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曾在回忆文章《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中说：“维汉同志谦虚谨慎，襟怀坦荡，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饱经革命的风雨，有着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他曾对我说过，一个革命者最重要是不犯路线错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隐讳，并且经常进行自我批评，态度诚恳。我对他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深为敬佩。”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问题方面的著名理论家，是我们永远应学习和继承的。

一

1935年9月至10月，在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习仲勋、汪锋、马文瑞等一大批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苏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实行逼供信手段，三个多月中，致使200多人被错杀。西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西北革命危机的紧要关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听说了陕北抓人的事情，马上派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作为先遣队来陕北。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下寺湾会议)，得悉西北苏区发生了错误肃反，决定派党的审查委员会书记董必武、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长秦邦宪、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王首道、贾拓夫和中央军委保卫局科长刘向三等同志组成党务委员会，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及时纠正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11月7日，将刘志丹等被捕同志全部释放。长征到达陕北后，李维汉同志参加党中央指定的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五人“党务委员会”，释放刘志丹等蒙冤同志，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1935年12月，刚刚落脚在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的党中央面临重大抉择。夏秋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该怎么办？部分同志还要坚持“左”的那一套，而党中央决定组织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李维汉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富农的策略》，就明确指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危机面前，不但工人与农民坚决主张抗战，决心保卫祖国，而且广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也要求抗日。甚至有部分商人、资本家、中下级军官及某些军阀也开始动摇或表示同情与民族革命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业中。”会议最终形成决议：

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李维汉强调应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并争取实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确立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还大胆提出争取、改造民团。指出“我们应当明确不动摇地拿“争取民团成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的口号，来代替‘消灭民团’的口号。”还制定出一是公开在这些队伍中进行抗日宣传，二是建立起经常地政治教育制度，推动民团转向抗日等策略。

1936年12月起，李维汉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和贾拓夫主持日常工作期间，他组织研究陕甘宁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门成立了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进行调查和研究。他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还特别撰写了《长期被压迫和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回回民族研究》两篇论文在报刊发表，并组成3个巡视组去关中、陇东、三边考察，《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经中央批准后，成为党开展回族工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中国共产党系统地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开端。

二

李维汉同志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16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他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一道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为湖南地区建党工作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922年，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三年留学回国，1922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年4月，李维汉同志接替毛泽东同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直至1927年4月，组织民众开展反帝斗争，领导工运、农运、青运、妇运，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李维汉与瞿秋白、苏兆征同志一起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始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变。在会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李维汉认为:“毛泽东的发言，是党在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

1928年3月，中共六大以后，李维汉任中央巡视员、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等职。1931年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从苏联回国后，被派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副部长、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与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首任妻子曹文玉匆匆告别，从此不通音讯，生死两茫茫。长征中，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拥护遵义会议决议，拥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克服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

李维汉的第二任妻子叫金维映，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后任该女校教员，1926年组织女校师生响应“五卅”运动，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工运工作。1931年春夏之交，到中央苏区工作。1933年李维汉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此时金维映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在共同的工作中，金维映爱上了李维汉，并于该年冬结为伴侣。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仍然聚少离多。直到1937年，随中央机关迁到延安时，才和李维汉团聚在杨家岭山坡上的窑洞里。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从长征过来的女同志身患多种疾病。1938年春党中央派金维映、刘群先、方志纯等一批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但她这一去，竟成永诀。金维映到苏联一年多后，突然神经受到强烈刺激，不久病情加重，党组织送她去莫斯科一家疗养院治疗。

1941年，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时，金维映所在的医院迁离了莫斯科，她自告奋勇担任护士，却并没有逃出敌人的魔爪。在白俄罗斯附近，疗养院遭到德军的突然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她英勇牺牲了，只留下儿子李铁映。

吴景之是李维汉第三位夫人，从小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抵达延安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1942年，她与李维汉喜结连理。他们患难相扶，生死与共，1964年12月，李维汉受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冲击，被撤掉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在“文革”期间，李维汉受到迫害和摧残，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1979年获得平反后，身体落下了严重病症，腰几乎弯到90度。吴景之对李维汉体贴入微，李维汉能完成《回忆与研究》的鸿篇巨著，吴景之功不可没。

三

当全国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时，培养干部的陕北公学应运而生。为突破办学条件限制，解决粮食困难，中央组织部决定在接近铁路的旬邑县花宫村建立分校。1937年5月，担任校长的李维汉只带着一个马夹子行李，和学生一起步行，一起劳动，在2100多亩荒地上种豆子、谷子、蔬菜，实现自给自足，“开拓国防教育新园地”。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示，从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不到一年培训了3000名学员，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他不仅是资深革命家，还成为严厉的教育家。1939年，李维汉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创办了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撰写了《中国现时教育问题》呼吁加强教育育人。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成立了以张闻天为书记李维汉为秘书长的西北工委，李维汉和贾拓夫主持日常工作。因这一带回民较多，他们专门设立了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调查和研究回族问题，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领导3个回民巡视团分别到关中、陇东、三边考察，亲自撰写了《长期被压迫和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回回民族研究》两篇论文在报刊发表，经中央讨论批准，他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全面反共，疯狂叫嚣“取消边区”。当时，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林伯渠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他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方针，组织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和《政纪总则》等文件，通过不懈努力，达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为克服经济困难、提高军政人员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主动联系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等党外人士，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创造了成功经验。中共中央为此通知各根据地，推广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经验。他积极参与组织边区大生产运动，推动边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这些举措，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巩固后方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4月，李维汉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他参与草拟“五五宪草修正案”，积极联络各方面人士，为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

