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我党建党以来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可惜当下的年轻人知之甚少。笔者虽然浅陋，仍想和青年朋友一起走向他，了解他在历史烟云中所立下的不朽功勋。

从“左”的营垒中杀出的战将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安徽泾县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联。他留学苏联五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留苏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因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王稼祥回国，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三人代表团前往闽西的首府永定县虎冈，25岁的他担任了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此前，这次六届四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的，意在扶植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会议从头至尾都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会前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即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这次会议选举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王稼祥对四中全会是积极拥护并努力贯彻，正像他多次检讨中说的：“我过去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我这个毫无工作经验没有参加过下层实际工作、而只读了一些书本的人，进入中央苏区，犯了许多错误。在政治工作方面实行错误的‘一长制’，把红军的任务错误地缩小为打仗；在土改方面，执行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肃反方面……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逼、供、信’的错误。”

王稼祥他们进入苏区时，正当第二次“围剿”反攻胜利以后、第三次“围剿”的前夜， 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部分领导同志认为这是守株待兔，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了解了前两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知道自己不懂军事，应认真学习，专门拜访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向他详细叙述了红军斗争的历史，并提供了便于他了解红军历史的许多文件，他支持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战斗在前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经过3个月艰苦战斗，毙伤俘敌3万余人，取得第三次反 “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包括25个县和几十万人口的大片革命根据地。在进入苏区的3个多月时间，王稼祥由不懂军事到开始懂得军事，积极参与战略决策，被公认为红军四大领袖之一。谈到第二第三第四次反 “围剿”战争，毛泽东回顾了他坚持“削萝卜”战术，钻到敌人中间寻找敌人弱点，碰到“小萝卜”削一下，被反对的同志称为“钻牛角”，并深情地说：“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在苏区，王稼祥参与了多次军事决策。搞兵运的共产党员袁汉澄向他汇报策划国民党第26军起义的情况，他大力支持，经中革军委慎重研究，12月14日26军1.7万余人在宁都宣布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使红军的力量由4万多人增加到6万多人。1932年12月4日，为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发布《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和战士的通令》，王稼祥还以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布《关于纪念广州暴动宁都暴动的通令》。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坚持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不断捷报频传。在中央苏区，各连队列宁室挂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照片，他在中央苏区党内、军内享有很高的威信，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被公认为红军四大领袖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红军中进行政治动员工作。他是红军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主持制订了19个政治工作条例，建树颇多。他强调说：“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朱德对他评价很高：“尤其是第一次全苏大会后，成立了总政治部，红军政治工作特别进步，特别表现其伟大力量出来。”从那时起到1945年的14年间，他连续担任军委副主席、总政主任12年之久。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王稼祥知道后很生气，坚信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直接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打电话，硬是把邓小平要来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遭遇敌军机空袭身负重伤，被炸穿了肠子，加上脑震荡和耳膜被震破，离开前线回到瑞金。当时没有麻药，他忍受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这胜过关公的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后，五次“围剿”开始了，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步步为营，他的伤口大化脓，入医院重新开刀，完全离开一切工作。红军队伍长征即将开拔时，有些人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把毛泽东也作为身体不好者而留下。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身体强壮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他腹部通着管子伤口还流脓，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20多岁的博古掌握了根据地的大权，将毛泽东等一批熟悉中国国情有实践经验的人排除在领导层外。同年9月，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由于博古不懂军事，就把军事大权交给李德，成为“太上皇”。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顾战争实际情况，反对“游击主义”，坚持打“正规战”“阵地战”，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在突破敌人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后，出发时红军的8.6万人只剩3万多人。

因生病也坐在担架上的毛泽东拄着棍子在中央纵队的长队伍中找到王稼祥。他从强渡湘江出版的《红星报》上看到，博古和李德还是坚持与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并把反对他们的人都说成机会主义者。他气愤地说：“蒋介石在会师的路上布置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着红军钻进去，为什么老盯着那块地方，难道要全军覆没！”

王稼祥问道：“那你的意见………"

