区和独立师的两个同志，记不起名字了。他们都是二十来岁英俊潇洒、朝气勃勃的小伙子。当年28岁的我算是老大哥，不过个头和学历比他们低，对省军区的部队和民兵工作也不如他们熟悉。

那时节，下部队或农村采访还是很辛苦的。当时的西安到陕北，没有高速路，也不通火车，公交班车每天也就是那么一二趟，买个有座位的票不太容易。公路的路况也不好，一会翻宜君山梁，一会走洛川土塬，一会又下到深沟河道，一会又穿崂山峡谷，弯道和坑坑凹洼多，一般在路上要走两天。我们一伙是提前买好车票，头天乘坐汽车从西安出发，在铜川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下午才赶到延安，住在延安军分区招待所。

到延安后，我们九个人分成三个小组，一组到志丹县，一组到安塞县，一组留在延安城里。一周后，各组带着采访的收获和撰写的初稿，回到军分区招待所，修改定稿。同志们采写热情高涨，勇于吃苦耐劳，常常是白天下乡调查采访，晚上聚在一起研究提纲和草拟初稿，互帮互学，交流切磋。有时一个两个人静悄悄地在灯光下伏案笔耕，有时四五个或全小组同志一起“会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甚至为一篇通讯的标题或文中的某一句用词而争论不休，目的都是为拿出有质量能上报刊的稿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少先。那一路上，他是我们这支队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行官”，也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凡是需要跑腿、联络的事，包括安排食宿、购买来回车票、联系采访对象、照相合影等事务性服务性工作，全都由少先同志包了下来。更开心的是，少先性格开朗又豪爽，不管走到哪里，总是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爱讲段子、说笑话、出节目，逗得大家是忙忙碌碌一路，说说笑笑一路，热热闹闹一路。有同志开玩笑说：“只要咱们小徐在场，翻山爬坡不觉累，喝口凉水也带香味。”

这次采访，也是一次红色文化之旅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熏陶。我们所接触、采访的对象，不少是经历过战火与生死考验的红军老战士和民兵英雄模范人物。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南方籍老红军，有曾跟随刘志丹、谢子长一起“闹红”和打游击的陕北老革命，每个人都有浴血荣光的历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王家坪延安革命纪念馆，我们怀着虔诚的敬意，参观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十三年的历史展览。尤其是拜访和聆听著名劳动英雄杨步浩讲述他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开国领袖们的交往故事，更是一次难得的革命传统现场教学。

杨步浩是出生于陕北横山县的穷苦人，1929年全家逃荒到延安石家畔落户。1935年，红军来了。杨步浩在土改中分了地、分了窑，光景一年好似一年。他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恩毛泽东。为了多打粮食，为抗战多出一份力，他起早贪黑、精耕细作，所耕作的地每垧总比别人家能多收一二斗粮食。1943年2月，他听人说，在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有生产任务，同战士们一样要开荒种地和交公粮，他便主动要求为中央领导代耕。夏收后，杨步浩将碾打的第一场麦子扬了又扬，晒了又晒，亲自赶着毛驴，送到杨家岭，为毛主席和总司令代缴了一石公粮。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杨步浩，并问他为什么要代耕。杨步浩含泪说道：“吃水不忘打井人，吃米不忘种谷人。我今儿个翻了身，不能忘记共产党和您的恩情呀！”从此，他和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多次来往，受到亲切的关怀鼓励，生产劲头更足，不仅年年多开荒生产多缴公粮，还领导全村农民搞变工互助，打井抗旱、办扫盲识字班、组织妇女纺线，积极支前。1945年，杨步浩出席了边区群英会，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1946年春节，他带领延安县六川乡的秧歌队去王家坪给中央领导同志拜年，向毛主席敬献了绣着“人民救星”的金字匾。

