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中旬,按照中央精神,中央青委拟定了《中央青委在陕甘宁试建青年团的计划》,按照《计划》,在延安试建区,选了三个试点,一个农村——冯庄、一个工厂——延安丰足火柴厂、一所学校——延安行知中学作为建团试点,开始了试建青年团工作。接着又在绥德米脂试建区选择绥德县辛店区二乡的五个试点村和绥德师范学校开展建团的试点工作。工作人员的分工、延安由王治周负责,绥德、米脂由陕甘宁边区青联委员田汉汀负责。后来在执行这一计划时,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指示做了调整,王治周、李云洁调集了绥德分区各县青联主任惠庶昌、申效增、延焕梧、张树桐到绥德分区进行试点建团工作,马仪和延安县青联主任吴光明到延安县冯庄村做试点,黄若暾负责去延安丰足火柴厂和延安行知中学搞试点,稍后何启君代黄若暾到延安行知中学开展工作。一年后,试建青年团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全国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冯庄团支部的建立
1946年9月,中央青委派马仪和延安县青联主任吴光明(吴亚峰)到冯庄,区乡党组织十分支持这一工作,特别指派贺治国和曹振国、李聚升等几名很活跃的青年党员协助工作。当晚,在冯庄召开群众大会,马仪、吴光明做自我介绍,讲明来意,认识群众,试建团工作开始在冯庄正式进行。
冯庄是延安县丰富区二乡最大的村庄,村民居住集中,人口稠密,青少年占比例较大,全村400余口人,其中男女青少年114人。冯庄又曾是大生产运动时边区的模范村和青救会时青年工作十分活跃的地方。为了打开局面,建立可靠的群众基础,马仪和吴光明等人首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冯庄青少年受山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响,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活单调枯燥,劳动之余,没有良好的娱乐活动,往往干的是打猪斗狗、偷瓜摘果、摔跤打架等恶作剧。二是懒散松懈,没有组织的统一活动。以前乡政府组织办冬学、夜校,很难坚持下来。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同样不能长久。三是有的青年还沾染了赌博、迷信等不良习气。在和青年的密切接触中了解情况后,建团领导小组决定有针对性地对青年进行教育,组织开展有益的活动,逐步在青年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建立青年团组织。
首先,创办青年俱乐部,吸引青年参加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吴光明和李聚升、曹振国本身都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小能人,每天晚饭一过,他们就拿起自己土制的管子、笛子、板胡等乐器,吹拉弹唱起来。并组织村里的活跃分子在音乐伴奏下一起唱《道情》、信天游等陕北民歌,后来就教大家唱《东方红》、《横山上下来咱游击队》等革命歌曲。马仪、吴光明还教大家打扑克,讲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现实生活中青年战斗英雄故事等,使俱乐部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年之家。每天天不黑,大家就急不可待地聚集在这里,昔日沉寂的山村,在嘹亮的歌声和欢声笑语中,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在俱乐部活动的基础上,马仪领导的建团领导小组又办起了夜校。夜校教青年们读书识字,学习文化。同时讲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及英雄故事、共青团活动,以及全国各解放区的青年活动、青年在解放战争中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大家向苏联的保尔·柯察金那样,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发挥模范突击作用,提高政治觉悟。
为了培养青年的组织观念,订立了俱乐部、夜校活动制度和纪律。在日常生活劳动中,组织大家集体打柴、背草、搞卫生,实行生产上的互助合作和竞赛,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大家的集体观念和纪律观念。
过去,青年过了农忙季节爱睡懒觉,现在开始变了,变得紧张而有秩序了,每天早早起来分头上山打柴拾粪,比谁快谁多。原来每人一天只打一次柴,后来一天两次,还有的多达四五次,早早地准备好了越冬用柴。更多的青年由原来不关心集体变得热心集体活动了。村里卫生差,大家积极参加打扫卫生活动;夜校、俱乐部没油点灯,没柴取暖,青年们争先恐后地送来灯油和柴火,为集体做好事。村里群众在马仪、吴光明来后不久,也明显地感到青年们的思想、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反映:过去这些娃娃们常常惹是生非,人嫌狗怕,现在不仅勤快顶事了,还知道好多大事情,能讲出好多解放区和外国的事,俱乐部、夜校真是个教娃娃们学好务正的地方!
