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不断的胜利,蒋介石不甘坐以待毙,企图以“和谈”名义为国民党最后的负隅顽抗争取时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应对,与国民党当局公开谈判,一方面全面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的真实目的。与此同时,国民党不甘失败,在即将解放和已经解放的地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意图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顺利接管。全国各地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各项活动,在各条战线上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斗争。
一、配合正面战场,开展“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民主运动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求和声明,企图在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反动军队等条件下,以进行“和谈”为名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提出了惩办战犯、废除伪法统、废除伪宪法、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和平条件,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理总统”。李宗仁上台后,继续发动“和平”攻势。
为了配合中共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开展了揭露假和平,争取真和平的群众运动。
上海学联主办的《学生报》出版了“反对假和平,起来争取真和平”、“战犯介绍”和“要彻底全部实行八项和平条件”等专栏和特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许多学校的地下党员和民青盟员还经常秘密收听延安电台的短波广播,把新华社的重要消息记录下来,印成小报,张贴在校园内,以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消息鼓舞同学们的斗志,以中共的方针政策澄清一些人的模糊认识,揭露国民党的造谣和欺骗。
1949年3月底,南京各校学生发起“争生存争和平”运动。4月1日,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的日子。为促成和平的实现,要求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天上午学生们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游行学生,造成了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四·一”惨案。3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抗议南京反动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暴行。之后,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4月13日,岳阳中、小学生声援南京学生,举行反迫害、反对假和平的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造成震惊三湘的“四·一三”惨案。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以船山、湘南、建德等中学为据点,开展声援活动。
当南京、岳阳惨案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衡阳县立中学中共地下党、团员,以“野火社”为核心,通过罢课、发起组织衡阳学生联合会、举行追悼会、赶编声援专刊等形式进行声援。23日,成章、扶轮中学等校也群起响应,连续召开追悼会,把悼念活动推向高潮。
南岳古镇,4月15日中午,各校学生整队陆续来到南岳实验小学中山堂,为在南京“四·一”惨案及两天前发生的岳阳“四·一三”惨案中殉难的学生举行追悼会。参加大会的有国师、附中、岳云、三忠、南华、五四及震华文学院、实验小学的师生3000多人。会后,又举行了大游行。
广州,在广州市党委的组织与领导下,广州市的各大中院校的学生也行动起来,4月15日,在中大召开了追悼“四·一烈士”大会,省文理、法商学院和许多中学都派代表参加。由于地下党组织做了周密部署,成立了指挥部,组织了纠察队,派人站岗放哨,使国民党派来镇压的暴徒不敢进学校一步。校内潜伏的少数反动学生,也不敢蠢动。之后,省文理学院等院校也举行了追悼会,声援南京学生。在党的积极组织下,中大、省文理学院、广雅、中大附中的进步力量占了绝对或相对优势。
声援南京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制造“四·一惨案”的斗争,是全国性的一次学生运动浪潮。这次浪潮,更加深入广泛地教育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冲击了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统治。青年学生的鲜血教育了人们,使更多人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企盼新世界的来临。
二、护校、护厂、反南迁
辽沈战役后,随着全国战略决战的展开,各个城市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国统区各城市的青年运动,先后开始转入积极应变、迎接解放的新阶段。蒋介石、胡宗南为维持其垂危统治,命令将工厂、学校向南方迁移。在此形势下,各学校进步师生在中共党组织正确政策的影响和具体领导下,进行了护厂、护校、反南迁斗争。
北平与天津。国民党政府知道平津等地将不可保,密令将北平、天津等地的重点院校南迁。清华、北大、南开、北洋等校的中共地下党员,民青、民联成员团结广大学生和教师,开展了保护城市、护校、反南迁斗争。他们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和纠察队,对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详加调查,重点保卫,防止特务破坏;他们还积极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对教授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使其认清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经过进步学生的努力争取,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的教授也都反对学校南迁,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教授学者都拒绝了国民党的引诱,留下来迎接解放,使这些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学生们的斗争与争取下,整个北平无一所学校南迁。
