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末到1948年3月,也就是从全面内战爆发,到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方面领导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使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根据国统区形势的发展,正确地领导了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争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
一、第二条战线形成的社会原因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原以为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支援,用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就可消灭共产党,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惨遭失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蒋介石为克服经济危机,维持发动全面内战的巨额战争费用,一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二是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三是滥发钞票。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占财政预算的83%。为弥补赤字,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的五家印钞厂全部开动,仍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到美国、英国去印制,由飞机空运回国。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为1946年的5倍。这种滥印钞票的愚蠢之举,又引发了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100元法币在1933年尚可买到两头牛,到1946年只能买到一只鸡蛋,到1947年只够买1/3盒火柴。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人员失业,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政治上,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抗战胜利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侵略和压迫;蒋介石出于反共、独裁的需要,不借以卖国来换取美国的支持。从1946年11月起,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美国政府除了直接插手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还派大量军队驻扎于中国境内。由于国民党政府纵容,并规定驻华美军肇事只由美国宪警处理,美军在中国到处横行不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达3800多起,造成中国人民死伤3300人以上。这些暴行,激起了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青年和广大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
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为了适应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194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刚从国统区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确定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统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解放区的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党委均设立城工部。在国统区,以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和平、津、青岛、台湾地区的工作,香港分局管辖华南地区的工作。上述举措,为开辟第二条战线进行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东单操场,发生两名美国军人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事件,以此为导火线,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2月30日,北大、中法、朝阳、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学生5000余人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随后,到东单广场举行抗议大会,向万余观众发表演讲。这次示威,掀起了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统区学生反美蒋斗争的怒潮。
北平学生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北平示威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电文,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及海外华侨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并坚持下去,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
各地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1947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蒋运动的指示》指出,“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在解放区进行广泛的运动,来响应北平和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把抗暴斗争引向广泛和深入。
上海、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成都、广州、台北等地学生也都相继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这次抗暴斗争的学生达数十万人,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侵华政策。美国军事法庭不得不对东单肇事美军判刑,美国政府“陆续撤退其驻在北平、青岛各地的美军,并停止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美蒋之间“亲善无间的友谊,留下了暗淡悲惨的一页”。
在反美抗暴斗争中,各地学生相继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等组织。1947年1月28日,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成立,在它的推动下,全国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总会也于3月8日在上海成立,为国统区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对于这场抗暴斗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利用平津京沪学运成绩扩大我党活动的指示》中指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
1947年2月新学期开始,北平大学竟有五六百名学生因付不起学费而失学。工商业倒闭,几百万失业大军,使毕业学生更难以找到就业的机会。即使还能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也因飞涨的物价而挣扎在饥饿之中。1947年5月,每个公费学生每天的菜金800元,只够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没有公费的学生情况更惨。学生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坏,许多学生长期营养不良。1947年5月,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病。因贫病交迫,失学失业而自杀的学生也日益增多。
为此,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采取以下方针:“从生活斗争入手,进行突破并使之不断发展,逐步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上海局认为,解决生活问题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发动群众进行合法的生活斗争,可以抓住敌人的弱点,成为全面开展运动的突破口。对运动的具体部署,上海局决定首先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突破,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由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地配合响应。随即上海局分别同南京市委、上海学委、北平南系和西南方面学生工作负责人,研究布置如何发动斗争,确定通过纪念红五月活动,开展结合各校情况的分散斗争,逐步汇合,在红五月中形成高潮。
1947年5月10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贴出布告,宣布伙食办不下去。经学生桌长会议决议,先按营养标准吃饭,吃完了伙食费再说,此项决议称之为“吃光运动”。12日,各系学生代表会决定罢课,要求按物价指数增加公费。15日,中央大学又联合金陵大学、音专、剧专、药专等高等学校学生三四千人,打着“我们饿,上不得课”、“向炮口要饭吃”等标语旗帜,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16日,金陵大学在游行中提出“要生存,反内战”的口号。17日和18日,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连续举行会议,决议成立南京学生联合会,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与此同时,上海学生的斗争也迅速发展。12日,交通大学罢课。14日,上海医学院罢课。从15日开始,上海各大学相继罢课,提出“提高公费,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17日,上海国立学校联合会成立,决定把“吃光运动”改名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以争取社会更多的关注。
北平、天津的学生也遥相呼应。5月16日,北大、清华等校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并从17日起相继罢课。18日晚,北平、天津、唐山三地12所大专院校在北大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决定5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这一天,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抢救教育危机”的游行示威。
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要对违犯者“作有效之制裁”,企图扼杀学生运动。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因此屈服,学生运动逐步由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
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月20日,宁、沪、苏、杭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冲破警宪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面对暴行,学生仍挽手奋勇前进。但国民党军警组成5道防线迫使游行队伍停下。双方对峙到下午时,在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答应学生代表提出的释放被捕学生等4项要求后,才胜利返校。
同一天,北平各大、中学7000余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游行持续5个多小时。天津学生也进行了斗争,遭到反动当局镇压,60余人受伤,20多人被捕。
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激起了广大学生更加强烈的反抗。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除了京、沪、苏、杭和平、津、唐之外,还席卷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南昌、桂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5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复电,要他们坚持从生活斗争突破、逐步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针。
5月24日,上海局再次向中央报告请示斗争的部署和打算:为着巩固战果,争取社会更大同情,教育中间分子,避开敌人攻势,避免过早与敌人决战,以便集中力量在决定关头使用,主动决定暂时停止罢课,一面上课,一面斗争,采取上课、罢课带弹性的斗争策略。
6月3日,中共中央又给上海局复电,认为上海局“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指示学生运动“应抓紧社会上对此暴行的共同愤慨及统治阶级中的某些矛盾(如立法院设调查委员会),坚持放人反暴行的要求,以团结内部,扩大同情。学生的组织形式也应与此形势相适应,例如现有华北区学联、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以及各地学生反暴行委员会,均可不拘名称形式,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
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使一些一直罢课的学校,进入复课、罢课有弹性的斗争。当正在转入停止罢课时,5月30日,上海等地国民党当局又大批逮捕进步学生。为形势所迫,又继续罢课进行反迫害、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各地各校党组织都积极联合各界以及被捕学生的家长做营救工作。6月7日,上海被捕学生家长会成立,积极派代表向当局交涉、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进行探监等活动。在群众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与此同时,工人、市民运动也相继掀起高潮,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城市的罢工工人达120万,还有38个城市的17万贫民掀起了抢米风潮。
中共中央对“五二〇”学生运动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为新华社所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军事战场的斗争,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