在青年有了觉悟和进步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实施建团工作,物色发展青年团员对象。在开展活动过程中,马仪、吴光明等建团小组成员用串联交朋友的方式,在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中,同出身好、工作积极、作风正派的青年积极分子个别谈心,分头工作,启发他们组织起来的愿望,帮助他们认识党的青年工作方针,了解苏联共青团的作用和在解放区组织青年团的意义,团员的责任、义务和条件。动员他们在各种活动中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其他青年。这样,很快确定了一批入团对象。由于当时建团工作尚未公开,在乡党支部有力的支持和协助下,于10月初,秘密发展了曹振华、曹栓儿、王志义、马志成为第一批团员。之后,通过团员联系帮助其他青年,很快又发展了马志义、曹富章、张浩德、贾黄栓、王满仓、曹秉真、曹栓定、王启明八名团员,分为两个团小组。不久,又吸收了第三批团员,其中还有一名女团员叫安桂英。
当时拟定的入团条件是:拥护共产党,思想进步,学习、生产积极,出身好。入团程序是:先由青年党员介绍,发展团员后由团员介绍,取得村党支部同意,然后报乡政府,由乡指导员批准后,再进行入团宣誓仪式。誓词是由建团小组拟定的: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团的决议,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变工队、互助组,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方。努力学习军事,锻炼身体,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遵守政府法令,爱护庄稼树木,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关心群众,团结青少年,听党的话,听家长的话,事事起带头作用。
在发展了三批共26名团员后,创建团支部的条件已经成熟。1946年11月22日,全国第一个农村团支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冯庄支部成立。经过充分的酝酿和民主讨论,报经党支部审查和区党委批准,冯庄团支部由书记李聚升等五人组成。大家根据中央试办青年团的精神,组织团员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团的名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冯庄团支部,支部书记李聚升、组织委员曹振华、宣传委员马志成、少年儿童委员王志义、军事体育委员马志义。在组建团支部的同时,草拟了团的章程草案。
冯庄团支部的建立,使建团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了巩固建团成果,提高团员,特别是提高团支部领导成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把团支部建成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战斗集体,使青年团真正成为党可靠的后备军和助手。冯庄团支部除了继续办好夜校,组织各种集体活动外,还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对团员进行了团课教育。团课的内容主要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形势,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教育、新青团的性质和任务等,引导青年团员为实现党的路线贡献力量。
冯庄团支部成立后,迅速发挥了先进青年组织的作用,成为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战斗堡垒。在民兵训练、战备动员、坚壁清野、生产互助、自卫战争、拥军优属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赢得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赞赏。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解放军主动撤离。而此时,马仪奉命回中央青委,吴光明调延属分区。冯庄团支部就像刚刚学会飞翔的雏鹰,就要迎接战争暴风雨的严峻考验。在严酷的斗争面前,冯庄团支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冯庄团支部积极配合区乡政府进行各项服务战争的工作,组织团员青年进行劈刀、刺枪、投弹、瞄准等实战技能训练,帮助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拥军优属、修挖工事等工作。冬季民兵冬训,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并带头刻苦训练,掌握杀敌本领。边区号召青壮年参军参战,团员发动青年掀起参军热潮,曹富贵、王启宽、贾耀俊等团员参加解放军,冯尚和、李刘长等团员青年加入到游击队。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军占领了延安。冯庄团支部带领30多名团员青年到区政府请求战斗任务。区委指示团支部,回村就地开展斗争。团支部根据区委的指示,回到村里,讨论制定了地下斗争纪律:任何人在敌人面前不得动摇,不得叛变,不许暴露团的组织秘密,做到宁死不屈!在这条铁的纪律下,他们同敌人开始了机智勇敢的斗争。
