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强了对我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借边区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自然灾害多、得不到外援等不利因素,困死、饿死陕甘宁边区军民。1940—1941年,是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空前物质困难的时期,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
第一,军事包围。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各战区的长官和驻军下达了严密封锁的命令。各地强拉民夫构筑了五道封锁线,北线两道,南线三道。在一段时间内,边区周围处于对峙胶着状态。1940年冬,抗日阵营也出现了严重的投降危机。国民党投降派则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于1941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在皖南,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与其遥相呼应。这次反共高潮前后,国民党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其总兵力已达到40万之多。
第二,经济封锁。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使边区的物资异常匮乏。陕甘宁边区财政的最大特点是依赖外援。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外援收入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其所占比重统计:1937年为77.2%,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国民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历时八个多月构筑起碉堡封锁线,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封锁。边区周围的顽军在各村镇到处设立检查处和侦察网,并且彻底破坏了通往边区的大小道路,他们对棉花、布匹、药品、火柴以及边区需要的所有日用品一律严禁输入;对边区输出的食盐和其他土产也实行严格检查。边区军队和党政机关是他们严密封锁的对象,对于一般商人、脚户也不放过,发现有所谓“走私”的,常被他们就地枪杀。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主要是苏联的经济援助)也大部分断绝。
第三,人民负担加重。边区人口的激增是人民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抗战初期,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青年学生,为追求革命真理,纷纷奔赴民主革命圣地——延安。任弼时曾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他们的吃穿用等生活问题,都要由边区财政来解决。脱产人员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粉碎顽固派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进攻,党中央不得不从前方调回一批部队,保卫边区安全。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39年总人口为200余万,脱产人员4万多,后来增加到10万人以上,最多时是1941年,边区人口和脱产人员总数分别为140余万和8万。中央曾经规定,党、政、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3%,但当时实际已达到5.7%。为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边区政府不得不增加征收公粮的总量。1939年为5万石,1940年为9万石,1941年为20万石。这意味着:一,此时,公粮已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3.8%,比1937年的1.28%增加了10倍多。二,人均负担从1937年的每人一升增加到1941年的一斗四升,也增加了10多倍。边区人民的负担因此而大大地增加了。这种负担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党群关系,“雷击事件”就是矛盾的集中爆发。
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摧毁,再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从1942年开始的两年里,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党的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一、踊跃参军,武装保卫边区
抗战时期,整个边区数以万计的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因此陕甘宁边区被誉为八路军的出生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解决军队物资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直接帮助军队作战。
1937年10月1日,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中规定:“凡边区的劳动公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健者,均有加入抗日自卫军的光荣权利。”边区的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一些地区的参军人数甚至占到总人口的10%。1939年底,参加自卫军的人数达到224355人。到1941年,有8万多名曾在自卫军或青年卫队受过训练的人员归并为正规军,奔赴抗战前线。此外,边区还成立了由28000余人组成的少年先锋队。他们构成了人民军队重要的后备力量,抗战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
1939年4月24日,中央军委和中央青委对建立青年武装组织做出指示“应有计划地吸收青年参战”,应建立三种形式的青年武装:第一种,动员14岁以上20岁以下的青年加入青年群众性军事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学习军事常识、巩固和保卫地方,以及站岗、放哨、肃奸等。第二种是由少先队中的精壮分子自愿组成的以县为单位的半脱离生产的组织,其任务是配合军队作战参战。第三类是由少先队精壮勇敢者组成完全脱离生产的青年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也可独立作战。为进一步做好青年参军和扩军工作,在将其编入正规军时,不取消其名义,使其部队番号同时存在。
