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党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进行,在党的领导下,青年运动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开始初步探索。
一、延安青年热烈拥护党的政策,积极投身到民主建设、练兵和生产中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延安各界青年的热烈拥护,他们积极投身到政治、经济、军事、学习和其他社会事务中,为和平民主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发表后,广大青年同陕甘宁边区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广大干部和军队一道表示热烈拥护,并将其作为当时时局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文献,展开热烈的学习讨论。青年们一致认为《宣言》是建设新中国的路标,“和平、民主、团结”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必然会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各界青年发出强烈呼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他们热烈响应《宣言》,愿意“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延安的青年们特别关心重庆谈判,也十分担心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他们热切地注意着重庆谈判的进程,他们为谈判斗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而欢呼雀跃,对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愤慨不已,对谈判之外的军事斗争积极支持配合。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胜利返抵延安,受到了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从枣园,到杨家岭,到延安城,到处是欢庆的人们,青年们高举着火把,扭着欢快的秧歌,尽情表达胜利的喜悦。
在1945年陕甘宁边区第三次普选运动中,青年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在选举宣传发动群众中,他们担当了主角。张贴标语,编演秧歌剧,办黑板报、书报,为说书人赶编选举唱本……把选举的政策成功地宣传到每家每户,使得边区参加选举的人数平均达到全部选民的82.5%,有些地区高达90%以上,为边区民主选举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边区青年组成的15万普通自卫军和3万基干自卫军,是保卫边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的要求,加强整顿和训练。他们积极练兵,进行投弹、射击、爆破三大技术和配合正规军协同作战及支前、运输、抢救等军事方面的训练。自卫军在帮助正规兵团维持治安、运转粮草和伤员以及配合作战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青年们组成的青年自卫军在解放区普遍开展的以“查租保佃”为主的减租减息斗争中,起了震慑和保障作用;在生产中,青年们又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他们兴修水利、解决春荒、互助合作、改进技术,使边区粮食产量急速提高(在1946年的大灾之后粮食产量仍喜获丰收);在工商业方面,青年们展开劳动竞赛,加紧生产,保质保量,超计划完成生产任务,保证了解放区物质的供应。
二、延安青年积极奔赴各解放区
解放军在东北、华北收复失地后,需要大量干部展开文化教育、民主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为此,党中央组织千万干部进入东北、华北。延安各大学校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动员和组织师生员工,分批次奔赴各根据地和新解放区开展民运工作。
1945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指示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迅速组织青年工作队去东北开辟工作。他说:“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14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外面很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东北革命的胜利将会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到东北后,“可以相机组织‘民先’、‘青年团’一类的先进青年组织”。10月11日,蒋南翔、宋一平率领90多人组成的中央青委“五四工作队”,从延安出发,徒步三个月进入东北,开展青年工作。青年队的成员到达东北后,深入到青年学生当中,开展东北青年运动。他们以爱国主义的思想把青年发动起来,然后引导他们深入各种实际斗争,使其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以理论结合实际,逐步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他们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和发展青年组织;组织和领导少年儿童工作;创办了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领导学生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和各项实际工作;他们支援战争,参加战地服务团,劳军、扩军;他们遣送日侨、安置难民,为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东北青年运动的有效开展,为后来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21日,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派出由陈荒煤带队,葛洛、赵起杨、胡征、陈因、计桂森等参加的工作团,前往山西太岳地区开展工作。接着鲁艺又组织了两个文艺工作团,东北文艺工作团和华北文艺工作团,受命去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团员大部分是鲁艺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和文学系的教员和学员,还有少数延安其他文化团体的干部。1945年8月24日,延安文艺界在延安交际处举行了欢送会。周恩来、彭真等人出席。会上,文协副主席丁玲致开幕词,勉励大家坚持毛主席文艺政策,为广大工农兵服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数年来的辛勤工作和巨大贡献表示感谢。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彭真讲话,他说,文艺工作者经过思想改造,使文艺普及工作有了很大的成就,以后还要把文艺普及到大城市的工厂、贫民区、矿山去,和当地干部结合,虚心当他们的小学生,先鼓励他们的工作成绩,然后批评缺点。文艺要反映当地群众的生活,而不是把延安的一套硬搬过去。周恩来勉励大家要贯彻毛主席的政策和鲁迅的方向,坚持文艺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在新时期更需长期埋头苦干,不急于出名,不怕默默无闻。到了新地区,尤其防止骄傲,不要装出是延安来的,要比现在更虚心,这样才能顺利展开工作。
