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及国民党政策的变化，抗日民主根据地面临着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整风等战胜困难的“十大政策”，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渡过难关，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一、皖南事变与中共的应对方针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便将其反共中心由华北地区转向华中地区，由八路军转向新四军，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企图用武力消灭新四军；一方面又限制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在通过谈判来削弱或消灭新四军的企图没有得逞后，蒋介石便决定以军事手段来达到目的。

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拟定了《中央提示案》，并于21日送交中共代表周恩来。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以“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范围为18个县；八路军准扩3个军6个师5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两个师；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个提示案为中共中央所拒绝。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等，断然拒绝中共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办法，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并从已有的50万人合并缩编到10万人。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G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们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随后，第三战区开始部署围剿新四军北移部队的军事准备，一场新的反共高潮有如箭在弦上，不可避免。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离开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准备经苏南前往江北。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在此设伏的由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率领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亦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1月17日的反动命令表明国民党“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行径，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十二条解决时局的根本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最后忠告国民党顽固派“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也做好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面对如此严酷而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当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彭泽民等，先后致电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等，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件的行径，要求“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发表《时局宣言》，提出：“集中全国意见，共商国是”，“确立民主的领导抗战方针”，“应切实保障抗日人民一切应得的合法的自由”，“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重新建立各党派间平等合作的正常关系，并具体的解决党派间的纠纷磨擦”等主张。作为中间派政治代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也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在重庆正式成立。

在国际上也普遍谴责蒋介石的反共行径，苏联《真理报》撰文指出：皖南事变“此举将酿成中国内战而削弱中国”。英、美害怕由此引起中国国内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以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称：“当日本正准备向‘南海’推进时，中国为本身及其友邦之利益计，急应牵制多数在华之日军，是故此刻竟发生此种内讧，实为极大不幸。”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访问，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间之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在国内外舆论谴责的压力下，蒋介石深知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先是命国民党代表张冲与周恩来谈判解决皖南事变。接着又加紧筹备将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共提出的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为了打破僵局，中共中央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的“新十二条”：（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以此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蒋介石仍不肯接受。但是，中共的坚决态度，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共的政策。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的演讲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3月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面谈，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如释放被扣人员、继续发饷及减轻对《新华日报》压迫等）。经过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此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失败，也表明中共应对危局的能力更加成熟和有力，正如3月18日中共中央的党内指示中指出的：“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G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5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进一步指出：这次反共高潮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皖南事变后，为了对付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进驻延安以东和以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和甘泉、富县等地，又命令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警备第一旅抵达关中分区后，旅长文年生、政治委员阎红彦即率警备第三团、第八团和部分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胡宗南部激战，将其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攻打柳林，收复柳林后，转战土桥镇和正宁县，均把来犯者赶回原地。为了对付国民党军何文鼎部对边区北线的进攻，确保三边分区安全，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和第四支队、留守兵团的警备第一团、保安司令部的保安第二团和骑兵团组建野战兵团，王震为司令员，贺晋年为副司令员，率部急进前线，迎击南下的何部，挫败了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

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自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便对陕甘宁边区采取长期封锁围困，相机发动军事进攻的方针，自1940年9月起，国民党军在边区周围北起府谷、横山，西起宁夏、甘肃，南沿泾水，东到黄河，构筑了五道封锁线。这些封锁线之间相距数十里，纵深达百里以上，由相连的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有1至2个母堡和若干个子堡，之间有战沟相通，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整个封锁沟堡绵延数省，关卡哨站比比皆是，便衣侦探到处巡逻，检查扣押过往商旅。1941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部，约40万之众，另外有3个保安旅、10个保安队。其中胡宗南部分驻在同心、固原、镇原、西峰镇、宁县、正宁、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中部（今黄陵）、洛川等地；马鸿逵部包围灵武、惠安、豫旺；邓宝珊部守榆林、三边一线。他们的部署是：首先夺取关中囊形地带，再次进攻陕北，进而夺取三边和陇东地区。当时，国民党军在边区关中分区赤水第三区、姚渠，三边分区张家畔，绥德分区米脂吉征店，陇东分区李望堡等地，多次制造磨擦事件，并占据边区部分地区。1942年，国民党军包围边区的总兵力达到50万之众，其具体态势是：第一线12个师5个旅7个保安团，约15万人；第二线18个师2个保安团，约19万人；第三线16个师1个旅，约16万人。为配合军事进攻，国民党军还在边区周边扩大和新修了西安、三原、洛川、华阴、中卫、宝鸡、彬县、天水、平凉、固原、西峰、陇西、兰州、银川、榆林、东胜等20多个飞机场。

“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就实行封锁。”1940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通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奉何应钦部长之命，自即日起停发八路军的经费，10月份欠发之20万元亦行停止。此后，国民政府即停发了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再“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陕甘宁边区。加之国民政府对边区货物的运输与贩卖实行了严格的统制。既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也严令禁止国民党统治区的货物输入边区。在临近边区的彬县、西峰、平凉等地建立了百货登记管理局，专管棉花、布匹、洋纱、火柴等运销的登记和管理。凡是运销这些货物必须持有该局核发的运销证，如不按规定运销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西峰、彬县、宜川、耀县、三原、榆林、洛川等地规定，购货要持购货证，运销要持运销证，棉花、布匹等则不准运销。

国民党政府还秘密制定了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计划，颁布了封锁边区的条例。禁止必需品如棉花、布匹等运入边区。抢劫、没收进出边区的各种货物，扣押、处罚运货商民，抢杀行商及放贷的官兵；经常搜查临近边区的国统区村庄，如查出有货存放，即予没收。

