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青委的领导下,边区青年被广泛地组织和团结起来,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抗日救国、保卫边区政权的热情和积极性,青年工作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然而在此过程中,边区的青年运动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偏差,集中表现为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特殊性而偏离了党的中心工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这种“青年主义”的偏向很快得以纠正。
一、“青年主义”偏向的产生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深入群众工作,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依照“自愿原则,将大多数群众组织到工会、农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及民众武装团体中,为参加抗日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而斗争”。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于同年12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巩固边区、提高边区,帮助全国”的基本任务。新的形势和任务为边区青年运动提出了“提高边区青年运动,巩固边区青年组织”的更高要求。中共中央青委为了继续发挥边区青年运动对全国青年运动的示范作用,将根据地广大农村青年切实组织起来,直接指导边区青救会开展了“青年的民主的活跃的青救会”和“全体青年的群众运动和组织”两大活动。由于在工作中出现了“青年主义”的偏向,使这两项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在边区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
二、“青年主义”偏向的主要表现
第一,青运工作脱离了党的中心工作。忽视整个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和全体农民的共同要求,片面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和个别要求,孤立地解决青年的特殊问题。1939年到1941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形势十分严峻。面对恶劣的环境,根据地的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坚持抗日,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此党开展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青救会本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更好地把广大青年动员起来,对付天灾与人祸,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可是,当时一些地方的青救会却脱离抗日、生产等中心任务,孤立地去搞青年的组织生活、文化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他们号召开展所谓“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和“全体青年的群众运动和组织”这两大活动,将青年工作绝对化、极端化。主要表现在:有的工作组下乡去推动青年工作,硬是把正在地里劳动的青年拉回去上操、唱歌、做游戏,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生产。
边区的大部分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又处在战争的环境之下,青年农民的根本愿望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家园。边区的青年农民很早就参加了生产劳动,有的甚至成家立业。就青年农民而言,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而不是与实际生活无关的唱歌、跳舞、做游戏等等。此时的青运工作脱离了农村的中心工作和任务,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这些地方青年运动与党的中心任务的脱节。
同时,一些青救会组织提出“保护青年利益,反对家庭压迫”的口号,发动青年向自己的家庭进行反封建斗争,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反对公婆打骂,从而造成青年与成年、老年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造成子女与父母之间、媳妇与公婆之间的纠纷和摩擦,导致青年与家庭之间关系紧张,影响了家庭生产和生活。结果造成农村斗争方向的混乱,干扰了农村各家各户男女老少团结起来对付日伪汉奸破坏、进攻根据地的主要斗争,干扰了抗日这个斗争的主要目标。
第二,片面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把青年运动孤立于整个民族革命运动之外。一些青救会组织为突出青年的作用,将广大青年群众从各方面和各条战线中抽调出来,独立组织活动,于是形成了与其他部门配合协调不够的情况。一些地方的青救会提出要搞一个“独立自主的全体全面的青年运动”。他们不顾当时当地的条件,一味强调把青年集中起来,大搞青年农场、青年变工队、青年食堂、青年运输站、青年商店等等,公开向党要求尊重这种所谓的“青年运动独立性”。这些青救会组织对上同党组织闹独立性,不管党的中心工作;对下又和工会、妇联、武委会、文委会等组织发生矛盾和摩擦,争会员、争成绩、争领导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导致青救会与各个部门和其他群众组织关系紧张,从而造成青年运动与青年组织不适当地孤立于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之外,不仅不能使青年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妨碍了党领导下的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
青年干部中曾经出现过离开整个生产任务去单独搞“青年一套”的做法,如“青年农场”发动青年向家庭争取、要求改善生活等,都是与整个生产方针相违背的。因为他们“还不了解青年的特殊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不知道只有家庭经济发展了,青年生活才能改善的道理”。
第三,青救会在学校工作方面也同样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在活动内容上过分强调课外娱乐游戏和校外的宣传活动,没有注意去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使得许多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进了学校,只是“乱耍胡闹”。在学生与家长的关系上也曾发生过对立,使家长认为儿童上学了,对家庭只是一种损失。我们应该提倡学生在不妨碍学业的前提下,帮助家庭生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青救会在学生工作方面,也不应该有对学校闹独立性的毛病。应该配合行政,领导学生会做各种有益于学习的活动,帮助学校完成教学计划。
第四,青年运动中仍然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因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早于党,当时共产党组织仍然比较薄弱,在内战时期,青年团变成了第二党,在国民党区域内,完全失去了群众性;在苏区的青年依然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而在抗日之时,仍然存在着发生脱离广大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因此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仍然是今天工作的中心任务。
三、“青年主义”偏向产生的原因
“青年主义”偏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客观因素看,抗战中期,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摧毁,再加上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为了解决鱼大水小的问题,中共中央做出了“精兵简政”决定。作为中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青救会传统擅长的培训青年干部、动员参军、配合政府等工作基本上停止了。严峻的抗战斗争形势使青救会难以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特长,加之对组织的前景产生忧虑,在这种背景下,青救会自然不免在服务青年方面出现一些不到位之处。