1945年9月2日,东北文艺工作团40余人,由团长舒群、副团长沙蒙、田方带队,从延安出发直奔东北新解放区。几千里的路程全部是步行,团员们一路走一路唱,行程50多天,平均日行60多里,急行军时达100余里。横跨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五省,1945年10月,到达沈阳。后来工作团又改编为东北文工一团,由沙蒙、王大化任正副团长,足迹踏遍了整个东北。以哈尔滨为中心,向北去过齐齐哈尔、嫩江、克山、地安等地;向东先后抵达绥化、佳木斯、鹤岗、牡丹江、图们江以及朝鲜的清津、咸光、平壤等地;向西到达乌兰浩特、白城子、康武、阜新等地;向南历经长春、公主岭、四平、铁岭、沈阳、鞍山、本溪、丹东、大连等地。文艺团在各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日出》、《黄河大合唱》、《做军鞋》等剧目,参加了东北地区艰苦卓绝的人民解放战争和民主改革运动。后来全团转入新创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成为创建人民电影事业的一支生气蓬勃的力量。
华北文艺工作团在团长艾青、江丰等人率领下,于1945年9月20日从延安出发,周恩来赶到鲁艺来为大家送行。全团56人,只有几头骡子驮行李,每人行装不超过15公斤。他们背着乐器、诗集、小说集和笔记本,边行军,边学习,边创作,边演出。到达张家口市,全团转入华北联大文艺部。并与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排练演出了新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等延安时期创作的剧目。北京和平解放以后,该团随解放军入城,成为1950年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一支骨干队伍。
1945年10月间,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大学部两个毕业班的学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各个解放区工作,行政学院和校部预科的陕籍学员留在延安继续办学。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行政学院等绝大部分师生,都迁往东北解放区,创建东北大学。队伍临行前,10月25日深夜,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交际处接见了周扬、张如心和学校及各院主要领导干部。在周扬校长的引荐下,毛泽东亲切地和师生们一一握手,并向师生们讲述了学校迁移东北的意义和任务,指出学校向东北转移的目的在于创办“新型的东北大学”。他说:“你们创办的东北大学,是新型的大学。因为东北青年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14年,奴化教育的影响很深,要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坚持八年抗战,最后取得胜利。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学校领导:“军队要建设一个团或师,比较容易;要建设一个大学,从领导班子到队伍都不容易。在行军过程中,各地可能找你们要干部,你们不能把班子人员搞散,要千方百计地把建校的班子搞好。”他勉励大家,“你们去东北,那里形势紧张,是必争之地。现在还是敌强我弱。你们去东北的任务是争取青年,办大学。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有可能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分析,一半是困难,一半是光明。因为是必争之地,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我们的‘飞机’就是两条腿。”
师生在临行前,还在中央党校二部礼堂听取了朱德总司令的动员报告,周恩来在欢送离延同志大会上也讲了话。他们都勉励奔赴新区的同志们,要继续发扬延安精神,再接再厉,艰苦奋斗,争取早日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45年11月中旬,迁移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的延安文教单位组成一个支队,延安大学是其中的一个大队,行军编号是“松江支队第四大队”,校长周扬任大队长,副校长张如心任副大队长,秘书长刘呈云任副大队长兼政治部主任。下属三个中队,鲁艺是第一中队,中队长宋侃夫;自然科学院是第二中队,中队长王甲钢;行政学院是第三中队,中队长于光远。
迁移队伍按所设兵站的里程一路行军,经过陕西省的延川、子长、清涧、绥德,过黄河到碛口镇,北上经山西省的临县、兴县、岢岚、五寨、平鲁、左云到达绥远省的丰镇,又经山西省的阳高,天镇进入察哈尔省,顺铁路线途经紫沟堡,分别于l2月20日至25日,到达张家口市西南郊的孔家庄,经一周整休,然后迁入城内。
学校原计划到东北地区办学,但因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就已经占领承德、锦州,封锁了山海关,所以中央电令延大迁校队伍暂留张家口市待命。
晋察冀中央局根据当时的局势,经过认真研究,于12月28日向中央发电,请示将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仿吾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中共中央12月29日即复电同意晋察冀中央局的意见,延安大学迁校队伍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仿吾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刘呈云任党委副书记。l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组建华北大学,1949年12月,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
与此同时,聂荣臻又向中央报告,说去东北的道路不通,晋察冀边区工业企业很多,很需要技术人员,建议将自然科学院从延大迁校队伍中抽调一部分留在华北。中央同意聂荣臻的意见,自然科学院(主要是预科的师生)就和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校名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受晋察冀边区教育局领导。由原延大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任校长,秘书主任为李华辑,教务处处长为阎沛霖(后由王甲纲继任),总务处处长为田明涛。1948年该校与晋察冀边区的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华北联大工学院,1949年迁到北京,l952年1月1日改称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5月易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1946年5月,前往东北的道路已打通,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张如心率领延安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的百余名教师、干部从张家口出发,继续前往东北。1946年8月到达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哈尔滨,很快又与已迁到佳木斯的东北大学会合,完成了延安大学迁校队伍离开延安的最终目的。原延安大学干部、教员,此时担任东北大学领导的主要有:副校长张如心(主持日常工作)、舒群,秘书长刘呈云,教务处处长兼社会科学院院长姜君辰,鲁迅文艺学院院长萧军、副院长吕骥、张庚,教育学院院长张松如(公木),副院长吴伯箫,自然科学院院长阎沛霖。另外,王曼硕、舒非、向隅等分别担任各系系主任,成为东北大学的中坚。延安大学原来的一批教师、学员:如张水华、马可、唐荣枚、王季愚、瞿维、寄明、王曼硕、沃渣、张望、刘炽、陈紫、戈扬等成为这一时期东北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骨干。1949年东北大学定址长春,1950年易名东北师范大学。