敌人驻扎在距冯庄不远的李家渠,不少群众看到解放军部队转移,心里空荡荡的。团支部马上开会,讨论解放军能不能打败胡宗南,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后,马上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村里有许多标语,团员们怕敌人来后刮掉,又在厕所和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写了许多。胡宗南军队在各乡建立保甲组织,发身份证,催粮要草,团支部为方便斗争,决定身份证可以要,但不能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团员们立即行动起来,发动群众把东西全部埋藏起来。胡宗南军队所到之处写了许多标语,团支部就在深夜里派团员去涂抹,或干脆用木炭把敌人的标语改写成“蒋胡不死,内战不止”、“活着进来,死着回去”、“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
游击队来到冯庄宿营,团员们热情地帮他们挑水煮饭借被褥,动员全村妇女给战士们做鞋,拿出鸡蛋白面慰劳伤员,团员马杏儿还把自己喂的肥猪杀了,炖肉给游击队改善伙食。部队来冯庄休整,团员们就主动在通往敌人据点道路旁的各山头上放哨,敌人一出动,就立即扬起尘土,一个山头传另一个山头,迅速把消息传递给部队。
团员们还经常帮助部队侦察敌情,送取情报。一次,团支部书记李聚升奉命到李家渠地下工作者韩振鸿处取情报,敌人抓住他,用枪托拷问他游击队是否在冯庄,他临危不惧,装傻充愣,机智地骗过敌人。当他获取胡宗南军将要偷袭冯庄的情报后,忍着被胡军枪托击打后的剧痛,一跛一拐地跑步十余里,先敌一步回冯庄通知游击队转移。游击队要敲掉敌人经常化装探听我消息的特务,李聚升同五名团员奉命到敌防区侦察情况,机智地抓到了敌人的侦探队长,押送给游击队,根据口供,游击队又抓获了接应他的另外四名特务。
团员们还经常到山里给游击队送干粮、送子弹、送鸡毛信。游击队同敌人作战,他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的阵地上,给战士们递手榴弹、子弹。游击队发起冲锋,他们就背上队员们的背包,让他们轻装上阵。崂山阻击战后,教导二旅转送到冯庄八名伤员,团员们立即为伤员洗伤口、喂稀饭、做担架,连夜带他们向安全地带转移。途中躲避敌人追击时,一位伤员不幸牺牲,团员们为不使战士的尸体落入敌手,轮着抬,换着背,直到摆脱敌人追击后,才妥善掩埋。
在艰苦的岁月里,团员们还常常为支援前线做着各种无私的奉献。区乡政府在为部队征集粮草时,发起借粮运动,冯庄团员积极响应,团员贾志尚一下子就拿出一石五斗,群众在他的带领下,纷纷出粮支援前线,就连一位开始装穷不愿借粮的群众,也拿出了七斗。他们对挑起内战,破坏边区和平民主生活的蒋胡军队十分仇恨,经常扛着两支破枪、一把烂号,在丰富区方圆几十里游击,四处骚扰敌人,让敌人不得安宁。夏收季节,敌人四处抢粮,团组织为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组织了九个青年变工队,十天内就把小麦抢收入仓。
冯庄团支部还想方设法完成了中央青委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1947年初,中央机关准备转移,中央青委把12箱档案文件交给冯庄团支部保存,团支部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先是把文件存放在一家人的拐窑里,后怕走漏风声,便背的背,抬的抬,把12箱文件档案转移到离村稍远的水念沟旧煤窑内。后又觉得此处十分潮湿,文件有霉坏的可能,又一次把文件转送到另一个山洞里,每天派人在周围装作拾柴,进行保护。9月,一场大雨浸湿了文件,团支部迅速向县委报告,县委专门派吴光明带警卫班到冯庄,在警卫班的保护下,团支部把文件取出晾晒后重新隐蔽。为了不暴露机密,团支部有意放风说,重要文件被吴光明的警卫班带走了,剩一小部分就地烧了,这下心里才觉得踏实了。收复延安后,档案被完整地交给了中央青委。
1947年是冯庄团支部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的一年,在这短短的一年中,冯庄团支部先后17次配合游击队袭击敌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团的组织生活和活动,先后19次召开团员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团结带领青年开展对敌斗争,在战火的考验中吸收16名青年加入团组织。全体团员青年在各项对敌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边区领导的赞扬。冯庄青年团的建团成功为之后西北局,乃至全国普遍建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48年延安收复后,西北局习仲勋书记亲自接见冯庄团支部的团员代表,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鼓励他们再接再厉。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庄团支部书记李聚升还作为特邀代表,向大会汇报了团的作用和经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还向李聚升赠物留念。冯庄团支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中国青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全国第一个学校团组织“延安行知中学毛泽东青年团”的建立
延安行知中学的前身是延安中学,它是以培养干部为目标的学校。1946年9月,为纪念民主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易名为行知中学,校址在延安桥儿沟。
