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共摈弃前嫌,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实现了合作,大量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救国组织得以在国统区和沦陷区进行公开、半公开活动,并承担起团结带领这些地区青年开展抗日工作的任务。为了争夺对青年的影响和控制,国民党方面也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意图作为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组织进而实现对全国青年的领导。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逐渐开始反共,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取代和取消各种民主抗日团体,扼杀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制造了一系列压制青年运动的事件。
一、国统区青年救国运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共青团改造工作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最后完成的。这些地区的共青团组织逐步被一些形式、名称多样的青年救国组织所取代,并承担起带领这些地区青年开展抗日工作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青年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受到多种限制乃至镇压,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广泛团结各界青年,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同各种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和主张作坚决的斗争,同日伪政权和武装作殊死的搏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政治中心,也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武汉民众的抗战情绪极为热烈,青年界尤为突出。1937年11月,武汉青年救国团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武汉青年,除学生外,还有一部分工人。青年救国团在成立七个月后,团员发展到两万人。该团曾经提倡青年参战运动,有七八千团员到豫东和第五战区参加游击战。他们还到后方参加民众动员的工作。青年救国团成立后,随即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江苏、四川等地发展了组织,成员达到5万多人,积极团结广大抗日青年,开展抗日爱国宣传。12月31日,周恩来应武汉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向师生员工做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的讲演。他指出,当前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1925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现在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的抗战。青年的任务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38年3月,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武汉召开了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70人。会议提出:要坚持抗战到底,发动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7月,在武汉相继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救国团大会。在党的领导下,蒋南翔、宋一平、李昌、杨学诚、黄华、于光远等同志参加并领导了武汉地区的青年工作。
蚁社1930年12月成立于上海,1938年解散于武汉,是许德良、沙千里等人在《青年之友》社的基础上创建的爱国团体。蚁社以蚂蚁命名,以“蚂蚁精神”自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洪流中,发挥了集体的力量。
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一般人不敢谈论政治,而有追求的青年人对现实深感不满,不甘消沉。这年夏天,共产党员许德良认为自己虽然与党失掉联系,但应当继续为党做些工作,就在家中办了一所英文补习班,并创办《青年之友》周刊,号召青年对社会负起责任,不要随波逐流,意志消沉。1928年春又组建《青年之友》社团,在南京东路近河南路一带的水果店楼上租房作为社址。沙千里、章乃器、鲍水镜等常去交谈,相互勉励。由于《青年之友》的销量不断增长,在上海几乎每所中等学校的传达室都有分销,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迫停刊,《青年之友》社团停办。
1930年12月,许德良、沙千里、李伯龙等人决定以原有的《青年之友》社员为基础,成立蚁社。蚁社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为宗旨。之所以蚁社为名,他们认为蚂蚁虽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与对方进行拼死斗争。蚁社的每一个社员都以蚂蚁自称并以此自豪。遇到困难的时候,蚁社社员常以“蚂蚁精神”相鼓励。“蚂蚁精神”就是“用团体的力量,严峻的纪律,艰苦奋斗向着目标前进”。蚁社还有自己的社歌,不仅唱出了蚁社社员们的心声,也极大地鼓舞了社员群众的抗战决心和信心。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
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
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
在这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向前冲,我们向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植新文化的种,
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