1941年,边区青救会遵照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在扩军中青年占50%的数字而奋斗”的号召,在各级青救会的动员和干部带头下,鼓励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到7月底就有1598名青年入伍(其中青救会的干部109人)。各级青救会还通过俱乐部组织自卫军和少先队员学习军事常识,提高了队员的军事素质。
此外广大青年妇女还制作军服、鞋袜,组织青年运输队,为前线运送粮草、弹药等。许多农村妇女自发组成各种形式的救护队、缝衣队、洗衣队,为部队照顾伤员,裁剪军服,缝补浆洗。1938年到1939年,全边区共成立缝衣队825个,共计5796人;洗衣队828个,有4160人;救护队1663个,有8415人参加。一年间,边区人民累计向部队捐献了15万双袜子手套和4万双军鞋,为支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青救会领导边区广大青年组成义务耕田队,为抗日军人家属耕田、砍柴、担水。抗战中全边区青少年先后给抗日军属代耕土地75000亩,砍柴24万斤,担水41.2万担,拾粪18.9万斤,既帮助政府减轻了负担,又保证了前线战士能安心作战。
二、发展教育,提高边区文化水平
陕甘宁边区文化落后,80%的青少年都是文盲。这与陕甘宁边区青年运动在全国青年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是极不相适应的。西北青救会成立初期就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工作。为提高边区青少年的文化水平,西北青救会提出将1937年5月至12月作为“普及教育突击年”。短短八个月时间就6万余名青少年进入小学、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组。边区直属县和陇东、关中分区各县,动员了15000多名儿童上学,极大地推动了国民教育在边区的实施。同时为教育部门输送了300多名青年干部。青救会在学校普遍建立了俱乐部(后改称为学生会),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工作团下农村服务。
为发展社会教育,青救会还积极创办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冬学等,让那些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上学的青年也有受教育的机会。到1938年底,共建成识字组5834个,参加学习的人数达到39983人。涌现出280个模范识字组和240个识字先锋员。这种普及教育的方式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使大批青年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但这一阶段的工作也同样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消灭文盲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多夜校、识字组还只是形式,这是由许多客观原因造成的。个别地区青年数量少。以志丹县为例,方圆四十里只有一位男青年。第二,许多领导干部自己就是文盲,不能很好地领导学习。第三,学习时间只能利用冬季农闲,组织青年入冬学,必须“不可不管冬夏秋春平均施用”。
1940年9月1日《中央关于开展国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青年的责任在学习,青年组织的责任在教育。”青年组织应成为国民教育的先锋队,成为政府在这一工作中的第一助手。提高边区青年的文化知识,成为边区青救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普及教育突击年中,先后组织6万多名青年参加了夜校、半日学校及识字组,创造了400多个青年识字先锋员,普遍实行了“小先生”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普及教育中,边区青救会将青年工作同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40年10月,边区青救会同边区政府教育厅签订“互助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各级青救会在推行国民教育中,积极贯彻政府法令,动员儿童入学,青年入师范;动员青救会会员上识字班、半日班、夜校、冬学。并在实际工作中帮助小学教员解决了生活上、工作中的许多困难,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从事教育工作的积极性。由于边区青救会坚决执行边区党委和政府的指示、法令,成了边区党和政府开展国民教育的第一助手。
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以外,边区青救会还组织了文化工作团,以戏剧、歌舞等形式,进行普及教育的宣传工作。同时积极开展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禁烟、禁赌、放足等工作确保青年的特殊利益。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青委为贯彻会议精神,实现适应抗日形势,发展青年运动,在战争中训练青年干部的目标。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安吴青训班组织六个战地工作团,分赴晋东南和晋察冀两个敌后根据地,帮助开展青年抗日救亡运动。11月下旬,青训班着手从各连干部和学员中选调战工团干部,由200多名学员组成六个团,名称为“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对外称西北青救会战地工作团,于1939年1月10日和2月分两批先后离开安吴堡,奔赴抗战前线。
1939年,当青训班正要转入专门训练青年干部的正规化新阶段时,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西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蓄谋已久的妄图挤垮安吴青训班的步伐。他们不断地派特务分子化装进入安吴堡村散布谣言,甚至无端挑衅,给前来安吴堡的青年设置重重障碍。到1939年下半年,形势恶化,青训班不得不中断正规化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计划,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
