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把“外交政策的积极化”作为“政治上军事上必须的条件”和“应付当前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瓦窑堡会议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36年1月26日命令西北办事处内建立外交部，下设交际处。中共中央到达志丹后又成立了联络局，为开展相对独立的外交和进行外事活动作了组织准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骤然变化，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外交”，并提出“抗日的外交”的基本原则，即：“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中再次明确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毛泽东的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外交立场的宣言书，也是一条坚决抗战的外交路线，奠定了抗战时期中共处理外交问题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一系列纲领性文献中，规定了中共的外交方针和政策。1937年8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抗日的外交政策”就是指“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在不损害边区政权的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l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了来去自由、关心与尊重、生活上切实优待等外交工作的具体原则，使中共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趋于具体而完整，也推动了边区外事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4年，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新的开端之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等对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以官方名义和中共进行接触。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重申《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关于外交政策的规定，尤其对“目前实施原则”作了具体指示：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我们欢迎同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信，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对敌军民宣传，我们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我们实行政教分离，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甫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在救济方面，我们欢迎美英加拿大等给我们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时我们更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必须算人和承认这拥有8000多万人口，而且遭敌蹂躏最甚的地区的救济。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开展外交工作的主要地区，中共中央的外交政策首先在边区实施并取得显著成就。

二、陕甘宁边区交际处的外事工作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外事工作，1938年3月撤销原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科，专设招待科负责对外工作。同年4月，又将招待科改名为交际科。1939年又将交际科发展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作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以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办理日常外事的专门机构。交际处直接归秘书长领导，实际上由中共中央直接管理。

边区交际处成立后，就边区外事和来宾接待工作作出具体规定：（一）凡来到边区的中外客人，不管其政治态度怎样，根据客人的要求，什么地方都可以让他们看，包括监狱也供参观。（二）对于走亲访友者不再陪人，客人自由行动。来则欢迎，去则欢送，来去自由，不受限制。（三）凡来边区的中外客人，不论政见与地位，不管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留在延安工作的，边区交际处均设宴招待，举行欢迎和欢送仪式。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领导人根据来宾的身份和要求，经常分别出席作陪、接见、谈话、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边区政府还在边区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指导交际处执行生活上优待国际友人的政策，在延安的日本人、朝鲜人等外国友人均享有特殊的优待，还给许多人派有管理员、炊事员、勤务员、翻译和中文教员。

由于边区设立了专门的外事接待机构，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措施得力，工作人员办事认真，服务热情周到，赢得了国内外朋友的赞赏，许多外宾曾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出真中国，全中国都像延安一样，中华民族永远不会亡的。”远东学者毕尔氏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中外人士不远万里来到边区参观游历，每年都数以千计，从1938年到1941年就接待了中外客人7000多人（1938年1660人，1939年1378人，1940年1412人，1941年2866人）。他们中有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有中外记者、作家、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如接待著名的侨领陈嘉庚、科学家高士其、以涂思宗为首的南京中央考察团和途经延安的卫立煌、邓宝珊等知名人士。还接待了如埃德加·斯诺、尼姆·韦尔思、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诺尔曼·白求恩、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和世界学联代表团、印度援华医疗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团体客人。他们中有迷恋边区而留下来工作的，有节省自己一部分旅费捐助边区的，有捐赠图书给边区图书馆的，有写文章介绍边区情况的，如此等等。偏僻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

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中共进入“半独立外交”阶段，边区交际处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完成三个重要的外事活动。即：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这些外事活动的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外交工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党的外交工作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成为中共外交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

三、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和抗日根据地

1944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员到中共领导的延安和抗日根据地考察，但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却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和拖延。到6月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访问，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和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6月2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开会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并决定各个战略单位“增加副参谋长”，“设一外事组，将翻译组织起来”，加强宣传工作和情报工作。中央还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以热情、友好、不卑不亢的交往态度，接待美军人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住宿、娱乐和工作条件。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以美军陆军上校戴维·包瑞德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乘飞机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亦称迪克西使团，使命主要有：一是“搜集关于日人情报”，为美军轰炸日本服务，并防止日本飞机袭击美军，寻求对日作战的更有利的基地；二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了解中共的实力和在对日反攻中的作用，准备与中国的民主新军和抗日劲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合作抗日；三是了解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及中共的建设方向，确定战后美国是否与中共合作。

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毛泽东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战友们”3个字，并强调指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不仅于中共自身和中国的抗战事业有利，而且于增进中美两国团结和加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有利。因此，“向远道来此的观察组全体人员，致热烈欢迎之忱！”中央军委派黄华、陈家康专门管理他们的驻地，照顾他们的生活。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先下榻交际处，后移驻延安北门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石窑洞内。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考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听取情况介绍。在延安听取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与装备情况的介绍，1944年8月6日、8日、9日，听取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关于八路军华北抗战及华北敌我友军情况的介绍，8月10日，听取新四军军长陈毅关于新四军华中抗战及华中敌我友军情况的介绍；听取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教育训练情况的介绍。到晋察冀边区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观察组介绍了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敌我斗争态势以及人民武装的发展与斗争经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还分别向观察组介绍了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情况。