临近解放前夕,保护工厂、学校、机关的斗争更加尖锐。为防止敌人撤退前的大破坏,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的广大青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敌人的“应变”口号,在工厂中组织了护厂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在学校中组织应变委员会、宣传队、安全互助会等,开展以迎接解放为中心的护厂、护校斗争,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仓库及公共场所,以免遭国民党军警的破坏。当解放军攻入这些城市后,他们又主动为解放军做向导,协助维持秩序,监视战争罪犯,收缴敌人武器,为保护这些工商业大城市做出了贡献。
广州。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的总统府、行政院都曾先后迁到广州,广州是祖国大陆国民党最后一个顽固的堡垒。国民党三番四次,反复布置,企图全面消灭广州的地下党组织。1948年初,在中共华南分局的指示下,广州市委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迎接解放、护校护厂、准备接管方面来。广州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护校、护厂与接管工作。在宣传工作中,《学生文摘》改为《广州文摘》扩大发行数量,并创办了以“广州市学联”名义编发的秘密油印小报,转载《华商报》、新华社等解放区消息,指导当前的工作。成立了护校、护厂应变组织,整理反动学生和反动人物的材料,向他们发出警告。同时,又以“地下学联”等其他外围组织的名义,分别发出致全市工人、妇女、经济工作者及全市大、中学教师、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号召全市人民做好护厂、护校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广州解放。一批地下学联成员进入军管会协助工作,在护厂、护校和接管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地下学联的成员在建国后即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为广州建团打下基础,成为战后广州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广州解放前夕,除海珠桥被炸毁一部分外,整个城市基本上保存了下来,这与广州青年带领群众进行不懈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浙江。浙江青年学生、新民主主义革命团组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护厂、护林、护路行动中。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为了防止当局在溃逃前的捣乱、破坏,浙大师生员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护校运动,迎接解放。1948年12月11日,学生自治会发表《为坚持不迁校告师长同学工友书》,并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分设储购、水电、警卫、消防、交通、救护、联络、经济、膳宿、配给、秘书等11组,并具体规定了护校措施。1949年初,中共杭州的两个地下组织合并,成立中共杭州市委,并在杭州科协建立党团组织。他们在杭州的海塘工程局、钱塘江水利勘察处、浙赣铁路局、水利局、市工务局、电信局、雷达研究所、汽车修配厂、华丰造纸厂、民生制药厂、蚕桑试验场、农业改进所等处发展科协会员,使科协在整个杭州市扎下基础,拉开了地下党领导的护厂应变斗争的序幕。
西安。1948年,西北工学院及西北大学的团组织和学生自治会,发起了反迁校签名运动和全校学生的投票公决,使学校当局无法执行迁校命令。西北农学院地下党、团组织联系学校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共同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把国民党陕西当局拨来的32万元迁校专款作为应变费,购买了粮食和应急设施,迎接解放。经过党、团组织的努力工作,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迁校阴谋在各个学校相继破产。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胡宗南集团又企图以集训为名,在溃逃时把西安、咸阳等地大、专院校学生全部强迫带走。地下党团员分散到各校学生中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学生以自行设法隐蔽的方法分散在校外住宿,3天内各校学生几乎隐蔽一空。5月17日胡宗南军溃逃时,只有100多人被胡宗南军队强行带往汉中,绝大多数学生仍留下来迎接解放,还有一部分学生投奔陕甘宁边区。与此同时,安康青年也在团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搜集传递情报、对国民党地方武装自卫团进行策反工作、护厂护校等一系列英勇的斗争。
三、为人民解放军搜集军事情报与工厂档案资料
为了迎接解放,许多青年学生还多方搜集敌人的情报,秘密提供给人民解放军。
北平青年学生在“民青”“民联”成员的带动下,在保护好自己学校的同时,还到校外协助调查各大机关、企业的财产,搜集重要的资料,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由于广大青年和全市市民的共同努力,以及北平90万国民党守军最后在傅作义将军的领导下和平起义,一些军警特务的破坏活动被粉碎,整个城市和工厂都完好地保存下来。
上海沪北区大中学校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搜集整理资料集中上交。如同济的党员积极分子发挥自身的优势,分工测绘所在地区的地图,除了一些不能靠近的地方外,测绘完成了15份包括一些军事设施和重要场所在内的新市区部分地段的地图资料。这些资料和其他社会调查资料一起交给上级,再想办法送到了华东局和三野总部的驻地。
