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在师范学校求学时，由于受古典诗词的熏陶，我成了诗歌的发烧友，每周都要在本子上胡乱涂抹几首所谓的“诗”。为了提高写诗水平，就挖空心思找寻写诗诀窍的书。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何其芳如雷贯耳，第一本就读他写的《关于写诗和读诗》。在书里他把新诗区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就其建立的必要及顿、押韵和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又周详的论证与发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毕业后几十年我在他战斗过的延安摆弄文字，才逐渐对他有了并不深刻的了解。

何其芳(1912—1977)，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早年曾相继求学于上海、北京，并开始文学创作。上世纪30年代曾以诗集《汉园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和散文集《画梦录》驰名文坛，以婉约幽渺的诗风而倾倒无数青年男女，被视为“京派作家后起之秀”。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到天津、山东莱阳的中学任教。“七七事变”以激烈的姿态将中华民族拉入到全民抗战之中，他似乎一下子明确了自己生活的目的——为祖国为抗战去服务，于是义无反顾地回到故乡。1938年到成都联合中学教书，先后办过《川东文艺》和《工作》等刊物，既宣传抗战，又对现实中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京派作家周作人附逆的消息传出，激起他强烈的民族义愤，顾不得周曾是他的老师和京派作家的元老，迅速写下《论周作人事件》，第一个在报刊上表明自己鲜明的批判态度。在苦闷的成都，他渴望改变生活环境，追求新的生活，在著名诗篇《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中高呼：“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啊/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来”。他听说好友、共产党员沙汀想去延安写一本像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书，就和另一好友卞之琳跑到沙汀家要求同去，经过党组织办了各种通行证件后，于1938年8月14日踏上旅程。经过18天的艰难跋涉，穿过道道封锁线，走了1000多公里路，终于在8月31日到达延安。

群山环抱的延安古城，安静蜿蜒的延河水，黄土高原的北国风光让何其芳感到特别新奇。街道虽然窄小，但很整洁。第一次住陕北的平房和土炕他感到新鲜，更令他兴奋的是延安的精神气氛是一篇青春的海洋，穿着并不漂亮的灰布制服的军人走在大街上，歌声随处可闻。只有自己穿着长袍显得格外另类。一住进旅社他就跟接待人员要了新制服换上，似乎也成为了一个新人。

初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无疑是一件大事。在周扬的安排下，何其芳一行很快就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尽管会见的场面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何其芳而言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40多年之后，重病缠身的何其芳在缅怀领袖时仍清晰地回忆了这次见面的场景和感受：“毛主席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张粗糙地、没有上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的白木桌前。我们就坐在他对面。桌子和窗子垂直地放着。墙壁糊满了旧报纸。我们是经过外面一间窑洞式的屋子走进里面他办公的地方去的。就像现在可以看到的他1938年的照片一样，他有些瘦，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我当时虽然是一个刚入伍的新兵，也应该像一个战士那样，立正，举手致敬，等待我们伟大的领袖发出命令，交代我们去完成什么具体任务，然后奋不顾身地去坚决完成。”显然，这次会面对何其芳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何其芳再也没有摆脱毛泽东的影响，并始终以毛泽东的思想和要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见到毛泽东，三人都提出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要求，毛泽东当面表示支持，但最终实现这一愿望的，只有卞之琳一人。由于周扬挽留，沙汀和何其芳到当时教师力量非常缺乏的鲁艺去教书。何其芳工作认真负责，对人诚恳、爽直，性格也变得开朗热情起来，两个多月后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鲜生动的生活和自由进步的社会氛围，不但改变着何其芳的价值观念，使他将自己的个体生命溶入到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洪流里去，而且也赋予了他诗歌艺术以新的生命。他讴歌生机勃勃的青春，礼赞崭新芳芬的生活，颂扬艰苦卓绝的革命。《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就是他为青年们用抒情的琴弦弹奏的青春晨曲。在何其芳的眼里，青年是“早晨”，早晨是生机盎然；青年是“希望”，理想寄托在他们的身上；青年是“未来的事物”，那里有理想中的光辉现实；青年是“正在生长的力量”，展示出灿烂的前途。“我的歌呵，/你飞吧，/飞到那些年轻人的心中/去找你停唱的地方。”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对延安他更是一片深情。他写了3200字的散文《我歌唱延安》，抒发了来延安后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深切感受。他写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他歌唱“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改变它的面貌。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我走进这个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这里没有失学或者失业的现象。没有乞丐，没有妓女。”他还用事例告诉人们：“‘错误在延安不能长成起来。’一位诗人同志告诉我，‘今年春天，抗大的一个小队里竞赛着内务的整齐。因为被窝厚，不容易拆成现直角的方形，有人发明了用牙齿把折痕咬成一条直线的方法。而且有人仿效。这把我气着了，我给毛主席去封信，我说，假若延安出了几个用牙齿咬被窝的斯达汉诺夫，不但是中国的笑话，而且是世界的笑话。很快地这种错误便被纠正了。’”（斯达汉诺夫——上世纪30年代苏联全国闻名的先进生产者。）这是何其芳从心底爆发的歌唱，是为那时代的延安留下的一帧美丽的风景画卷。