1946年10月,延安行知中学有15个班,610名学生,有党员150人。学生多数是延安保育院等小学校的毕业生,也有的是来自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机关、部队、工厂的青年干部和战士,还有来自国统区的青少年学生。学生中革命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弟占很大比重。行知中学学生长期受革命的熏陶、教育,政治觉悟很高,他们迫切要求进步,积极要求入党,但由于多数学生还没有达到入党年龄,因此政治上的进步要求暂时不能满足,一些学生常常为此感到苦恼。
1946年9月,中央青委同陕甘宁边区青联决定延安行知中学为试点建团单位时,正是蒋介石对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的前夕,延安已为战争气氛所笼罩,各机关、学校已经开始进行战备教育,试点建团工作就是在这一形势下进行的。
中央青委在1946年9月,先派黄若暾来校传达中央文件,指导建团。10月中旬,改派何启君来延中指导建团工作。何启君、卢勤良和行知中学党总支开会讨论,提出两种建团办法:一种是立即公开宣布建团,吸收团员,另一种是在实际活动中,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建团。会上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党总支抽调各班的党支部书记及每班的两三名党员参加建团工作。这些党员是:六班的高诺夫、韩陆、苏红,八班的高鸿文,九班的李泽荣,十二班的王黎明,十三班的李精林、韩秉义、刘玉凯,十四班的郝来成等。何启君和卢勤良召集党员开会,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当时并未直接提出建立青年团的要求,以避免在工作中产生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但他们也清楚地讲出了青年积极分子对参加政治组织的迫切要求应当予以满足,办法就是由党员找积极分子个别交谈、启发积极分子要求组织起来的觉悟,然后在政治学习和学校各种实际活动中培养、教育积极分子,由下而上逐步建团。
10月中旬,延安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学校实行战时教育,组织时事政治学习,进行军事训练以及备战活动。积极分子热情地参加了这些活动,提高了战备观念,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时忙于活动,强调建团不够,致使一些党员未能理解建团的意图,试建团的工作未能开展起来。
发现以上情况后,党总支在10月15日召开了各班支部书记和参加建团的党员出席的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何启君、卢勤良同志在会上再次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讲明了试建团的意图,提出了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搞好试建团的要求。会上讨论后,明确了建团要防止包办代替、奉命建团的做法,而应是以班为单位进行政治性组织性活动,以党员积极分子个别酝酿为主,进行启发引导,做好思想准备,自下而上,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建团,先在各班分散活动,最后全校统一建团。这一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建团工作,加强了领导,党员被发动起来了,积极参加建团工作。
各班党支部书记和参加建团工作的党员分头找积极分子个别谈话。有的谈学习,有的谈生活,有的谈思想,还有的谈工作、谈政治、谈组织问题。积极分子受到启发后,再找要求进步的其他同学联系,几个人凑到一块儿,讨论酝酿。这样,各班很快就出现了“党章学习小组”、“政治学习小组”、“时事通讯组”等学生进步组织。这些小组实际上都是团的雏形。参加这些组织的同学通过学习党章提高了觉悟,在工作、生活上互相帮助,推动了全班工作,为建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党员启发引导下,青年进步组织在学习中联想到了老共青团,认为应该有一个青年团这样的核心,更有利于青年成长进步。于是,这些进步组织逐步向青年团过渡。如第十三班,10月中旬四个党员分头找积极分子谈心,启发同学在由和平转入战争的形势下,大家在政治上要互相关心。在统一了思想认识之后,10月19日便成立起了“互助组”,有5人参加,9天后“互助组”成员增加到13人,组员会上决定全体人员带头参加学习和挖防空洞等活动,每人必须联系一个群众。在11月2日的第三次会议上,“互助组”同学们提出“如果能有一个像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就可以满足大家的进步要求了。11月5日,大家都同意组织青年团,并提出了不少名称,如“民主青年团”、“马列主义青年团”、“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预先团”、“青年先进团”、“共产主义突击队”、“泽东少奇青年团”等等。最后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取名为“泽东少奇青年团”。这次会上还讨论了团的章程、入团条件等。两天以后,各班相继成立了团小组或团支部。
初建团时,一些积极分子思想上有三怕:一怕入了团后不能很快入党;二怕团不巩固,垮了台;三怕团公开后,受一些群众的讽刺。所以不少人对青年团持观望态度。纠正这些看法,要靠思想工作,尤其要靠团员的模范行动。建团工作组,一方面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注意发挥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后来的坚壁清野、行军转移、军事训练中,团员们的模范作用为团争得了荣誉,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同时,青年在不断学习中,认识到团是培养教育青年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明白了过去改造共青团是适应抗战的需要,现在重建团也是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需要的道理。一些起初不愿入团想直接入党的同学,纷纷加入了团组织。