1949年后，李维汉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八办主任、第一、二届副委员长、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在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就国家体制问题征求李维汉同志的意见。李维汉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0％，而我国少数民族当时人口只占5％左右。俄国少数民族聚居集中，联系密切，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同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或交错聚居。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而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不能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已经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党中央采取李维汉的建议，作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英明决策。由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负责政协代表的提名。他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酝酿，提出了一份由各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代表等5个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名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称赞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李维汉“出的力最大”。同时，李维汉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具体筹划。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时，阿沛·阿旺晋美与李维汉都是首席谈判代表。开始谈判时，阿沛·阿旺晋美心里压力很大，李维汉对他说：“谈判就是民主协商，就是充分发挥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基本一致的协议，而不是把一方的意见强加于另一方。”他还对阿沛·阿旺晋美说：“爱国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不仅自己爱国，还要团结和带领更多的人一起走爱国道路，才有力量。”听了李维汉的话后，阿沛·阿旺晋美精神上轻松了许多，终于达成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使祖国大陆实现了统一。从此，祖国大陆各族人民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成果。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谈判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在离京前，对李维汉说起有几个孩子想让他们到北京民族学院上学，李维汉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李维汉和夫人吴景之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把孩子们接到家里去，了解学习情况，做点好吃的饭菜，像亲生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直到李维汉去世多年后，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年事已高，每年过春节都要给吴景之拜年。

建国后，李维汉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如何搞好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在当时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牢固地掌握领导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重大问题。他抓了两件大事。一是1950年３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二是1951年４月，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政府秘书长会议和省市政协秘书长会议。在这两个会上，他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了党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原则，明确了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力，这对全国政权机关和政协机关中统战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53年，我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年春季，李维汉率领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调查结束后，李维汉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及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后非常高兴，决定将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充分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维汉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斗争逐渐扩大化，党外人士思想压力很大。李维汉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等商量，建议采取“神仙会”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方面问题，让大家讲老实话、讲心里话，坚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缓和了紧张气氛，得到民建和工商联采纳，并推广到其他民主党派和各地工商界、知识界。

李维汉同志不仅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议者和执行者，也是党的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少数民族地区严重缺乏干部的实际情况，1950年他主持制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力推动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1952年，他在总结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成为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上世纪60年代初，他先后撰写《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等7篇理论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

他还十分重视团结宗教人士、做好宗教工作。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各种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众。要废除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在宗教界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宗教知识的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培养宗教界有地位的领袖人物和接班人。

改革开放后，李维汉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正确地评价党的历史，维护党的威信。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高度的理论水平和锐利的眼光，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深思熟虑，积极向党中央提出重要的建议，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采纳。他不顾年高、体弱、多病，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积极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工作。在耄耋高龄、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以“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的心态笔耕不辍，系统地撰写革命回忆录。在撰写革命回忆录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字里行间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崇高精神，不隐讳或推卸自己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有首创之功。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做点贡献。”这本书以个人经历和工作关系为线索对党史、国史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性的著述，史料丰富，分析具体，已成为研究革命史和党史的重要参考。

  我读以后，印象非常深刻。他回忆了1927年自己在反“罗明路线”的经过。“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苏区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延安整风时，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中央研究院整风学习的领导。王实味因为在墙报上写了《矢与的》等讽刺性杂文，康生下令将其逮捕后被冤杀。几十年后他一直坚持为其平反，温济泽回忆说：“李老病危时，1984年7、8月间，还嘱托我在他去世后，要继续完成他提出的为王实味平反的事。李老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拉着我的手、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诚恳地总结说：“1927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这一方面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革命先锋’失去约束后的破坏性冲动，另一方面是从；‘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到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中央文件要求的。”“过激行为是农民的本色，但左的理念却是知识分子的教义。”党史上源远流长的左比右好的观点就是在此时发生的，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在历史上他曾3次犯“左”的错误，但建国后却成为“左”的牺牲品。

再比如他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封建传统影响深的特点，根据党内外的思想状况，特别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郑重地向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在思想政治领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要反对封建残余思想。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加以体现。

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教育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于律已，勇于自我批评，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是实事求是的典范。

2019年4月28日——5月30日

参考资料：《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中国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

（编辑：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