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的低迷问题,在任弼时的亲自领导下,中央青委着手研究青年工作,重建青年团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青救会一类的青年组织不再适应新形势青年运动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呈现出自流涣散的状态,这与青救会本身的组织有关。青救会是一个包括几乎全体青年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根本弱点是缺乏核心,没有比较强的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作支柱,因此松懈,缺乏持久性。它不容易凝聚青年的力量,也不能集中表现青年的意志和行动,所以青年运动不可避免地陷于涣散无人的境地,在抗战后期就不能满足青年群众的需要了。而此时,解放区的2000万青年中,有300多万积极分子处在无组织的散漫状态,他们强烈要求成立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成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青年组织,以满足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需要。这个组织必须吸取青救会由于缺乏核心、致使青年运动松懈自流的教训;必须要有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作为核心,以推动青年运动深入持久发展;这个组织必须具备先进性和群众性相统一的性质。
关于重建青年团的问题,中共党内青年干部曾多次提议过。在1940年前后,中央青委组织部长李昌等向党中央写报告,提议要建立先进青年的骨干队伍,类似青年团的组织。1940年6月毛泽东还邀约中央青委的负责人冯文彬、李昌、宋一平去他枣园的住处,专门就建立青年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说,李昌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但是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青年工作,通过了《关于青年组织的决议》,明确否定了建团提议。1944年,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织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并请示中央,但中央还是没有同意。1945年中共“七大”会上,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等青年干部再次提议建立青年团,中央仍然没有同意,而是提出建立青年联合会。1945年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准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指示》,按照这个指示,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于5月3日成立,筹委会主任由冯文彬兼任。解放区青救会随后更名为青年联合会,在分区、县成立青年联合会。但是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很快,全局工作任务复杂繁重,筹备在1945年9月召开的解放区青年代表大会未能按预期举行,青联未能如期正式成立,实际上还是青救会的那一套班底。
二、中央调研重建青年团问题
中共中央对青年工作涣散的问题十分关注。1946年初,当时山东的青年工作搞得比较活跃,中央青委选调山东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干部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六人到延安汇报青年工作,这些年轻人经过80多天的长途跋涉,越过国民党重重封锁线,于1946年5月上旬到达延安。他们一到延安,就和中央青委及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工作干部一起座谈青年工作问题,研究改进的办法。中央青委经过对山东、冀南、太行、太岳、晋察冀、陕甘宁等各解放区青年运动的种种情况进行分析归纳后,到枣园党中央驻地,向任弼时书记做了详细的汇报。任弼时听完报告后提议:“现在,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
青年工作者又邀请了陕甘宁边区青联主任王治周等同志到中央青委机关,对任弼时书记的指示进行认真研究。青年工作会议民主空气十分浓厚,大家可以尽情地讨论,发表见解,直到思想取得统一,意见一致,所以会议气氛十分热烈。大家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开始,总结了党领导的青年运动在各个时期的地位、活动与作用,分析了青运史上曾出现的错误倾向和教训,结合抗战胜利后青年组织和活动的现状,党对青年工作的要求、苏联共青团的经验、研究重新建立青年团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条件等问题。每讨论几天,就向任弼时书记汇报一次。经过反复酝酿和一次次地对青年运动历史的追索,对当时青年组织、活动状况的调查研究,一致认为重建青年团是可行的。针对大家的意见,任弼时指出:“你们大家都主张重建青年团。我个人是同意的。名称是不是叫‘民主青年团’?你们想想,应该建立怎样的青年团才好。”
于是,大家就团的名称、性质、任务、组织制度、与其他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等的关系,以及如何防止和克服曾经出现过的先锋主义错误倾向等,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反复酝酿,如关于团的名称问题,黄若暾首先提出了“毛泽东青年团”的意见,杜前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提议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认识,6月25日,中央青委起草了一份《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的草案,报送中央书记处。
中共中央考虑到,在即将展开的规模巨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在解放区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中,以及战后各项事业的建设中,需要广大青年更有组织地、有领导地发挥作用,而青救会、青联出现的问题,他们的活动已经不能满足经过长期锻炼、提高了觉悟的先进青年和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在人民解放战争伊始,党中央两次开会专门讨论建立青年团的问题。
三、任弼时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建团问题