到11月下半月,多数班的团小组和支部已经成立,并在组织学习政治、参加备战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这些活动,锻炼了团员,巩固了组织,提高了团组织的威信,统一全校团组织的时机基本成熟。于是开始筹备全校青年团成立大会。各班团支部推选代表高诺夫、韩陆、苏红、高鸿文、王黎明、李精林等七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讨论团的名称,根据多数人意见,决定团的名称为“毛泽东青年团”。
1946年12月9日,我国学校第一个团组织——“毛泽东青年团行知中学总支委员会”选举产生了。这天下午,在桥儿沟延安行知中学校部的一个大窑洞里,隆重召开了青年团总支成立大会。会场正中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像,四周墙上贴满了团员们书写的各人的誓词、祝词,气氛庄严、隆重、热烈。当时全校共有团员71人,出席大会的45人(因学校大部分人疏散到后方吊儿沟,故未能全来)。中央青委何启君、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江隆基、边区青联代表田汉汀、行知中学校长马济川、副校长卢勤良等出席大会。
会议开始,全体高唱《青年进行曲》,接着由王黎明代表主席团致词,报告青年团成立经过,宣布“毛泽东青年团”成立。接着,由大会记录员苏红宣读《团章》草案,经过大会讨论修改后一致通过。之后,由苏红带领宣读誓词,全体团员在毛泽东像前,庄严宣誓:“我们是行知中学毛泽东青年团员,誓为毛泽东事业奋斗到底。我们承认并遵守本团简章,服从组织,执行团的一切决议,在团内过着团结、紧张、活泼的生活,为团积极工作,锻炼成为毛泽东旗帜之下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我们要在学校内团结、帮助同学,努力学习,加强工作,刻苦耐劳,克服困难。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保证行政工作的顺利完成。若在行动上违犯了我们的诺言,我们愿受团纪的一切处分”。宣誓毕,团员们自由发言表达自己的决心和信心。大会打破了惯例,先是团员自由讲话,然后才是来宾首长讲话。团员发言十分热烈,表现了大家的高度政治热情。接着,江隆基、辛安亭、马济川、何启君等领导讲了话。何启君最后宣布西北局决定把延中试建青年团的经验推广到全边区去。他在讲话中要求“每个团员,对于团的一切工作,都要关心,而且要动手,做出事迹来,才算成功。团员必须起模范作用,要争当工作模范、学习模范、生活模范”。
之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团总支委员王黎明、高诺夫、高鸿文,候补委员李泽荣、李精林。会后,团总支进行了分工:王黎明任书记,高鸿文任组织委员(李泽荣协助),高诺夫任宣传委员(李精林协助),苏红任团总支妇女干事,张珍任秘书。团总支确定了团内的学习、会议、汇报、发展组织,交纳团费等制度。
1.战前的延安行知中学团组织
在建团过程中,延中团组织很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以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信念;以联系实际形势和任务,树立为战争服务意识;及时学习时事政策,坚定战争必胜信心;创办团刊《团内生活》,扩大宣传影响;在团内表扬好人好事,批评歪风邪气,以弘扬正气。
在建团过程中,延中团组织时刻强调团员的骨干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在各方面发挥模范作用,带领群众保证学校、医院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并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巩固团组织。延中团员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团对自己的要求,为团争得了荣誉,赢得了信任,提高了团的战斗力,树立了团的威信,成了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
学习上的排头兵。团员们在政治学习中,带头积极参加,刻苦钻研,起到了带动群众的作用。在加强战备教育,突出时事政治学习中,团员们个个情绪振奋,踊跃发言,带动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原来有些不看报纸、不爱参加政治学习的同学,在团员们的推动下,变得天天看报,关心政治,学习讨论时积极发言。廿班团员呼延福,是学习干事,他和另外两个团员把自己所在的小组变成了模范学习小组,在他们的小组推动和带动下,其他学习小组也更积极地行动起来,使整个班的学习状况有了很大进步。
战备中刻苦训练的战士。延中团组织是在边区自卫战争的炮火中诞生的,团组织和团员面临着战争的严峻考验。团员们积极参加备战训练,练习爬山、打背包、投手榴弹、紧急集合、防空演习、全校大会操、自卫军轮流站岗放哨、学刺枪、行军拉练等。这些军事训练,对团员们后来在战争中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起了很大作用。
团员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参加各种战备工作。在“不给胡匪留下一颗粮、一寸布”的口号下,延安从11月下旬开始了坚壁清野,学校把教学用具、粮食、档案转移到后方或埋藏在附近的山洞里。团员们不怕苦累,带动同学一起完成了任务,受到同学们的赞扬,连平时喜欢讽刺积极分子的同学也说:这回积极分子可真像积极分子啦!