1949年春,南京、上海一些学校的学生,经常以“春游”的名义漫步郊外,哪里有碉堡,哪里有营房,哪里是重要的厂房、仓库、码头,他们都一一记下来,绘制成图,通过中共地下党转送给前线解放军。天津耀华中学学生曾常宁通过其父与一些军警要人的老关系,偷到了《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塘沽城防图》等绝密资料,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塘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骨干还走出校门,通过各种途径,调查各大机关、企业的资产档案和人员编制情况,由地下党转送给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军接管这些城市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一些学生在为解放军收集情报、迎接解放时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上海省吾中学学生、人民保安队队员陈仲信,在解放军攻入上海后,在执行联络任务时被国民党残敌的冷枪击中,壮烈牺牲。
四、反对搬迁、反对破坏,青年学生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积蓄力量迎接解放
全面解放即将到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力量强大,处于绝对优势,因此不需要采用城市内部武装起义的斗争形式,而是要发动人民在解放前夕保护城市,反对破坏,保护工厂学校,保护公共设施,不要破坏城市,不要人民牺牲。青年学生要迅速改变既定的武装起义方针,待各个城市解放后,就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要严格避免急躁冒险,警惕敌人最后的破坏,保护学校、保护地区内人民的生命财产,迎接城市的胜利。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上海解放过程中,水电没有停,所有的公交都正常运营,解放军由于进入上海没有使用任何重武器,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上海的大中学校内青年组织积极发展革命、爱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深入组织和教育群众,为在更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做准备。
为迎接上海解放,上海的党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按地区划块,分为沪东、沪西、新静长、沪南、沪北、沪中、徐龙、北郊和浦东9个区,按区统一指挥。在1948年对敌斗争中暴露了很多革命同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们中不少人在大撤退中转移到了解放区,上海市的党员数量明显减少。为了上海解放的需要,以及解放后上海接管工作的开展,上海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经过洗礼的积极分子进入党组织。截至1949年4月,全市学生党员发展到近3000人。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各个学校还成立了秘密外围组织。到上海解放前,全市学生界共有5000余人参加了外围组织。
解放前夕,上海国民党政府为退守台湾,企图把上海的一些重要学校和物资进行搬迁。由于各方努力,上海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也没有一个学校搬迁到台湾。在解放的过程中,为保存力量,学生没有上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也没有遭到血腥屠杀,而是集中力量去整顿和加强基层群众的战斗组织,把学生群众编成护校队、宣传队和救护队,并与学校所在周边地区的保卫工作结合了起来。
4月26日晚,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在上海对青年学生进行大搜捕,被捕学生350人,其中党员70人。由于上海党组织事先早有预见,采取了安全措施,各校党支部负责人和大部分群众领袖隐蔽较好,各校党组织和群众战斗组织的指挥系统都没有遭到破坏,正常工作也未被打乱。1949年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建立秘密的市人民保安队总部和人民宣传队总部。上海整个学生系统参加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的总数有4万人,他们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配合的作用,为解放军做向导、搜索残余敌军、提供敌情线索、协助接管敌伪财产,保护工厂、学校、公司、机关不受破坏,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做了许多工作,对恢复上海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的正常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建国后上海建设的中坚力量。
在积极应变、迎接解放的斗争中,地处东南、西南的广州和重庆等地的青年斗争最为激烈艰苦。国民党眼看自己在广州的统治即将灭亡,便对这些城市进行了疯狂的控制和破坏。在重庆,当1949年11月下旬解放军逼近时,国民党军警在重庆破厂办事处的指挥下,执行蒋介石亲自制定的破坏重庆的计划。29日,分别包围了21兵工厂、大溪沟发电厂、大渡口钢铁厂等,把大批炸药搬入厂内各要害部门和要害位置。以青年工人为主的护厂队和一些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护厂斗争,有些青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重庆青年工人、学生的英勇斗争,敌人的破坏行动最终破产,工厂、学校的财产避免或减少了损失。