当时延安文艺界有两派，一派是以周扬领导的“鲁艺”，主张歌颂光明；一派是以丁玲为首的“文抗”，主张既要歌唱光明也应暴露黑暗。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矛盾，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后。何其芳自然是“歌颂派”，从他1945年出版的诗集《夜歌》和散文集《星火集》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何其芳的心灵流变历程。他摆脱了过去“小处敏感，大处茫然”，多偏重于艺术上的琢磨绘制很精美的图案，其中有调合的色彩，精练的语言，有带着涩酸味的闪光的哲理，有诗一般撩人心弦的艺术风格。到延安后，他的诗、文追求与时代和革命斗争紧密相联，与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通，揭露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颂扬投身抗战的英雄军民，歌颂延安自由民主的新现实，塑造中华民族的战斗风貌。

毛泽东曾称赞何其芳做事“认真”。周扬评价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论是进行文艺创作还是搞教学工作和行政领导工作，党所分配给他的任何工作，他都是那样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沙汀回忆在鲁艺工作的何其芳说：“文学系的同学要办墙报，他就积极支持，为他们看稿、改稿、设计版式。有时嫌他们抄写得不像样，他还亲自动手帮他们抄写!至于对他们的习作，哪怕一首十来行的小诗，他也会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评语。”他的最大特点是慧眼识才。16岁的贺敬之跑到延安去考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面试时考官正是系主任何其芳，问他一些文学问题，他答不上来。又让他分析作品，他也说不出子丑寅卯。贺敬之以为肯定落榜了，谁知何其芳看了他写的几首诗，认为很有"感觉"，就破格录了他并悉心培养，使他终于成为当代很有影响的诗人。还有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也是当年何其芳慧眼识才，免试让他进入鲁艺的一个培训班学习，他才一步步长成大树。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会议进入自由讨论、发言阶段，何其芳回想到朱总司令说的“我投降了无产阶级”的话后，完全应和着《讲话》的精神，对自己乃至整个小知识分子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真诚地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在“整风运动”中他是第一个“认罪”和“检讨”的人，始终以毛泽东的思想和要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从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也许一些人对此持有异议，我以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如果没有这批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团结一致浴血奋斗，革命能成功吗？

建国后，他担任过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但他始终保持真诚、朴实的品格，1956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5年中国社科院成立后归社科院)评职称，几个学术委员提何其芳应评一级研究员，俞平伯二级。何其芳却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该评为一级研究员。他是我的老师，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批判，而影响晋级职称。”当时全国批判俞平伯的硝烟尚未散尽，毛泽东对俞平伯的批评仍在耳际，何其芳却舍己而力荐俞平伯，不避风险。在他主持6次学习毛主席批俞的会上，都不是对俞“声讨”，而是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要求大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著作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展开讨论。会后，还请俞平伯校订《红楼梦》，这在“左”风狂吹的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著名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受到批判，“揭发”、批判他“右派”言行的材料寄到了文学所，文艺界的头面人物还亲自去文学所谈陈涌的“右派问题”。何其芳先是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信，后又在中宣部讨论文艺界“反右”问题的座谈会上，从陈在延安鲁艺和马列学院的表现，讲到他在文学所的表现，据此指出：陈涌不是右派。他认为整个文学所都没有右派，运动中只需学习反右精神就行了。但他难挽狂澜，陈涌和文学所多位学者被错划为右派，何其芳被批判为“右倾”，他无私无畏、求真求实、与人为善的品格赢得几乎所有老知识分子的尊重，像俞平伯、余冠英等资历比他深的老专家都与他结下很深的情谊。

1959年毛泽东想出版一本战胜魔鬼的书——《不怕鬼的故事》，于是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文学所。出书前毛泽东两次约见何其芳，夸何其芳的序写得好，也讲了自己的修改意见，还将修改过的稿子还给何其芳，其中有：“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誊写时觉得“光昌流丽”虽然精彩，但从未见人说过，心生怀疑，便去请教俞平伯，俞平伯确认无错他才誊写上去。“文革”中这件事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因为他居然敢“怀疑毛主席”。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前后印数高达23.5万册，不但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今天去读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何其芳是一位产生了一定世界影响的诗人和散文家。尤其是收在《预言》和《画梦录》中的那些精致冷艳的篇章在日本、俄罗斯、乌克兰、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受欢迎的作品，并引起了一些外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如日本的渡边新一、稻本郎、富山晋美子、秋吉久吉夫、阿部俊明、大沼正博，前苏联的契尔卡斯基和澳大利亚的庞尼·麦克道高尔等就一直热心于对何其芳的研究，并以其特定的视角和方法在何其芳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何其芳，不少外国学者还专程来到中国考察何其芳的文学踪迹，访问何其芳的亲朋好友，收集有关何其芳的各种资料并与中国研究者进行广泛交流。他的早期诗文虽然也借鉴了西方诗艺，但他毕竟是一位有着丰厚的中国古代诗学修养的现代作家。他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且治学严谨，刻苦勤奋，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在后来“何其芳现象”的争论中，一些人认为建国后何其芳是“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代表，我以为不能仅从写几部作品来衡量，时代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选择，在艰难的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中，他由新月派诗人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由一个学者而成为新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为中国新文艺、新中国的文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才是对他公正的评价。

2018年4月4日——4月23日 于新华园

参考资料：《何其芳评传》，尹在勤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我歌唱延安>的诗意美》苏顺刚《语文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6期。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