战时宣传工作中的活跃分子。鲁艺迁往华北,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到边区各地演出,延安的文艺演出单位便很少了。1946年冬,西北局宣传部指示延中成立宣传队。12月初宣传队成立,共40多人。教员王钢、曼秋、塞十坡等人担任编导。主要演员有高诺夫、韩陆、苏红、张珍、刘力贞、项苏云、李骏、孙学甫、王涛英、齐翔安、李精林、赵爱琴、赵至琴、赵国华、王得胜、高耶夫等同志。这些同志中多数是党团员,表现得很活跃,演出很认真,演技也出色,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王黎明和苏红等同志组成宣传队临时支委会,负责宣传队的领导工作。演出的节目主要有《战斗舞》、《石头开花》、《女游击队员》、《夫妻识字》、《喂鸡》等。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在延安和安塞县的中央与边区的党政军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农村演出几十场,观众达14000多人,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2.战火中的延中团组织
延安行知中学毛泽东青年团刚刚成立三个月,战火就烧到了延安。团员们在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47年3月8日,上级决定延中改编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改编工作,全校三分之二的团员都到医院工作。3月15日成立了院团总支,这也是重建青年团的进程中解放军最早的团组织。从1947年到1949年,苏红担任院团总支书记,她在医院党总支和卢勤良同志领导下工作。
医院是1947年3月12日在安塞县成立的,工作人员中除边区卫生署调派的29名医生、司药、护士长外,其余210名都是延中师生。这批学生分别被安排做护士、通讯员、会计、管理员、运输员等工作。
延安行知中学的同学转入部队医院时,年龄都很小,年长的仅十七八岁,年小的才十四五岁,但他们十分热爱为人民流血负伤的解放军指战员,在救护伤员中谁都不甘落后,一个个不顾疲劳、不分昼夜地抢救伤员,不时地送水、送饭、端屎端尿,再苦再累再脏也心甘情愿。由于条件艰苦,许多青年医护人员拿出自己的衣服、被褥、书籍以及心爱的物品送给伤员使用。有的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为抬运转移伤员,扔掉自己的背包而背起伤员翻山越岭。有的不待组织吩咐,就拿起伤员换下来的血衣,用自己的肥皂去洗涤……这些由青年学生成长起来的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完全地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青年团员更是一马当先地走在前面。女团员曹荣、马玉莲,在长途行军中,不顾烈日暴晒,总是把自己的草帽取下来给伤员戴上。这事看起来虽小,却使受伤的指战员感到无限的温暖。候补团员薛飞,在雨中行军时,打开自己的棉被盖在重伤员的担架上,为其挡雨,雨停后又背着伤员行进,天黑道路泥泞,滑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在医院入团的同学高仲芳,不顾严冬腊月的寒冷,在刺骨的河水中为伤员洗净满是脓血的绷带和纱布,在人员紧张时,她还像男同志一样,背着刚动完手术的伤员去换药。候补团员魏亚中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关节炎,在敌人迫近医院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坚持一个人护送四五副担架,一路上细心地照料伤员。有个抬担架的民工被激烈的炮火吓跑了,他毫不犹豫地顶上去,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团员陈一新,奉命带队去指定地点执行任务,黑夜里掉下山崖,同志们要救他,他看到情况紧急,自己又很难爬上崖来,就要求同志们快走,不要管他。