以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为主的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后又经历了一些变迁,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从大城市撤退后,参加发动农村群众进行的清匪反霸斗争、土改斗争。直到l948年沈阳解放后,才将分散在佳木斯、牡丹江、辽南、哈尔滨的几个文工团的人员集中起来,在沈阳恢复建立了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始重建党的文学艺术教育基地,为文艺事业培养新的大军,迎接全国解放。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在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戏剧系调整到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鲁艺的光荣历史宣告结束。
同延安大学一样,延安其他各学校的师生们,听从党的号召,纷纷奔赴华北东北前线,开展工作。例如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在各解放区或承担翻译工作,或继续办学。新中国成立后,学校重组,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大部分学校的师生,陆续都离开了延安,可是他们身上充满了延安的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工作方向(为大众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深入生活实际),他们把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团结拼搏、勇于牺牲的精神像种子一样撒向全国,生根发芽,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希望。
三、延安青年声援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昆明的青年学生首先行动起来,迅速掀起反内战、争民主运动。昆明有西南联大等10余所高校,3万多学生,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做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
次日,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昆明惨案的真相迅速传遍全国。延安、重庆、成都、遵义、上海等地学生、群众集会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延安各界和青年举行各种活动、用各种形式声援昆明学生。毛泽东号召解放区军民援助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国民党区域的民主运动,“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1945年12月1日,在延安,解放区青年联合筹备会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暨声援国民党统治区学生反内战运动,向各解放区青年团体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一二·九”运动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我们却面临着比十年前更加严峻的内战形势,“全国解放区的青年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内战的挑拨者,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通知要求:(一)在中心地区及城市学校举行“一二·九”运动十周年纪念大会,开展座谈、演讲、发表纪念文章等活动;(二)解放区青年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更广大的青年坚决反对内战,制止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并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及昆明、成都、重庆各地学生青年的英勇斗争以有力的支持。
1945年12月4日,解放区青年联合筹备会在延安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座谈会,声援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反内战运动。筹备会、青委主任冯文彬首先报告开会意义,接着座谈发言。与会青年一致呼吁:“全国青年现在重大的任务是制止国民党当局利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来残杀中国同胞,反对国民党摧残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爱国民主活动。”延安各界青年代表,一致声援昆明等地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并提议致电慰问昆明等地反内战学生。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延安及晋察冀、山东、晋绥边区的广大军民强烈支援昆明学生。
12月9日,延安各界青年隆重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暨反内战反干涉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青年运动的领导者、“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文化教育界、各机关、部队、工厂青年代表2000余人。周恩来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冯文彬也讲了话,号召解放区青年“继承‘一二·九’的精神,坚决反对内战,力争实行民主,努力建设新中国”,青年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援助国民党统治区日益高涨起来的青年运动”。青年代表踊跃上台表态发言,情绪高涨。女学生毛德贞自动走上讲台,激动地讲了在“一二·九”运动中自己被国民党用大刀砍伤臂膀的亲身经历,痛斥国民党压迫青年爱国运动的罪行。延安大学学生代表郝玉林发表演讲,抗议国民党当局对青年学生的镇压,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做他们的后盾。会后致电全国青年发扬“一二·九”运动精神,坚决反对内战。
在延安及全解放区青年的支持和声援下,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