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始终极为关注。西路军征战途中，中央坚持提供情报、研判形势和具体指导；西路军处于困境时，中央在考虑军事援助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多方疏通等手段，尽一切努力争取国民党方面能停止攻击和迫害；西路军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又千方百计予以寻访、营救和接纳。

指导、帮扶与迎接  1936年11月8日，西路军组建前夕，中央就曾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希望苏联方面援助物资的接应点由哈密改为安西，认为“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次日又告：“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毙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4天后再次通过王明、康生等人叮咛共产国际，“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当西路军准备在永凉一带建立根据地时，中央提醒要“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从战略实际出发，会商西路军领导，“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在具体战术方面，毛泽东明确建议：“（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指徐向前和陈昌浩）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当西路军在东返中遇到困难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一）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的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二）向张（学良）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

在周恩来和潘汉年等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过程中，西路军的安危一直是中央非常关注的核心所在。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叮嘱潘汉年，一定要把“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作为蒋介石方面必须执行的条件之一。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致电潘汉年，指示其在对国民党方面交涉红军驻地时需要进一步明确：“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中共中央在借助国民党政府给马步芳、马步青施加压力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同“二马”建立直接联系，使其能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剿。高台失陷后，中革军委即刻要求周恩来、博古设法阻止马家军对西路军的进攻，并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和博古，焦急询问他们“‘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在得知马步芳有贪财的嗜好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听说马步芳很爱财，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允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2月底，当西路军的情况陷入万分危急的时候，中革军委要求周恩来、彭德怀和任弼时，“对‘两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并授权可以在和马步芳、马步青等人的谈判中承诺，“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

西路军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西路军余部和被俘红军指战员的营救。除命令中共谈判代表要求马家军不得再伤害西路军余部指战员外，中共中央始终关注和解决着西路军余部的困难。

1937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要他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的善后问题，向顾说明现凉州被俘的西路军6000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几天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希望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余部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4月15日，叶剑英报告“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进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位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徐向前辗转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当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一带陷入困苦和无助之际，中央电示他们：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新疆；经过安排与部署，毛泽东、朱德在几天后进一步明确指示：“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1937年5月1日，李先念率领420多名西路军将士历经艰辛，终于抵达与中央约定好的地点星星峡，在这里与前来迎接的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以及载满了40卡车的救援物资会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这批人员整编为新兵营，经过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休整和学习军事技术，后来全部分批回到了延安。

出动增援部队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积极开展军事指导和外围谈判来争取援助的同时，也积极准备着对西路军的直接军事援助。1937年2月中旬，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多次致电中央，希望红四军、三十一军能够归还建制并夹击“二马”，否则将无法完成西进任务。为此，军委紧急商量“派兵支援”的办法，毛泽东要求周恩来为出兵援助西路军紧急筹款50万元，军委主席团也决定：“极秘密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此时，中央已经就增援军的组成形成了初步意见。

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2月26日，中央军委主席团急令彭德怀、任弼时正式组建增援军。增援军由红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主力两军（指红四军、三十一军）限三日准备完毕，四日开始出动”。毛泽东要求多带电料等器材，抽款补充援西军的经费、调集造船材料等。两天后，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等人协商增援西路军的安排与步骤，特别提醒周恩来：不要在增援队伍开动前告诉顾祝同，唯恐影响到援救的实际效果。

3月3日8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向由红四军、红三十军组成的援西军各部发出动员令。3月5日，刘伯承、张浩率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3月10日，援西军各部到达甘肃镇原县。此时西路军已经兵败，而且距西路军残部尚有2000里之遥，加之在兰州一带驻防的西北军将被国民党中央军接防，援西军自身的行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牵制。因此，中央不得不指示援西军停止前进，屯兵待命。直接军事救援工作失败以后，援西军通过派遣大量侦查员，通过搜集西路军将士存活信息，积极展开了对失散人员的搜救、接待以及寻访和接应等有效活动。

西安红军联络处的营救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便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站。西安事变发生后，秘密交通站处于半公开状态，称为红军联络处，是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方面保持联系的重要机构，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等都在这里工作过。西路军失败后，许多营救活动是通过红军联络处进行的。