1946年8月26日,由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中央青委关于重建青年团的建议。朱德、胡乔木、康生、饶漱石等领导出席会议。中央青委汇报了各解放区的青年组织与活动概况、青年积极分子政治上进步的要求和建立先进青年群众组织的愿望,提出了建立一个“由党直接领导、直接掌握的青年积极分子的核心组织”的具体意见。强调了这个青年的核心组织,将在党的生产、文化、民主事业建设中,最有效、最有力地组织青年发挥助手和先锋作用。它在现阶段以新民主主义命名,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凡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优秀青年都可以加入。听取汇报后,朱总司令第一个发言赞成建团,他认为可以组织青年团,过去是每个青年都参加,不能起骨干作用。要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这样才能长久。他指出团的任务,应是向青年进行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进行参加土改、打仗的阶级斗争知识教育和一切实际的革命运动教育。工作方法不能千篇一律,组织形式不能强求一致。应该抓着别人不敢干的好事带头去干。建团的事除在农村开展外,工厂、军队也可以组织青年团,现在就可以去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会议一致赞成重新建团,并对建团的指导思想、团的性质、任务等进行了讨论。任弼时在此次会议前已组织和领导青委对重建青年团这个课题进行了近两个月之久的研究。因此,在这次讨论中,他始终静听着其他同志的发言。最后,他做了重要讲话。任弼时说:“大家一致意见,同意组织青年积极分子,建立青年团。这样,对青年积极性的发扬,是有帮助的。”他着重分析解放区青年基本状况,说明将他们组织起来的必要。他说,“目前全国解放区共有二千万青年”,“其中三百多万青年积极分子”,“还是组织起来好!组织起来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我们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还要在战后的各项建设中教育他们,提高他们,通过他们去带动广大青年”。
接着他回顾了青年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指出:历史上共青团所以会“犯先锋主义第二党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未去研究青年的特点,未去研究适合青年的一套方法。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今后,这还是一个基本问题”。“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他提醒大家:“如果不认真改进,还可能重犯以前的错误。”任弼时特别强调:“做好青年工作的关键在于教育。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接着,任弼时展开手中青委呈送的建团的建议草案,逐条回答与会者提出的关于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名称、性质及一般青年群众组织等问题,他说:“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以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如果再扩大一点,防止其成为狭隘组织,也可以叫民主青年团。”“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在团内要进行些共产主义教育。”另外,“在团组织之外还需要有各种各样广泛的青年组织”,“青年团要在各种广泛的青年组织中起先锋作用”。
最后谈到如何开展建团工作时,任弼时讲:“先搞一套空架子的办法不好。可以采取示范的办法。先从工作好的地区做起,在基层党支部内,划出一部分青年党员,发展团员,即可成立团支部,靠党支部去领导。基本上采取由下而上地建立组织,但上面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首先从团支部搞起,然后再建立团的区委、县委。”任弼时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青年团的建立指明了道路,规划了蓝图。
第一次讨论会后,任弼时将会议讨论的问题和意见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搞青年团是好的,并建议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
1946年9月13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座谈会讨论建团问题,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出席了会议。主要有:林伯渠、徐特立、蔡畅、陆定一、习仲勋、马明方、康生、饶漱石、陈伯达及中央各部门高级负责人胡乔木、黄敬、刘宁一、李颉伯等领导人。
这次会议主要是就关于成立青年团,中央给各解放区的电稿进行讨论。任弼时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毛主席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接着任弼时把前次中央讨论的主旨做了扼要阐发,再次说明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必要。他强调党对青年团要加强领导。他还考虑到国统区建团的问题,指出“要同国民党作争取广大青年的斗争,青年工作就特别重要”。因此,“现在要建立的青年团,应当比过去的青年团更广泛些,要包括民主青年,只要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都可以参加,入团后,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在中央青委的同志详尽地报告了关于建立青年团的建议以及青年团的初步蓝图后,与会领导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69岁高龄的徐特立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这位老一代教育家,对青年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分析青年的特殊性,指出青年的学习问题、工作问题、职业问题,还有婚姻问题以及童工问题,都是青年在社会中的特殊问题。既然有其特殊性,青年团这个特殊组织一定是需要的。他强调,党要领导青年,不去领导是不对的。青年没有组织就没有工作。青年团这个组织,最好是由青年到成人的人去搞。这样可以更能体贴青年的要求。青年容易狭隘,也需要成年人去领导,把他们的特殊要求加以解决,领导他们到社会里来,到党里来。青年,不一定进了学校才算是受教育。党和青年团领导他们,就是教育他们。
林伯渠接着发言,他主张青年团要在青年中起核心作用,所以数量不宜太多,太多了,就没有这个作用了。他指出,军队里并不妨碍搞青年团,军队里也有一批青年,搞起团来,也有味道。他对军内团的工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你们将来搞青年团,可不要超过党,不要越过军队的纪律。你们如要工作搞得好,党和军队会像孩子一样加以爱护!如果搞得不好,搞出些不成材的孩子,那就不好了。为此,他强调要做好团的工作,要真正培养后代,就要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共青团的一套工作经验。
朱德总司令的发言更强调团要服从党的领导,他坚定地说:在解放区,在我们党有了政权的地方,政权最重要。但是,也要有群众团体的帮助。青年团,要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去进行工作。这一点很重要!
随后,中央委员兼中央妇委书记蔡畅、中央委员马明方以及陆定一、胡乔木、黄敬、习仲勋等都做了率直的发言。
任弼时最后做了总结发言。强调“现在是到了决定建立青年团的时候了”,不过要先做典型试验,以便取得经验。
这次会议,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为青年团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明确指示要推动解放区试建青年团的工作。各解放区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陆续择地试建青年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