对于边区的食盐，根据其需要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在开放一个口岸时，即关闭其他口岸，使边区的食盐销不出去。商民运销食盐须有驮盐票，驮回食盐又必须卖给其专卖机关。专卖机关利用其特权操纵食盐价格，需盐时提高盐价，强迫老百姓到边区运盐；不需要时实行压价，剥削运盐的客商脚户，限制贩运边区食盐。国民党政府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的财政和贸易。

对来往边区的人员，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在沿边区各县实行乡民连环保结；另一方面设立许多盘查哨岗，对进入边区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扣留。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间，仅在交口、碑亭、中部（今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咸阳等地盘查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下，陕甘宁边区一度“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困难境地。

三、日伪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从1941年起，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中国成为其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治安强化运动”，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同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沦陷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并提出三年内让“治安区”达到华北总面积的70%，“准治安区”占20%，“未治安区”占10%。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在“治安区”进行严密的“清乡”，通过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推行连坐法，扩大伪军伪警、加强特务活动、进行奴化宣传教育等办法，企图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分子和抗日组织，巩固敌伪政权。

在“准治安区”，日军先使用武力进行“扫荡”，然后普遍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据点，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建立封锁圈，妄图通过这种“绝缘政策”，断绝游击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在“非治安区”，日军则进行经常性的“扫荡”，实行极其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疯狂抢夺群众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以此打击敌后抗日有生力量，扼杀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与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江南地区的日军和汪伪政权也发动“清乡运动”。1941年5月，汪伪政权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为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清乡工作，并在苏州设立清乡委员会办事处，作为现地执行机关。日军在“清乡地区”四周沿河流、沟渠及其他险要地方设置竹篱、木栅、铁丝网、电网等障碍，在重要地点构筑碉堡、据点，在公路、运河的重要出入口设置检查站（所），派兵驻守，将“清乡地区”封锁起来，割断这些地区同其他地区新四军及游击队的联系。此外，日伪军在“清乡地区”内反复进行大规模的“肃清战”，摧毁抗日武装和组织。

日军为达到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挖空心思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捕捉奇袭”、“梳篦式清剿”等“扫荡”办法。日军所到之处，先派出封锁兵团抢占道路、关隘，构筑据点，形成封锁圈，然后由攻击兵团在封锁圈内机动作战，派出放火队、搜索队、捕捉队、杀人队等，纵火烧毁村舍，搜索、挖掘坚壁的物资，搜山、清乡、捕捉抗日分子。另有“挺进杀人队”，专门袭击八路军指挥机关和其他重要目标。在每一个“扫荡”区域内，日军对根据地的后方建设如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学校、机关等，对群众的房屋、粮食、耕畜、生产工具乃至水井、水源等全部进行抢劫、破坏；对被捕的群众，或强迫去做苦役，或残酷杀害，实行极其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1941年1月下旬，日军“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屠杀群众123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同年8月，日军“扫荡”晋察冀北岳区，烧毁房屋15万余间，残杀群众4500余人，抓走1.7万余人到东北当苦力，抢走粮食5800万斤，牲畜1万余头。1942年5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万多人，还灭绝人性施放毒气，毒死定县北疃村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制造骇人听闻的“北疃惨案”。

在对“扫荡”地区进行血腥洗劫之后，日军又强迫民众修筑大量的封锁沟（墙）、遮断壕、碉堡、据点、公路等，对这些地区实行“囚笼政策”，实行彻底封锁，使之难以再获得生存条件。对一些重点地区，则将区内居民赶尽杀绝、村庄扫平、资财掠净、树木砍光、水源破坏，使之成为“无人区”和“真空地带”。以达到彻底清剿，逐区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之目的。1941年下半年，日军“扫荡”北岳区时，在晋东北起五台县的石咀，经门限石、耿镇、东峪口、柏兰、上社，南迄盂县的上社一带，制造了一条南北长50公里，东西宽30余公里的“无人带”。

1942年春，日军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余公里的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拆毁房屋、烧毁村庄，将群众赶进“人圈”即“集团部落“，凡拒绝者一律抓捕或杀害。“人圈”内，实行恐怖统治，“人圈”周围挖有又宽又深的壕沟，围墙高约3至5米，村民住在茅草搭成的窝棚里，吃糠咽菜，衣不蔽体，许多人死于饥寒和瘟疫。“人圈”外，大片田园荒芜。同年9月至11月，日军“扫荡”冀东根据地，“为了隔断与满洲国的出入，在长城两侧由马兰峪到建昌附近，使宽约4公里、长约100公里的带状地区成为无人区，将原有的村庄迁并到别处。”“无人区包括76个村、1235户、6454人；暂时无人村28个、2342户、12036人”。为达封锁目的，在这次“扫荡”中，日军还强迫民众60万人以上，用52天时间，作业人员总计达195.7万人次，修筑总长319公里的隔断壕等封锁线工事、155个碉堡、棚舍等建筑物，新建、修补475公里的公路。在冀中，1942年日伪军“扫荡”期间，在8000多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1700多个据点，修筑7500多条公路，挖掘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壕。密如蛛网的据点、碉堡、公路、深沟，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000多块。经过日军的分区逐块“清剿”、“抉剔”，冀中平原变成“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人间地狱。

在日伪军的残酷进攻和包围封锁下，加上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主要产粮区）相继由根据地变成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然而，敌后抗日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开展根据地建设和全面对敌斗争，最终度过困难时期。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