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很短，党成立后又立即全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加之革命战争年代的条件和环境十分艰苦，使得党没有很多时间对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长期存在理论水平不高，运用能力不强的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路线、政策和策略以及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及各方力量的促成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于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等问题，出现了新的分歧。从苏联回国的王明，重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外国经验和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指示。他的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在全党产生了较大影响，蒙蔽了党内许多同志，干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正确策略，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危害。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也有其历史条件。首先，中共积累了丰富的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从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长征胜利两次生死考验，毛泽东就是这两次生死考验的亲历者和推动实现转折的重要人物。艰难困苦的革命历程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意志，挫折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理论水平与认识能力。此时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已远非昔日可比，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在遵义会议和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尤其有了强烈的理论结合实践的愿望和具备了这种结合的能力，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实践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共产国际七大后对各国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有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创造了组织基础。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机构，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而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是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一组织原则在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六大不但没有改变这一组织原则，而且在《共产国际章程》中加进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设立常务局”的规定。据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设立了西欧局、南非局、东方局以及其他各局，以便同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仅继续向各支部派特派员，而且有权向各支部指派指导员，以便各国共产党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实践证明，这样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原则，并没有有效地帮助各支部国解决革命中间所出现的问题，有时还会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给各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的集权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第一，共产国际千篇一律的指示，脱离各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第二，共产国际派遣到各支部去的特派员参差不齐，有的很好，有的却是不称职的，有的甚至为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第三，随着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领导干部的成长，各国共产党本土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已成为本民族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革命情况有时瞬息万变，不可能坐等共产国际送来的指令和指示办事，必须由本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因而，这种机构组织和领导方法必须改变，共产国际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些问题。鉴于此，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以下五项规定：（一）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上，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地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二）有系统地帮助造就和教育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使各国党当事变急剧转变的时候，能根据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委员会各次全会的决议而迅速地和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三）切实帮助共产党进行思想斗争，反对政治敌人；（四）帮助各国共产党去正确利用本身经验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五）共产国际各重要支部必须派遣有威望的代表来更积极地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以保证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与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可见，共产国际七大对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重要的修正的，解放了思想束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创造了组织基础，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组织环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着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报告中也论述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中国化”问题，指出：“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如1941年6至8月间，中央政治局听取彭真汇报晋察冀工作过程时，毛泽东认为晋察冀分局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报告、讲话、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以运用和阐发，并使其内涵逐步扩展和深化。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指出：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并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党在17年曲折历程中的最大进步。在报告的结论中还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1940年1月初，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他还系统说明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层含义，即将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各地具体化，认为“这也就是马列主义在各地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认同和确立，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进入成熟阶段，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后，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他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文章，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确立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也使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为后来确立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正确，对确立毛泽东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此后，毛泽东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持人、主席，洛川会议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亦称主席），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

然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袖地位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在随后召开十二月会议上，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构成了挑战，“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曾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会后，王明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

由于中共党内矛盾趋于公开化，任弼时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有了认识，也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听取汇报后说：王明这个人总有些滑头滑脑的样子，在有些地方很不诚实，在苏联时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王稼祥离任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和任弼时进行谈话，明确指出：“应当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意见，明确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会上张闻天也主动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与毛泽东，但为毛泽东所婉言谢绝。会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1939年初，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住的蓝家坪移到毛泽东住的杨家岭，虽然仍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决断。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完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众望所归，彭德怀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张闻天后来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中共六中全会文件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刊登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一文，同年6月《共产国际》第6期（俄文版）专门刊登介绍毛泽东生平的长文，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军事战略家”，“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属于人民的，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

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逐渐认识并认同毛泽东正确的路线原则，成为在毛泽东领袖地位最终确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在战略部署、军事指挥上充分发挥毛泽东的才能和长处，尊重并尽量采纳他的主张；在中央会议主持、报告、作结论等环节上，也与毛泽东密切配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电报等，不少是洛（张闻天）毛联署。张闻天与毛泽东坦诚相处，并自觉树立毛泽东的威信，二人分工协作，相得益彰。周恩来最早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全力推荐其为全党的军事领袖，并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逐步地由负责者变为帮助者。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后对毛泽东的支持，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争取到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自不待言。尤其任弼时1940年3月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回到延安后，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