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同延安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同杨步浩这位农民朋友在延安建立起来的情谊并未中断。杨步浩曾三次背着陕北小米和红枣上北京进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王震将军的亲切接见和宴请。杨步浩给我们讲述说，他进中南海大门时警卫不认识，打电话报告里面，说是有个从延安来的农村人要见毛主席哩，并通报了姓名。“一会儿功夫，毛主席就派人开着小轿车出来接我了，那车子可快了，‘哧溜’一下子就将我拉到主席住的地方。毛主席见到我可亲哩，让我坐在他身边，问长问短的，说他很念想陕北老区的乡亲们。”杨步浩兴奋地回忆说，他拿出带来的红枣、小米、红辣椒送给主席时，主席的婆姨江青看他穿的单薄，让工作人员送了他一条新棉裤。他和毛主席的合影，就是穿着新棉裤，裤腿很长，朝上挽起了一大截。那天毛主席留他在家里吃饭，“毛主席对我说不要客气，要吃饱吃好。那白格生生的白面蒸馍，我一顿就五六个价吃咧！”讲到激动处，杨老高兴得手舞足蹈，连比划带说，似乎就在现场，把我们也感动的激情燃烧，笑出了眼泪。老英雄真切、生动、朴实的讲述，使我们领悟了开国领袖平易近人的作风，受到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可惜的是，在1977年7月6日，延河暴发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杨步浩不幸遇难。从此后再难见到老英雄的面容笑貌，听不到他那爽朗有味的陕北口音。当时我们围绕在杨步浩身边的合影，至今我还保留着。

（照相时一个同志临时有事未到场）

这次陕北之行，大约半个多月，时间不算长，收获却不少。我们采写的介绍老红军刘明文，李海东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扎根陕北农村先进事迹的通讯；安塞县人武部注重理论学习，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经验；枣园公社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消息报道等十多篇稿子，发出后被《陕西日报》《人民军队报》等报刊采用。其中，在《解放军报》二版头条刊发的《老红军和他的扁担》那篇人物特写，就是采访中集体智慧的结晶。老红军刘明文的先进事迹，是管益农、徐少先、姚广坤同志在志丹县双河供销社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他们几个人先后采访了老红军本人及双河公社的许多干部群众，掌握了大量生动具体的素材，写出七八千字的初稿，回到延安招待所集体讨论修改，我看后感到事迹很生动，稿子有点长。想了想，决定将主题集中在那根为群众送货下乡的扁担上，提出“凡是扁担能挑起来的事例都保留，与扁担无关的例子要舍得扔掉。”按照这样的思路，他们几个又修改出第二稿，压缩为五千多字。最后经过大家再次“会诊”把脉，觉得还不够精炼，我和益农同志又加夜班从头到尾推敲了一次，压缩为三千多字，用传真发到《解放军报》后，很快就被采用，而且还加了题为《要乐于为革命挑重担》的“编后语”（原文见1975年4月15日《解放军报》第2版），随后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和国内多家报刊媒体转发。

《解放军报》和《人民军队报》刊发此稿的报纸剪切资料

参加那次学习班和采访实习的同志，随后回到各自单位，大都成为新闻报道骨干，以后在许多方面都大有作为。董祥林从独立五团的营部书记调到省军区宣传处当了新闻干事，以后又调到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做记者编辑。转业地方后成为正厅级领导干部。管益农一年后从商洛军分区调到省军区宣传处，以后做了秘书处长，转业后担任《城市金融报》副总编，成为坚守报业28年的资深记者，有数百万字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见诸于报刊。徐少先在省军区机关和直属单位被视为“多功能人才”，后转业到《陕西日报》社，成为颇有名气的媒体传播人。还有关福印、姚广坤等同志，或在部队，或到地方，都各展才华，大有作为，都可称为我人生的良师益友。也正是这次延安采访之行，我和这些同志，由相识到相知相交，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们依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关注。

看来，人生的缘分，有时就在那么一次的同路行或不经意的相遇中。

我感谢延安，感谢去陕北的那次采访活动。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