1937年2月，当西路军陷入困境时，经杜斌丞和吴鸿宾（中共党员）的引荐，周恩来在西安与在当地回族群众中极具威望并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的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取得联系，希望马德涵出面联系马步青并营救红军战士。马德涵慨然允诺，不顾年老体弱，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秘书长张文彬和回民马宪民陪同下，以在甘肃举办画展为名，赴武威与马步青见面，并把张文彬引见给马步青，由其代表中共方面正式谈判。张文彬向马步青转达了中共方面关于只要马家军队不伤害被围红军，就可以和平解决的总体方针，提出了不得杀害西路军将士，在生活上要尽力给予善待和以后将战俘归还的要求。马步青答应在自己的辖区内不再杀害红军官兵。同时，马步青还安排马德涵等分别到张掖、青海，与100师300旅旅长韩起功和马步芳再行商榷。期间，马德涵、张文彬还通过各种关系，打探到大批红军战俘在青、甘的去向，并及时地向党组织汇报，为后来的营救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3月，周恩来准备通过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与马步芳商谈，愿以部分枪弹作为条件，换取对方释放被俘的西路军人员。后由于马步芳态度强硬，谈判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赵守钰的掩护下，共产党员张文彬、刘秉琳以其随员身份到青海和河西，以假借慰问马家军为名，了解和收集了大量关于被俘西路军战士的具体情况。

同年4月，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从麦加朝圣回国，途经西安。周恩来闻讯后，在马德涵的住处亲自会见马麟并向其说明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希望他们回青海后能阻止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屠杀政策，并将被俘红军遣返送回，参加抗日。马麟表示赞同团结抗日主张，回青海后一定尽力而为。同时，马麟还向马步芳写信举荐，协助受周恩来委派营救西路军的吴鸿宾以合法身份进入了青海。

7月，西路军30余名营级以上干部由甘肃武威转押西安监狱，被俘人员到达西安后，设法与西安红军联络处取得联系。叶剑英闻讯后，立即派人到监狱看望，同时展开营救活动，在联络处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些干部后来都得以重获自由。此外，朱德也通过统战关系，迫使马步芳释放了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等原西路军指战员。9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办事处接待了500名左右西路军流散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些将士们大都重新汇入八路军队伍之中。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救助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彭加伦等到兰州筹建了红军办事处，以此来营救西路军的被俘人员，收容其失散人员，特别是要查找当时下落不明的西路军主要领导人。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又特意委派与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相熟的谢觉哉来到兰州，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加强对兰州办事处的领导。

7月底，谢觉哉一行初到兰州，就立即着手营救和收容西路军战士。不久，红军办事处即改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并对外正式公开。办事处几乎每天都能搜集到有关西路军将士被关押在马步芳、马步青军队监狱的消息。汇总情况后，谢觉哉或直接找贺耀祖要求他下令放人，或及时报请中央并积极协商其他解救办法，他还建议中央公开派人去收容流落河西、青海一带的西路军人员。

1937年秋，国民党方面欲将1500多名西路军被俘人员改编为“新兵团”，准备补充第一战区兵源。当“新兵团”途经兰州时，谢觉哉得知消息，一面与国民党军方交涉，要求将该团拨交八路军；一面找上门去，又向该“新兵团”团长讲明团结抗战的道理，规劝他把这支队伍交还共产党。同时，谢觉哉还安排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到“新兵团”驻地，鼓励被俘的同志们坚定信心，坚持革命斗争并做好回归的准备。“新兵团”秘密发往西安后，谢觉哉迅即电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并叮嘱继续予以营救。后来，在叶剑英等人的持续努力下，这批战士全部回到了革命队伍。

西路军失败后，一些指战员辗转来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归队。办事处总能够热情周到地给他们淋浴理发，更换衣服，检查身体，治疗伤病，在生活上进行安抚，在精神上给予慰问，帮助他们尽快休整恢复，并安排护送。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接纳和救助工作一直延续到1940年，约200多干部战士在他们的帮助下，回到了西安、延安、庆阳、镇原等八路军驻地。

据统计，中共中央组织营救和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人士救助的两年间，有4700余名西路军指战员重返陕甘根据地，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骨干。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