“不去会师只有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有出路。”毛泽东从目前我军的行动方向、转移路线，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前几次反“围剿”的获胜，指出了两种军事思想和指挥方针的分歧，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王稼祥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并给予大力支持。先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利用行军和休息时王稼祥和毛泽东继续交谈，并嘱咐保卫人员和供给、卫生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安全。这样，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得到普遍赞同：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

1934年12月，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周恩来主持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行动方针，一举突破天险乌江，进而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敌人在湘西围歼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如期召开。到会的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按照会前的决定，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仅仅一般地承认没有打好。在谈到具体问题特别是探讨造成失败的原因时，他却把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无深刻认识。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紧接着作重要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与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这样，在会场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会场鸦雀无声，情绪紧张。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马上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接着，王稼祥第一个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畅快。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从此，党领导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渡天险，克服种种困难，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在会上，王稼祥再次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于坐担架行走不快，到住地后，他又马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处理文电，几乎夜夜难以休息，只有白天行军时才能躺在担架上睡一会。由于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甚至爬出蛔虫，又没有止痛药，只好插上一根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长征途中的很多道路都很艰难，到了险要路段，王稼祥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经常硬支撑着下来自己行走或骑马。爬雪山时，他就坚持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走了过来。他几经病危，都被抢救过来，身体略有好转又继续坚持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美国籍的医生马海德来到红军中。他检查了王稼祥的伤口后，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走完长征，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驻共产国际代表到六届六中全会

1936年10月，王稼祥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月至1956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由于他伤病严重，陕北保安红区没有根治条件，12月4日，中央决定他去苏联治病，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正式代表。他先被秘密送到上海，1937年春又秘密搭乘轮船去了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医生打开王稼祥的腹腔，发现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遗留物，他们为这位中国红军的领导人能坚持下来而感到惊讶和敬佩。

王稼祥在苏联治伤时，时时关注红军的动态。当平型关大捷后，他立即撰写了《中国八路军的胜利与抗战的光荣》，刊登在巴黎的《救国日报》上，引起很大反响。王稼祥年轻时留学苏联5年，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他很熟悉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情况。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和任弼时一道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详细而又具体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战的方针和策略。特别着重讲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如何转危为安的过程，这对于争取苏联领导人支持遵义会议后中共新的领导人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这两个文件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有利于在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

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准备起程回国，其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由任弼时接任。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郑重地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托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

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了延安，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时王明在党内闹得很凶。1937年11月他和康生回国后，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长江局的工作，似乎成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独断专行，公然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藐视中共中央的权威，将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他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和谈话，还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散布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论调。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开始筹备六届六中全会。9月14日至27日，中央通知王明速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王明竟回电让王稼祥去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甚至要毛泽东等主要领导来武汉或到西安召开会议。中央断然拒绝，王稼祥给王明复电中明确而严肃地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王明被震住了！他从电文的措词中看出他在中央的地位可能起了变化，这才不得不打点行装来到延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是1928年中共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会议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周恩来、朱德、康生、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等被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第一天，王稼祥向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精神。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正像胡耀邦1985年在讲话中说的：“3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党内有种不好的做法，就是党内争论、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去找共产国际打官司。这样一直搞到1938年王稼祥同志回来之后，情况才有了变化。因为那时斯大林说了中国共产党还是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

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张闻天、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刘少奇等同志也分别向会议报告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王稼祥致了闭幕词。毛泽东后来形容六届六中全会是第二个遵义会议。

在延安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8年11月－1945年8月，王稼祥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兼任华中工作委员会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协助毛泽东同志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提出过不少重要创见，为中央起草了许多决策性文件。从六中全会到1943年7月，以毛、朱、王联名给各地指示文件达数百种，仅六中全会闭幕到1938年底参与署名的有10件。

除了日常工作，他主持军委政治部工作，办过两件大事：一是1939年1月创办了以部队营以上干部为主的《军政杂志》，成立了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等组成的高规格编委会，毛泽东写了《发刊词》，他发表《论目前战局和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还挑选了15名学员组成前线记者团奔上火线进行采访。二是在1939年1月组织了60多人的军委战地考察团，由方强任团长，用一年半的时间深入前线部队考察，从组建、具体行动到总结直至成果应用都是他一手筹划的。

