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方针的调整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开展以来，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坚持正确的白区工作路线和策略原则，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突出成就。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和策略，给白区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自遵义会议提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后，白区工作逐步走上正确轨道。瓦窑堡会议在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明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成为中共白区工作开始转变的重要标志。

1936年3月，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4月，为了从思想上转变白区工作，刘少奇撰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对在国民党白区恐怖统治条件下，如何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如何保存和巩固党的组织；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如何运用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如何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以及具体策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在此前后，刘少奇还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等文章，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并提出在新形势下白区工作的策略原则，为加强党的白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党的白区工作取得了“空前未有过的成绩”，并实现了基本转变。然而，要使党的白区工作达到根本的转变，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要真正纠正一种在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的错误倾向，不仅需要领导集体认识的统一以及由此而来的果断决策，而且需要广大革命干部和党员的普遍的觉悟。这就需要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大量细致的工作。为此，刘少奇1936年7月又撰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文章。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河北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他们进一步转变白区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同年10月，张闻天发表了《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着重论述了党领导白区革命群众斗争的基本原则：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选择时机，提出正确的要求与口号；斗争要注意适可而止；依照一定的条件进行工作，不要提出过早的群众还没有了解的口号；争取同盟者，消灭主要敌人；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同时，还特别强调白区党的“领导方式，现在必须要有彻底的转变”。1936年冬，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白区工作座谈会，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就白区工作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是：关于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关于改善秘密工作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和工作方式；关于利用公开合法形式进行党的工作；关于采用不同的隐蔽方式打入敌人心脏进行工作，等等。

为了实现党在白区工作的转变，1937年3月，深入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信文指出：党内“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是“一贯的”、“有系统的”。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他认为，过去领导的错误不仅仅是策略错误，而且还是路线错误。因此，刘少奇得出结论并认为：要使党的白区工作实行转变，必须实行双重转变。一是要实行历史传统的亦即路线的转变；二是要实行策略的转变。而要实现第一个转变，比实行第二个转变要困难，艰苦得多，但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恶果，我们都得吃下去”。“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白区工作座谈会和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这封信，为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也为党的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做好根本铺垫。

二、北方局的重组与工作重点转变

1927年8月和1930年8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曾先后两次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具体负责管理顺直、山西、山东、满洲、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两个北方局延续的时间都不足半年。1933年3月，中共中央派遣孔原以中央驻北方代表名义主持恢复北方局工作。1935年5月，孔原在返回上海前，经研究决定由中共河北省委兼负北方局的工作，高文华、柯庆施、李大章为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华北抗日斗争的领导，193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认为北方局管理的范围很大，与满洲，山西、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需要派得力的同志去领导。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名义，代表中共中央到北方局领导白区工作。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到达天津，并主持重新组建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他根据党的新的策略要求和变化的新形势，及时调整和提出北方局党的任务与工作方针，先后以陶尚行、尚陶、吕文、K·V、莫文华等署名，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同时，刘少奇为整顿和加强华北中共组织的领导力量，开展了大量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工作。1936年4月，北方局重建了中共山东省委；6月，在太原整顿了中共山西省工委；7月，成立了中共河南临时工作委员会。

1936年3月31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郭清，举行“抬棺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有的学生干部被捕，有的遭校方开除。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至几次的话，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刘少奇指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但不应该采取那样头脑发热的方式。完全可以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开追悼会，与学校当局商量，请当局、教授讲演，这样会争取群众的同情。当时天津学生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在接到刘少奇的批评意见后，天津市委及时制止类似“左”的做法。

刘少奇到华北后，深感缺少干部，特别是迫切需要一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执行党的统战工作的负责干部。1936年4月，当他得知北京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有60多位同志多数刑期已满，但不履行手续就不能出狱。这些同志大多是30年代初期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时被捕的，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殷鉴、周仲英、周启敦、刘亚雄、胡锡奎、刘锡五、张友清等。如果将这批干部营救出狱，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党的力量。刘少奇急忙与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商量营救事宜，柯提议：“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出狱”，由于此事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刘少奇将该意见报请了中共中央。张闻天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商议并很快予以批准。从1936年8月底开始至1937年3月，依照中央和北方局决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61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出狱手续”并陆续获释。他们出狱后，全部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工作，有效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其中的13人，后来当选为出席中共七大会议的代表。