团员在本职岗位上是榜样,在医院的各项工作中也处处起模范作用。如医院各队的宣传、文艺等组织的委员或组长,大部分由团员担任。在医院,同学们是边干边学,急切地提高业务水平,团员们争当学习的模范,在工作间隙,抓住一切机会学习。齐翔安和李骏这两位女团员,在行军途中也不忘钻研技术,每人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互相考问,熟记解剖学上关于人体各部位的医学名称,休息时,还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做练习。其他团员也是见缝插针,抓住一切机会学习,许多人不仅在解放战争中用所学的知识为救护伤员服务,在后来的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更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业务骨干和主力,其中有不少同志从朝鲜回国后,成为各地解放军医院的骨干。
由于团员的突出表现,部队开展评功摆好时,功臣榜上有许多青年团员的名字。1949年4月21日,边区《群众日报》发表了一篇《那里有团员,事情就好办》的文章,文中对医院立功者做了一个统计,两年以来,全院197名功臣中,就有82名是团员。
由于团员们在各个方面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团组织对广大青年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许多青年为争取成为一名青年团员,在工作中积极努力,奋发上进。医院初成立时,共有团员40名,到1949年4月,实际有团员140名,加上一部分团员被调出医院和入党后离团的,全院团员总数曾经达到204名。
团员在医院的出色表现,常常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1948年3月5日,《群众日报》报道第四后方医院的事迹时,在编者短评中说:“他们从和平建设时期的教学中培养了为人民服务的品质,领会了联系实际和实际结合的精神,他们的基本成员都是新民主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优秀青年学生。这便是他们获得成绩的一个基本原因。”
附延中最早一批团员名单(根据材料和回忆,很不完全,包括从事建团工作的党员)
习仲英 王黎明 王丽珠 王得胜 王升学 王涛英 王治全
冯毓清 刘玉凯 刘 波 刘 宁 刘培光 刘风鸣 刘迎香
刘翠香 刘俊邦 刘育德 苏 红 师崇仁 齐翔安 杜芳枝
任志芳 李精林 李泽荣 李福兴 李 荣 李凡民 杨喜成
吴长胜 何力平 何靖康 张 珍 张三保 陈一新 周树章
孟 昌 孟庆田 赵国华 赵爱琴 赵至琴 赵维璧 贺生瑞
姜福生 蒋文艺 贾兰新 贾光祖 高鸿文 高诺夫 高耶夫
高仲芳 高仰光 郝来成 郭建成 郭建功 郭 韬 康世华
曹高世 梁济海 韩 陆 鲍克明
三、全国第一个工厂团组织——延安丰足火柴厂“毛泽东青年团”的建立
抗战后期的延安,丰足火柴厂算是一个不小的企业,全边区就这么一个火柴厂,生产常常供不应求。全厂职工96人,23岁以下的青工约占工人总数的2/3,其中,青年党员有2名。当时工人住在工厂宿舍里,每天青年工人劳动八小时,晚上还有一个小时的学习;成年工人则参加八个半小时的劳动。
青年工人基本上来自农村,他们文化水平低,一般只念过两三年书,也有不识字的。
1946年10月,中央青委派黄若暾来到丰足火柴厂,在厂党支部的支持下,开始建团试点。
他首先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采取先在群众中酝酿的办法,通过2名青年共产党员,联系了11名平日在劳动和学习中表现较好的青年,组成积极分子小组。大家一起研究如何解决生产劳动和生活中的问题,开展了各种生产竞赛活动和学习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起模范作用,将大批青年工人团结在小组周围,为逐步建立青年团组织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火柴厂设备简陋,除了木柴分解和火柴的蘸药工序靠机械设备以外,大量的劳动主要靠手工。当时,工人在工作中常常发生争吵。例如,火柴棒要在盘子中码整齐再拿去蘸药,这道工序是手工操作的,是生产中的关键。工人码得快,产量就上去了,工资是计件的,干得多的人也能多拿钱。工厂码火柴棒的盘子少不了有的好,有的次,盘子好的码起来快,盘子次的就费力些,平日青工中就常为争夺好盘子吵闹;也有一些青年人急于抢速度,往往忽视质量。针对这些现象,积极分子就找一些人进行生产质量的竞赛,并由积极分子带头不抢好盘子,主动拿差的,以提高技术来增加效率。在一起干活时,积极分子主动帮助别人,多拿些盘子来大家都用,节省了大家取盘子的时间。改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生产效率。积极分子普遍受到大家的尊重。