从主观方面看,青救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第一,组织建设的薄弱是青救会在探索中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为了适应全民族抗战的形势,壮大抗日队伍,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目的就是要建立全体青年的组织。为了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吸收成员,青救会采用自上而下、先搭架子再充实内容的方式组建机构,当青年群众还没有组织青救会的要求和觉悟,就先成立筹备会,派人下去,召开大会、举行登记入会,等等,之后再去教育和提高他们。这种方式在当时是适宜的,也是必须的,可以很快组织更多的青年,打开工作局面。但当架构建立之后,组织的日常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可是青救会在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没有进行系统有效的组织建设,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对青救会成员的教育工作,以致青救会很多成员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入组织,不知道加入青救会的任务是什么,有些基层组织甚至不会自动开会。
对于成员快速发展的新成立组织,加强组织建设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否则,该组织只会走向涣散和瓦解。青救会由于组织建设始终比较薄弱,在1940年后又面临着继续扩大组织规模的任务,于是各种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
第二,青救会的工作方式没有实现创新。青年工作组织的变化,必然要求工作方式也要实现与时俱进。中国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意味着组织性质、工作任务、工作方式均要随之而变化,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多少还存在着狭窄的模仿党和政权工作的作风,工作方式沿袭老办法。一些原来在国统区做学生工作的青年干部,由于不熟悉农村特点,加之当时的青年工作干部素质较低,机械地照搬照抄城市工作的方法,在转变工作作风中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偏向。更耐人深思的是,1939年7月,在青救会成立三年之后,青救会负责人在涉及青救会的主要核心问题上,仍存在很多的疑问。在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汇报中,曾提出“最重要的,也就是曾经有过争论,将来在环境新的变动之下,还可能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之后,今后青年团的性质是带一部分优秀青年的,还是愈大愈好,党的后备队的任务是否已经改变?青年组织的独立性是否必要?”由此可见,从普通成员到中高层负责人乃至整个组织,这个关系青救会发展的核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彻底的厘清。
第三,青年人易冲动的性格特点造成其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青救会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青年人担任。由于年龄、阅历限制,不论在任何时期,青年人均存在积极、热情、好胜的特点,但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他们有时会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实践证明,青年往往在历史发展中起到先锋的作用,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都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这种积极性一旦缺乏必要的领导,就难免出现盲动的倾向。
四、“青年主义”偏向的克服
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青年运动出现的“青年主义”偏向问题,1941年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对青年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首先,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一方面强调绝不能以党的命令的方式去强制青年团体执行任务,而应依靠在青年团体中工作的党员进行说服工作,取得其同意后,方能执行。同时,对于做青年工作的党员应该坚持党的统一。党的青委应该统一于党委的领导之下。即,青年运动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第二,青年工作中在执行一般任务与特殊任务时,应“善为调节,不可偏废”。要教导青年,只有在执行一般任务中起模范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青年自己的特殊任务,同时,只有为青年解决了他们特殊要求,才能动员一切青年更好地执行一般任务。第三,引导青年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对个别地方所犯的“先锋主义”错误,引以为戒。第四,在青年工作中,不了解当前农村与战争的特点,和工农群众结合得不密切,青年工作中的城市作风,应予以纠正。使他们了解实际,眼睛向下,联系群众。7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青年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深入下去,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发挥其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从方法上思想上纠正青年工作中的“青年主义”偏向。
同时,为了提高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质量,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加强对党员干部政策教育,引导干部研究时事政策等当前实际问题,党中央于1941年8月1日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主要是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决定精神,于同年10月16日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指出:中央青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检查了青年工作以后,认为青年工作中仍然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在做青年工作的同志中间同样严重地存在着。因此,各级做青年工作的同志,应该根据中央的决定,针对自己的工作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深刻的检讨,彻底扫除青年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普遍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切实有系统地周密有计划地去了解青年各种具体情况,以掌握党的青年运动政策,加强青年救国会的工作,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胜利地团结青年整个一代到党的周围,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边区青救会多次组织巡视团、调查团等,长期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各种有关青救会工作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改正问题,总结经验,中央青委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组织青年考察团,深入边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调查报告。在党中央和中央青委的号召下,边区各级青救会及延安各界青年都积极行动起来,组织青年投入到调查研究行列之中,进而在行动上进一步克服了“青年主义”的偏向。
由于党中央及时地总结经验并指出了克服和纠正“青年主义”倾向的办法,在延安的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延安市青联、各分区及各县青救会组织先后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的决议,认真讨论和总结本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和部署了改进工作的计划安排。1941年9月,边区青救会做出决定,将各分区、各县尤其是偏远地区工作时间较长的青救会干部抽调到延安进行理论学习,同时选派30多名理论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前往各地担任青救会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一做法提高了农村地区青年工作干部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党的方针、政策,进而更有效地推动本地区青运工作。在党中央和各级青救会的共同努力下,边区各分区及各县青救会的组织领导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改善,“青年主义”的偏向得到了有效的纠正。
应该看到青年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是其在探索自身组织发展、服务青年利益中出现的问题。任何一个组织的探索和转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延安时期青年运动作为中国共青团历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个特殊的阶段在探索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依然值得当今社会组织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