王稼祥还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的主任，王若飞兼任秘书长。他从李先念部和彭雪枫部的经验中得到启示，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总结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失败的历史教训和面临的严重形势，引起中央对党性问题的重视，他为中央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半个多世纪以来，教育了几代共产党人，成为党的宝贵财富。

1941年他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 1943年3月兼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他领导了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共有1800多人参加，高级干部79人。他身体不好，仍身体力行，军委各部门一把手的反省笔记他亲自查看并写上批语。工作占了几乎他的全部时间，他仍抽出点滴时间阅读大量书籍。他的政治秘书陶铸说他读了许多书，很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处理每一个问题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思考。1943年7月在纪念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时，他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初步论述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和成熟以及和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相联系，是我党正式提出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喜结良缘与人生转折

人生的机遇常常充满奇巧。这里得离开主线插入另一段稍远年代的事。在清王朝即将倒台之际，湖南省长沙市爆出一桩轰动远近的新鲜事，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剑凡先生办起了一所近代的中国女子学校——周氏家塾即后来的周南女校。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时期，朱剑凡和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李维汉等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并参加了新民学会，也和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聂荣臻都有很深的友谊。毛泽东也是朱家的常客，见过他家的小女孩朱仲丽。不幸的是，朱剑凡1930年病逝，朱仲丽15岁就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经徐特立介绍奔赴延安。毛主席见到老友的女儿已成为“牌子响当当的大医生”非常高兴，自然成为新创办的边区医院的骨干医生，还和白求恩一块工作了一段时间。

金秋时节的一天下午，中央开完一个重要会议，领导们吃完饭从医院旁边走过，朱仲丽看到毛主席赶忙跑去问候，毛主席向陪在身旁的王稼祥和其他领导同志介绍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还兼着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听了主席的介绍，朱仲丽忙上前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握手。朱仲丽没想到的是，这些天毛主席几次催问王稼祥的婚事，说都而立之年了，该下决心了找个对象。

就是这次邂逅，就是毛主席的简单介绍，王稼祥脑子里老浮现着朱仲丽干净平整的军装和军帽下两条黑油油的小辫。也许是“一见钟情”的因子在催发，王稼祥通过和朱仲丽熟识的萧劲光邀请她去他那里玩玩。那天，萧夫人穆姐陪她到王稼祥的办公室，但不凑巧，不时有人请示汇报，无法畅谈，只能匆匆而别。短促的见面她却印象很深。王是位值得尊敬、知识广博、非常能干的人，怪不得从苏联一回来就担任那么高的职务。过了些日子，傅连暲院长通知她去给王稼祥检查身体，并要求她每周定时为他检查。一来二去，越走越近。1939年元宵节，他俩终于踏上结婚圣坛，备了两桌饭，也就四菜一汤，中央领导同志前来祝贺。毛主席特别高兴，笑着说：“在长沙第一次见面，还是个小娃娃，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 ”

1943年下半年王稼祥因伤病复发住院治疗，1945年8月离职休养后又去苏联治病，还解救出毛主席的前任夫人贺子珍和女儿李敏。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不少代表对王稼祥缺少了解，他意外落选，为此毛泽东很不安，在会上专门讲了王稼祥在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中以名列第二当选。但由于中央委员落选，自然不能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重大转折。

新中国建立后，他首任驻苏联大使，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后周恩来也访苏，经过反复协商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1年1月，他又负责筹建中联部并担任部长。由于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了解各国共产党的情况，这项工作对他得心应手。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他又以较高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新见解，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许多真知灼见却无从施展。

60年代后，由于善于兴风作浪的康生掌握大权，对他工作的见解和主张加以歪曲，无限上纲，扣上“三和一少”的大帽子，就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在文革中，对他连续围攻揪斗，1974年1月22日，这位共产党人和革命家的生命之火过早地熄灭了，终年68岁。

1974年1月30日，王稼祥追悼会举行，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邓小平致了悼词，高度评价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的一生。

2019年2月26日~5月8日 于新华园

参考资料：《王稼祥传》 徐则浩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编辑：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