开展华北白区工作重要的一环，是争取平津地方实力派宋哲元，宋哲元在一二九运动中曾命令动用军警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学生群众喊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刘少奇在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认真分析之后，认为宋哲元虽有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的一面，“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刘少奇开始引导学生改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通过各种途径在二十九军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使宋哲元的态度发生明显的改善，推动了二十九军的抗日救亡活动，群众爱国活动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在做宋哲元工作的同时，北方局又积极开展了对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当时是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北方局曾派张友渔陪同张经武去绥远见傅作义，动员傅作义抗战。1936年11月，日军向绥远进攻，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在红格尔图一带击溃日军，取得百灵庙战役大捷。北方局党组织发动、组织华北各救国团体及平津等地学生积极支援绥远抗战。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方局的“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而在各派军队中又以“晋绥应放在第一位”。华北事变后，华北形势告急，使长期统治晋绥的阎锡山处在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上，他既要面对日军的进攻，同时也要对付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对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抗日倡议，阎锡山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准备起用一些坚决抗战又在山西有一定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以他允许的名义和面目出现，也就是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为他统治和保住晋绥服务。北方局分析了阎锡山的策略，认为虽然阎锡山不准共产党在山西公开化、合法化，但实际上有利于共产党员在山西的抗日活动。因此，当阎锡山提出请一些共产党员去山西工作时，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薄一波等共产党员往山西。

1936年9月，薄一波等到了太原。不久，就成立了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和薄一波组成，薄一波担任书记。薄一波等首先接办和改组了山西“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但实际工作逐渐掌握在共产党干部的手中。牺盟会通过组织抗日宣传队、训练班等形式，积极发动群众。经过培训的进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山西各级党组织、新军各部队和各县民主政权的骨干。

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北方局工作给刘少奇等的指示信》，认为北方局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三、国统区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在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机构和人员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和壮大。尤其自刘少奇到北方局后，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多个地区的党组织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得到恢复和重建。

平津冀地区  1936年2月，刘少奇调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副书记彭真等到北方局工作。同时纠正了原河北省委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批判和处理，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雪峰接任北平市委书记。同年4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将1935年5月以后“一套班子，两个牌子”的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设置到人员组成分别设立。此后，河北省委只负责领导河北省辖区内各级组织，下属北平、天津、唐山三个市委和京东、冀热边、保属、直中、直西、直南、直鲁豫边、津南8个特委，除张家口外，省委之下的特、市委组织基本健全起来。同年四五月间，北平党团组织合并，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任书记。1937年1月，李葆华调任北方局工作，黄敬为书记。3月，李铁夫等赴延安参加全国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天津市委重新调整，刘澜涛任市委书记。5月，刘调离天津，易吉光代理市委书记，后来由许志庸接任天津市委书记。

上海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1935年初就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和中宣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地下工作。但由于当时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难以立足，依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陈云和潘汉年一起前往苏联。为了同经历多次大破坏后存留下来的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并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负责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冯雪峰到达上海后，通过会见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等，并找到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着手重建党的组织。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也把开展当地党的工作作为其重要任务之一。同年九十月间，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同年年底，冯雪峰领导建立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组织。到1937年5月前，“临委”成员分别联系工人临时工作委员会、学生临时工作委员会、救国会工作委员会和文化界、海关职员、巡捕3个党支部，有党员约160人，各方面联系的积极分子约5000人。1937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主持全面工作。7月初，中央又电示由刘晓、冯雪峰等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

陕西  1935年夏，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共产党员高克林与孙作宾、崔廷儒等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决定重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临时省委迅速派人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并请示工作，开始受中央直接领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派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到西安，准备重建中共陕西省委。12月25日，中央代表团领导成员博古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建陕西省委的决定，贾拓夫任书记。到1937年5月，重建了26个县党的组织，国统区的党员人数超过千人。

山西  1936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宝森到太原建立了中共山西省工委，李宝森任书记。11月，省工委改组，张友清任工委书记。与此同时，北方局为加强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决定成立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直属北方局领导。公开工委的任务主要是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具体负责和领导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组织完全秘密，不与山西工委发生横向联系，也没有下属组织。为适应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加强山西党的工作，北方局后来又派赵仲池、赵振声到山西参加省工委工作。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工委下属36个特委、县委、特支和支部、党员368人。