鉴于安吴青训班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于1940年初,着手在延安筹备创建一所青年干部学校。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校址设在延安市北门外中组部组训班旧址,学校定名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共中央决定用毛泽东的名字作为这所青年干部学校的名称,“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同时也是中国青年解放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这一旗帜的指导之下,将得到光明的自由和幸福。”中央同时将撤回延安的青训班学员同四川撤回的青年党员和积极分子200余人并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
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共两年半时间里,青训班共办了14期,总共编到127个队,培养输送了12000余名有觉悟、有文化、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和青年工作的干部。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泽东青干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三校合并为延安大学。自此安吴青训班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但它却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人才,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安吴青训班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再到延安大学,开启了延安青年教育的新篇章。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1939年到1940年,中央党校办过一个回民班,1939年陕北公学成立了蒙古青年队(又称五十五队)。1940年8月7日,陕北公学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其中的30人均为少数民族的学员。学制为一年。1941年6月30日成立民族部,主任王铎。第一次招生185人,其中有内蒙古、回、藏、彝、苗、满等六个民族的学员,还有少数汉族的同志。创办民族部,将如此众多的各族同志汇集一处,一起沟通与交流民族文化,不仅在边区,即使是在全国也属创举。
随着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延安的民族青年越来越多。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培养更多的民族干部,于1941年9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民族学院,院长高岗,副院长高克林,内设教育处,管理教育工作;民族问题研究处,分设内蒙古、回、藏三个民族问题研究室,以及总务处和干部处。第一次招收内蒙古、回、藏、苗、彝、满、汉等各族青年300多人,其中蒙古族青年占40%,回族青年占20%,藏族、彝族各占4%,另外,女学员共32人。按照民族和文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四个班,学程三期,每期两年,共六年。到1942年上半年,有六个班和一个研究生班,共七个班。学制在实践中也不固定,有三年半的,也有六年的。1944年民族学院迁到定边。1945年有一部分迁到伊克昭盟的城川,至1948年结束。它是我党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主要学校,为党培养了许多民族干部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者。
为促进边区的教育事业,1940年春,由中华青联办事处主办的中山图书馆新址落成,林伯渠兼任中山图书馆馆长,毛泽东为其题写馆名。此后毛泽东、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多次为之捐款捐书,周恩来在重庆还曾指定专人为该馆征购图书。中山图书馆的建成,也为进一步推进延安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党还积极创办青年刊物。《中国青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青年刊物,其宗旨是要成为“青年干部在理论、策略、工作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学习刊物”。又因为党员中的大多数本身也是青年人,所以《中国青年》成为党的一般中级干部的学习刊物。
1939年后,由于《青年战线》在西安被查封,各地迫切需要有一个能代表我党对青年说话的真正的青年刊物,所以中央决定在延安出版《中国青年》的青年刊物。1940年10月22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青年的通知》中强调要办好《中国青年》,使其成为帮助做好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武器。其主要内容有理论性的、实际方法的、修养与教育性的等。刊物在创办初期,条件非常简陋,印刷厂仅有三部机器(一部对开机、一部圆盘机、一部胶版机),当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问题,以至于导致青年领导刊物面临被迫停刊的境地。
1941年3月,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加之经费不足,中央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于1941年4月停刊,相关文章主要刊登在《解放》和《共产党人》上。
三、参政议政,参加政权建设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边区青年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参政议政的意识也不断加强。国民参政会于1939年9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为揭露蒋介石玩弄宪政的骗局,给人民指明争取民主自由的方向。1940年2月,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发起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以促进国民党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边区青救会立即响应并发表宣言,愿率边区18万会员全体加入宪政促进会。2月19日,延安5000名青年集会,成立了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讲话。毛泽东指出:青年是宪政运动的先锋,国民大会中要有青年才好,延安青年开的会,是全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斗争。