广州,国民党教育部当局计划将中山大学迁到海南岛。为粉碎敌人迁校计划、组织师生护校,1949年6月,中山大学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地下学联的成员在“应变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各个机构和护校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7月23日,国民党军警和便装特务包围了石牌中大校区,150多名教师和学生被捕。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学联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中大师生员工七·二三事件善后救援会”,在该组织的积极筹划与争取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分三批将师生释放。“七·二三”事件之后,地下党决定将大批地下学联成员和进步青年撤往东江游击区,准备将来接管广州。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同志以保护学校和准备接管为主要工作,并继续对留校同学进行教育,发展壮大地下学联组织。10月14日,广州解放,很多学生参加了部队及政府机关各部门的工作,成为这些部门的骨干。
五、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大学校长进行政治瓦解和争取工作
在解放天津、上海等地时,当解放军攻入市区后,许多青年学生和工人主动给解放军带路,为减少解放军的伤亡和尽快消灭国民党军做出了贡献。在上层统战方面,学生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为了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一些青年学生还通过各种关系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政治瓦解和争取工作。通过写信、谈话等多种方式,劝告这些人不要再冥顽不化,而应顺应历史潮流,争取戴罪立功。平津解放前,天津耀华中学的曾常宁、刘杭生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动员其父曾延毅、刘厚同等做傅作义的工作。曾、刘利用与傅的特殊关系,对傅作义做了大量工作,劝说傅顺应人民意愿,与蒋介石决裂,走和平的道路。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傅作义将军接受了中共的和平条件,使古都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上海全市的学生都动员起来,纷纷给自己亲友中的策反对象寄信,劝说他们不要再做坏事,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很多策反对象经过学生们的劝说和教育,弃暗投明,为上海的解放减少了阻力。学生还以各种方式告诉民众和社会各界解放军进城不扰民,让大家放心安心,宣传党的《约法八章》等。
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由于曾压制过学生运动,思想上波动很大。1949年3月,复旦学校党组织知道他要去台湾后,立即派学生党员争取他留下来。后来,他在保护学校财产、反对学校搬迁到台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是著名的大地测量和天文测量专家,他在同济学生党组织真诚的帮助下,逐步向革命靠拢,在保护校产、储粮应变中做出了积极贡献。约大代理校长赵修鸿、约大校方领导人之一倪葆春、立信会计学校校长潘序伦、中华职校校长贾观仁等经过学生党组织的争取,都在护校应变活动中采取积极支持学生的态度。中职校长贾观仁还把从一位校友处得知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将实施“四·二六大逮捕”的消息及时告诉进步学生。美专学校党组织积极协调,将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绘画大师刘海粟转移和保护起来。在地下党组织和青年学生的努力下,上海各公私立学校的校长,除了暨南大学的校长李寿雍等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在上海解放前夕留了下来。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教授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学生作为革命活动之用,并尽己所能,为学生的革命工作提供物质条件。复旦大学教授把筹措到的一些银元交给学生代表,以接济断了经济来源的困难学生。
陕西西安的青年团成员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搜集国民党军事部署、政治阴谋、党政要害部门工作人员情况和特务、警察、宪兵等活动情况。西府战役前夕,团员王建秦等与国民党扶风县政府主任秘书、开明人士隽文山和事务主任冯耀亭秘密联络,收集了县政府工作人员花名册及其政治倾向送交组织。胡宗南部队逃出关中以后,把陕南作为自己在陕西的最后据点。党组织派往陕南开辟工作的张天芦、刘耀华,对国民党城固县政府各部门组织机构、人员及当地劣绅、恶霸、帮会头子进行了系统调查。团员袁致和、刘克厚通过各种关系,搜集了驻城固陕西省保安司令第三旅旅部官兵名单、国民党陕南绥署及下属机关情况及工作人员名单。团员马靖、侯侠、夏天等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宪兵补习班做文化教员,掌握了在汉中的200余名特务名单。团组织还指示团员张新夫、马靖摸清了胡宗南军队逃往汉中后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布防情况等,为解放陕南提供了重要情报。张新夫、张济宇还带领部分青年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绘制了三条可供解放军追歼敌军南逃四川的线路图。
在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团员们不失时机地对敌特人员和土匪帮会头子进行策反工作,使他们停止与人民为敌或调转枪口。1949年5月陇县解放前夕,团员王自强、陈纪平受党组织委派,到旋马山劝降潜逃的国民党武功县一个镇长周镐荣,使其带领100余人投诚。团员肖明德通过各种关系对土匪头子杨逖生进行策反工作,使其亲自到人民政府登记备案,交出枪支弹药。汉中的团员们也开展了类似的策反工作,对于拒不投降的反动分子,则利用其内部矛盾开展工作进行瓦解。
六、积极参加南下和西南服务团