（二）实地考察参观。包瑞德上校和观察组其他成员曾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南泥湾去考察八路军三五九旅的战术训练方法，检阅部队，观看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的实弹射击，掷手榴弹表演和编队操练，并参观部队生产自给的情况展览和该旅七一八团的战术演习。在延安和边区，先后参观延长油厂、兵工厂、医院、绥德抗大、八路军三五九旅教导队等；在晋察冀根据地参观了军需厂、白求恩学校、国际和平医院等，观看了军区部队的飞雷、枪榴弹、掷弹筒、手榴弹、地雷等试验，参观了地道、地洞，化装成农民到敌人岗楼附近考察。有的成员还访问了边区政府的负责人等，有的远赴北平近郊考察通讯、交通，赴太行区、冀中区参观。为了加深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了解，观察组按八路军的生活方式，住简陋的窑洞，吃简单的饭菜，并参加修筑机场等劳动和一般军民的联欢集会活动。

（三）开展专门座谈。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八路军安排召开了关于敌伪军研究、关于通信、关于空军与轰炸目标、关于气象及训练班、关于空军陆地情报、关于敌后根据地对美军飞行员的地面救护、关于医务及医药、关于政治工作与民兵游击队、关于海军情报、关于爆破等专门的座谈会，由相关专业人员对口进行介绍、交流和讲解。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还不拘形式地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进行会见和交谈。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毛泽东向观察组详细介绍了中共对形势、任务及中美、国共关系的看法。其中与美军观察组政治方面负责人谢伟思作了多次长谈，详细地阐述了中共战时战后的方针政策：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为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不管外国人对此赞成与否，中共都将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反对挑动内战，也希望美国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共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如果暂时不能，也应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来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我们是否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枪一弹，中共都将予以合作，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协助美国空军人员配合作战等。在战后，中共仍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与理解，因为中国必须实行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但中共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

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观察组成员耳目为之一新。在赴延安前，包瑞德就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看做是中国的“新力量”，把到延安考察看做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1944年10月22日，谢伟思给毛泽东写信称：“你所领导的人们是中国的希望，也合于美国在世界的这一块地方的利益。”谢伟思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从延安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军司令部发回了70多份军事、政治报告。以下选取谢伟思给美国白宫报告中描述延安社会、民众生活、军民关系、中共领导人的几个片断：

关于延安社会状况和民众精神面貌。1944年7月28日，谢伟思在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第一份报告《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中这样写道：“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毛泽东时，带有某种尊崇），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他还写道：“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这里“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这里老百姓“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

关于延安的抗战气氛和民众生活。在延安和边区，“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正像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军官所写的：‘我发现我自己在不断尝试去找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这里的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在延安和边区，“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关于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军民关系。谢伟思曾在史迪威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在观察组任政治顾问。这次访问具有外交官和军方人员的双重身份，自然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的八路军十分关注，他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八路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有了直接了解。认为，中共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是中共了解广大农民的疾苦，能够为他们谋利益，而且能用他们听懂的语言，去号召他们拿起武器反抗压迫和侵略。农民支持、加入并和共产党军队一起作战，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是为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战，是因为共产党通过给农民一些明显的利益而使他们确立了这种信念。谢伟思这样写道：“共产党人坚持认为，有效地进行战争要充分动员人民，这就要求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给予他们政治权利，并进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经济改革。”有了这样广大的民众基础，共产党是不会被消灭的。他坚信，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作用，共产党迟早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关于中共的领导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谢伟思先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以及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开会或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陈毅、聂荣臻等。谢伟思写道：这种年轻且精力充沛，使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显得十分活跃而称职。在这个集体中，看不到半饥饿的、贫血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同样也看不见吃得肥头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头的人。中共领导人的活力，不仅表现在体质上，也表现在智力上。他们的知识、兴趣和阅历都是极其多样的，他们都是具有不容置疑的坚强信念的人，谢伟思称之为“韧性”：他们具有耐心，他们在这方面受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他们将会妥协，如果这确定是符合党的最大的、长远的利益的话；一旦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奋起战斗；并且他们可能会是严厉和无情的，如果必须的话。在中共领导人中间，畏惧或个人利益都是不会加以考虑的。

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日子里，美军观察组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洽谈了一系列军事合作事宜，还为救护美军飞行员进行了相关的协调联络工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1944年11月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发展，美国政府作出了扶蒋反共的错误抉择，美军观察组的骨干成员先后被调离。同年底，包瑞德上校被免去了观察组组长职务，由莫里斯·迪巴斯上校继任，美军观察组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下降。1945年4月2日，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在中国只同国民党合作而不与共产党合作。同年6月，伊凡·耶顿上校接任观察组组长后，追随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美军观察组名存实亡。1946年4月20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耶顿和部分成员离开延安。其他人员转归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领导，并于6月24日命名为延安联络组。1947年3月11日，在国民党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全部撤离延安，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也随之发生重大转折。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