他还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打日本需要青年,参政也需要青年,青年应该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1941年边区举行第二届参政选举,边区青救会号召边区青年积极参加到选举活动中,还专门发表告全体会员及青年书,并具体提出了关于青年的政见:“一、促进并启发青年思想的自由,提高青年社会地位,保障青年人权,用切实办法尊重青年妇女之独立人格;二、拥护青年抗日武装自由,各级政府切实帮助加强青年军事训练,及优抗锄奸工作;三、实施普及的义务教育,增设男女完小,充实学校设备。提高中学师资的质量,建立与发展工农业及体育艺术等专门学校,培养边区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确定充裕之教育经费,政府协同青救会推行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破除迷信,讲求卫生,提倡体育与正当的娱乐;四、鼓励青年在工农业及各种建设中进行研究、学习创作及发明;五、保护青工、童工,保障健康和教育,并实行同工同酬;六、切实实行《婚姻法》,保障青年男女恋爱婚姻自由,严格禁止买卖婚姻,童养媳及早婚。”各级青救会、学生会组织选举工作团、宣传队、秧歌队、话剧团,积极配合宣传。盐池县青救会为发动该县青年参加政府的竞选活动,还特别将《施政纲领》散发参考。延安市青联特地组织了两千多青年参加的竞选演习大会,训练和提高了边区青年参政议政的能力。
通过选举,一大批优秀青年被选进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参加了领导工作。在边区直属12个县市中,有78名青年被选为区参议员;被选到各级政府任委员以上职务的青年共有320名,其中有的担任专员,有的担任县长,也有的担任参议长。边区青年妇女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1941年7月28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县的选举活动中,妇女积极参加选民大会,到7月初,选出女参议员达到百人。东二区的乔桂英年仅19岁,曾任东二区妇联主任两年,因为工作出色被推选为女乡长,成为妇女工作的楷模和典型。
延安青年积极参政议政的事实表明,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中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四、组织青年,参加边区生产建设
1939年、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为克服边区的财政困难,党中央、边区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10万农村青少年踊跃地投入到大生产的洪流中,各级青救会的领导干部,都先后参加了同级政府的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青年生产运动。广大青年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半工半读,形成了教育新风。边区青救会机关,开荒地近千亩,收粮近百斤,解决了机关一部分吃粮的问题和全部吃菜的问题。
1940年12月2日,边区青救会召开了各县青救会经济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边区青救会经济部,叶方任经济部部长。县、区青救会设经济科,统一组织和领导青年参加边区的经济建设,并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和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高自立担任边区青年经济顾问。青救会与建设厅签订了《关于共同开展边区经济建设运动的互助协定》,帮助建设厅培养和输送经济建设的后备军,并实际参加一部分工作。经济部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把创建青年农场作为青年参加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边区青救会在延安等11个直属县试建青年农场取得成功后,随即成立青年林场、青年合作社、青年运输队、青年变工队、青年工厂、青年商店、青年生产小组、青年技术学校等,在边区农村中普遍推广,调动了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上收到良好的效益。农场规模不大,以行政村为单位,农场的收入一部分归参加生产的青年,另一部分则作为俱乐部办公经费。1941年2月,在延安试办了44个农场,收获粮食40余石。在取得经验之后,边区青救会在全区青年中开展了开秋荒、建农场的运动。当年秋季,在安塞等10个县开荒3120亩。延川县青救会,1942年上半年带领青年开荒3万亩,建立变工、扎工队128个,帮助655名青年订立了家庭生产计划。在副业生产中,各级青救会积极组织青年开展运销、修路、采药、收集废铜烂铁等活动,帮助青年调查物价,接洽贸易,组织运销队,代办运销站。据安塞、甘泉、富县、志丹等五县统计,青年先后参加修筑公路34万个工时,运盐5000驮。
各级青救会还帮助青年建立扎工队等一些新的生产组织。青年接受新事物快,18岁以上的青年大多数参加了成年变工队和扎工队。他们在变工生产和改良生产技术中表现得积极踊跃。延川县参加变工、扎工的2340人中,青年占一半以上。关中白塬村少年主动组织放牛娃变工队,订出了“保证牛吃饱、不许吃庄稼,每天识二字,不打骂人,服从牛长官指挥”的公约。此外,许多青年还在自愿的原则下集资办起了青年商店和各种合作社。边区青救会还利用边区内的自然资源,组织各种生产小组,如挖油组、掏煤组、挖石膏组等,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燃料和原料。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生产能手,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1941年7月,边区青救会还筹办了青年工厂,生产的产品主要有皮质蝇拍和瓷质象棋等。
在边区政府的生产号召下,各地涌现出大批的劳动英雄,其中大多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当中有木工劳动英雄郝作明、模范学生劳动英雄胡高栓等,他们由衷地感叹:旧社会没地给人家雇工劳动还不能养活着家人,现在革命给了咱土地,再不好好劳动还等啥!1941年,胡高栓交公粮五石五斗,1942年交公粮三石八斗,是全乡第一个交公粮的人。被选为劳动英雄后,又当上了生产变工组长。延川县马家店村的七名青少年,最大的16岁,最小的13岁,于1943年初组成一个“娃娃变工队”,仅用21天时间就开垦荒地16垧,掏熟地2垧。
在模范青年的带动下,也改造了一批二流子,使其成为劳动者。如延川的赵则元,不爱劳动,好赌博,串门子,经过大家的劝导和说服成为变工队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