山东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到济南重建山东省委。5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委（对外仍称省工委），黎玉任书记。新省委提出要积极慎重地恢复各地党组织关系，发展新党员，建立特委、工委或县委。同年6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鲁西北特委，同时筹建鲁东工作委员会和矿区（淄博矿区）工委。10月，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中共胶东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3月，北方局决定将原属津南特委的盐山、庆云等5县划归山东省委领导，并成立了鲁北特委，领导盐山、乐陵等10个县的党组织。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获得恢复和重建，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省范围内的党员发展达到了2000多人。

河南  1936年初，为加强河南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沈东平到河南恢复和发展河南地方党组织，沈东平立即以许昌为中心，向附近各县展开工作，并很快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取得联系，7月成立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沈东平为负责人，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后来，相继建立了郑州工委、豫西临时工委、豫东特委、西华县委及开封等基层支部。1937年4月，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刘子久任书记。省工委成立后，把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作为主要任务。同年5月，中共中央指定朱理治为筹备组组长，开始重建河南省委。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原省工委同时撤销。

香港、广州  1936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派出薛尚实、王均予等到香港、广州成立和恢复党组织。9月，薛尚实在香港成立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12月，广州市委成立，王均予任市委书记。到1937年9月，还建立了外县工委、琼崖特委、韩江工委、西江工委等。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除在广东各地恢复建立党组织外，还派人到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绥远  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天津一带的学生来到绥远省和硕公中垦区，这些学生中有中共党员200多名。1936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局考虑到大规模抗日战争可能爆发的形势，决定以这些学生党员为基础，成立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垦区工作委员会。同年7月，在北方局领导下，派王一民（鲁奔）到垦区，成立了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李衡任工委书记。当年秋初，绥远工委迁至包头。

湖北  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的一些先进分子自发地组织起来，秘密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或读书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纷纷到北方或上海寻找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工委也准备在武汉恢复党的组织。1936年6月，上海临时工委在武汉建立了中共武汉支部，但很快就遭到破坏。同年秋，北方局在武汉建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活动，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春，临时工委书记何伟被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被迫暂停。

广西  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加强广西党组织的领导，1936年11月7日，在贵县召开了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以陈岸为书记的工委领导机构。会后不久，到南宁巡视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薛尚实确认了广西党组织与南临委的组织关系和选举结果，至此，广西党组织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5年的组织关系，并重新实现了对全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37年3月，中共广西省委工委在横县县城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南临委工委巡视员莫西凡出席了会议，会后，南临委批准陈岸的辞职申请，指定彭懋桂接任省工委书记。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省已经有2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党员达到800多名。

福建  1936年7月，原担任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长的尹林平重建厦门市工委，尹林平担任书记，工委由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

云南  1935午9月，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党组织派吴懋德（李浩然）到云南，会同费炳一起恢复云南的地方党组织。同年11月，建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李浩然为书记。年底在楚雄建立了党支部。1938年8月，中共云南临时工委和昆明支部合并，成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

东北地区  始建于1927年5月的中共满洲省委，最初受中共中央领导，后来一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1934年底，由于和上海中央局失去联系，开始单方面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到哈尔滨传达指示，决定取消满洲省委，以东满、南满、北满和吉东4大游击区为中心，建立相应的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1936年1月9日，新成立的哈尔滨特委代替满洲省委领导，韩守魁任书记，下属哈尔滨、奉天、大连市委，海伦县委以及巴彦、呼兰、宾县、陶赖昭4个特支。同年2月，中共南满省委成立，杨靖宇任省委书记；3月东满省委成立；同年6月，为了加强中共对东北抗联第一军的统一领导，东满、南满省委决定合并成东南满省委（后称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9月，北满临时省委成立，赵尚志等15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尚志为执委会主席，省委书记为冯仲云。1937年6月，改选北满临时省委，张兰生任书记。1937年3月，以道北特委为基础建立吉东省委，宋一夫为书记，省委下属下江（乌苏里江下游）、道南特委和中东铁路职工部，由于日军封锁，省委没能及时与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直到1937年5月才和下江、道南两个特委陆续取得联系。

这一时期，尽管有的地区尚未恢复、重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但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或出于自发，或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