原来有个积极分子和一个好逗好闹的工人不讲话,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后,大家就主动去做工作,促使他们讲和,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
1946年10月20日,积极分子小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决定将组织向全厂公开,但人员暂且不公开,以便于做工作。大家认为应该有个组织名称,根据多数人的提议,决定叫“青年先锋队”,成立了一个队务委员会,选出大队长和副队长,下面有小队,设小队长。至于章程,先让大家酝酿,然后再讨论拟定。
青年先锋队工作渐渐展开了。队员的模范行动多起来了。厂里的生产安排得不太均衡,负责磨刀工序的队员万宝山,把刀磨好后,就主动帮助别人干活。由于机器太陈旧,常出毛病,有些工种常停工。遇到这种情况,队员总是主动找些活干,或去帮助任务重的部门。
青工的文化水平低,厂里组织了时事课和读报组。队员和积极分子都去听课,也带动了身边的青年一同学习。有些没能参加学习的,就由队员把报纸找来(厂里报纸很少)给他们读,或是把时事课的内容讲给他们听。
队员们都订出自己的工作计划,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们抓紧时间学习技术,并且帮助技术差的青年提高技术。厂里的青年工人多是干的手工活,如装板、装盒、糊盒等,有技术操作熟练的,也有不熟练的,要做到又快又好,就得下功夫。队员们刻苦操练,在生产中总是名列前茅。
在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方面,每个队员都有明确分工,分别联系几名青年。这些青年从乡下进入工厂,各人都有不同的打算,队员们在生活中主动同他们接近,开导他们要关心时局,关心工厂的生产,要热爱集体,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有个为逃避服兵役而来工厂的青年,生产上表现不太积极,队员从帮助他学文化做起,给他读报,约他听时事报告,使他的思想一步步地提高了,劳动态度也随之有了改变。
青年先锋队内部也常开展一些活动。队员分两个小组,每个星期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6年冬,边区形势紧张起来,胡宗南调动了大批军队准备包围延安。工厂位于延安的一条主要道路旁,边区政府指示工厂搬进一个深山沟去坚持生产,工人也组织起来开展军事训练活动。以前,每天晚饭后,青年们喜欢三三两两逛大街。军训开始后,大家都积极参加保卫延安的军事训练,组织学习时事政治。
当时提到要打仗,要搬家,确实还有些人害怕,因此必须先把思想工作做好。先锋队便根据党的要求,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上级对工厂要求很高,既要搬家,生产一日也不能停,要做到边搬家,边生产。全厂把人分成两队,第一队先搬到新地址,在新厂迅速组织生产。第二队在老厂继续生产,待新厂生产出可以保证需要的产品时,再全部迁移过去,投入正常生产。这就需要一个人顶两个人干活。搬家时,不能丢了东西,瓶瓶罐罐都要带上。到了新厂,生产上、手边用的大大小小的工具,缺一不可。这对全厂职工来说,既是一次组织性、纪律性的考验,也是一次临战演习。
青年先锋队员在搬迁过程中,成为党的有力助手。他们既是政策的宣传员,又是实干的先锋队,处处带头,任劳任怨,团结工人一道,胜利地完成了搬厂任务。广大青年在搬迁工厂过程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
搬到新厂后,青年工人更加活跃了。努力提高生产,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在生产方面,不论是产量和质量,都稳步提高,文化娱乐活动也全面开展起来。春节快到了,青年工人们每晚组织排演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拉、自唱,演的都是工厂生活和保卫边区的故事。晚饭后小小的俱乐部里,音乐不断,歌声昂扬,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1947年春节前夕,青年先锋队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工作,把青年先锋队名称改为“毛泽东青年团”,并讨论通过了团的章程,会后公开了团员的名单。这时,团员已经发展到近20人,延安丰足火柴厂团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