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一些大城市先后回到人民手中。这些城市的青年,响应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号召,纷纷参加属于解放军的服务团,随部队向尚未解放的东南和西南各地进军。青年服务团在协同部队执行战争勤务,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支援解放军,参加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帮助新解放区军政当局肃清残余势力,协助废除旧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解放军迅速攻克南京、杭州、上海。上海解放几天后,解放军就准备南下解放福建。为解决干部不足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和职工到福建工作,并于6月12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张鼎丞任团长,伍洪祥任副团长。上海青年踊跃报名,6月中旬,上海各界青年2000余人(其中大学生1000余人)组成的南下服务团在沪江、复旦大学进行短期学习和集训后,于7月19日挥师南下。途中,遭遇了国民党的袭击,4名团员牺牲,14名团员负伤,但这并没有影响服务团员们的决心与信心。9月17日,克服重重困难的南下服务团到达福州,很快分散到省内各地战斗、工作,成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9年夏,渡江战役胜利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很多青年舍弃学业、抛弃家里的优裕生活、摆脱家庭的阻拦,纷纷报名。6月12日,曹荻秋为团长的上海西南服务团成立,并在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2600人参加的大部队。1946年6月25日,宋任穷任团长的南京西南服务团组建,两个星期后,报名者达到3000余人。7月25日,经短暂集训学习的上海西南服务团移师南京,与南京服务团会合,成立西南服务总团部,负责人为邓小平、宋任穷、曹荻秋、彭涛、张霖之等,全团团员一万余人。经过两个月集训,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经过8000余里的行军后,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先后到达四川、贵州、云南等三省,参加了当地政权的接管、剿匪等工作,成为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一支重要力量。许多同志坚持在西南工作,在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同志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仅在云南玉溪、楚雄、曲靖地区的征粮清匪斗争中,就牺牲了87名西南服务团团员。
七、中国青年运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国民党的政治统治在南京、重庆解放后已经彻底瓦解,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机已经成熟。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协筹备会。会后,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政府的工作全面展开。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和基本纲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准备,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特别要求青年同志必须懂得阶级、政党、国家政权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是促使这些东西消灭的条件。7月4日,毛泽东又接见了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学员,并重申了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观点,指出,学生们学习了唯物史观后,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全国总工会、青年团、全国妇联、学联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等方面代表662人。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并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总原则。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做出以下决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即日起改名为北京;(2)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4)国旗定为五星红旗。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被称为“中国人民大宪章”的《共同纲领》。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56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作为党派和团体代表共派出36人出席了这一历史性盛会,与各界代表共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计。青年团首席代表冯文彬、全国青联首席代表廖承志、全国学联首席代表谢邦定在会上先后发言,代表广大团员和青年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提交大会讨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三个历史性文献表示完全拥护。他们表示,广大团员和青年将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勇敢战斗,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到底。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全国亿万青年和各族人民群众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与全国人民的解放,他们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新的篇章。广大青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与支持下,在解放区继续扫荡残敌、摧毁国民党的各级政权的斗争中,为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贡献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繁荣与昌盛,书写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