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1932年8月,蚁社在江西路374号一个银行公寓中租房作为社址,并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纪律,真正开始集体的、有秩序的生活。此后,入社人数增长很快,突增至700余人。社址也根据实际需要,一迁再迁,曾搬至大陆商场(今南京东路东海大楼)内。社员大多是公司、商店、工厂、海关的一般职员,也有少数高级职员,都有强烈的爱国进步思想。他们后来不少成了共产党员,有的还在党内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蚁社全盛时期,设有蚂蚁图书馆、蚂蚁补习学校、蚂蚁剧团、蚂蚁歌咏学校、读书会和时事研究会、参观团、摄影组、《蚂蚁月刊》、蚂蚁储蓄会等活动部门。其中,蚂蚁图书馆是蚁社最早成立的一个部门,最早也就是两书架书籍,放在鲍水镜家中,他和妹妹鲍毅正志愿管理这些图书。起初仅在社员间流通交换,后来接受一个女士的不少赠书。蚁社认为这些书不能由少数人享受,应该向社会大众开放。1932年8月蚂蚁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我国最早无条件将全部藏书公诸社会大众的图书馆。为了帮助买不起和买不到书的青年能看到书,在蚂蚁图书馆借阅书籍,实行一不收手续费,二不要保证金,三不要介绍人的“三不主义”,还赠送每期编印的图书目录,出借被禁或贵重的书籍。借阅人可以到图书馆中借书,也可以邮借(自付邮资);可以个人借,也可集体借。这样的借阅办法,创新了大众图书服务的新形式。随着借阅者的增多,还在沪东和沪西两个工厂区成立分馆。常到图书馆借书的人数每月有四五千之多,藏书逐年增加至两万册左右,对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国起到一定作用。上海沦陷后,这些图书先转移至中华业余图书馆,后转藏到益友社图书馆继续为读者服务,解放后由益友社转赠给上海工人文化宫图书馆。
在上海“一·二八”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蚁社社员奔走呼号,加强与上海各爱国救亡团体联系,参加到民众的抗日救亡中。蚁社社员积极为抗战服务,向前方战士募集丝棉背心和手套3000件;与工部局华员总会合办难民收容所两处,伤兵医院一所,进行难民救济和伤兵救治工作;蚂蚁剧团改名洪荒剧团,为孤岛的抗日话剧运动做出贡献;还成立由13名社友组成的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深入江南的农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上海成为孤岛前后,蚁社的部分社员,如沙千里等人离开上海去武汉。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他们联络当地的爱国职业青年,组成以沈钧儒、沙千里为首,何惧为总干事的汉口蚁社,在武汉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在8个月内,社友发展到369人。
1938年,广东8个青年抗日组织联合建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它的成员有学生、工人、店员和教职员,仅粤中地区队员就达两万多人。在东江、西江、北江、粤中一带农村青年中还组织了战地工作队。1938年10月,日寇逼近广州,“抗先”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队员和队外青年,参加了“战地工作队”,分赴战地敌后,开展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1939年初,“抗先”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会议,正式通过队章、队徽、成立了总部和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四个总队办事处。会议决定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12月在韶关举行第二次全省代表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坚决表示拒绝“加入”三青团,粉碎国民党融化“抗先”的阴谋。1940年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抗先”被迫解散。
此外,各地青年抗日救国组织还有中国青年救国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回教青年抗敌协会、学生战地服务团、学生义勇军、学生救国会、战地工作团、抗敌后援会等等,极为广泛地团结和壮大了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的队伍和力量。
二、三青团的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各地爱国青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起许多团体。蒋介石由于对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失望,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并且给已经衰老腐败的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希望有一个新组织以复兴国民党(一度希望争取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三青团)。193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蒋介石、陈立夫时,陈立夫提出:能否在两党外共同组织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以此作为合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对此,周恩来没有明确的表态,蒋介石表示可以研究。这是国民党首次提出以三青团作为青年统一战线组织的建议。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系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简称“三青团”。蒋介石派遣“复兴社”和“CC系”的骨干分子在武汉等地组建三青团﹐大量吸收公职人员、军警、政工人员入团﹐并且将“复兴社”完全并入三青团充作骨干力量。同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团部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任团长。由陈诚﹑陈立夫﹑康泽等31人组成中央干事会﹐陈诚﹑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在此之前,即6月16日,蒋介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的名义发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规定了三青团的六项任务,指出“与以一贯之训练,集之于同一之组织,纳之于新生活之规律;由明礼仪,知廉耻,具备现代国民之基本条件,以进于群策群力,一心一德,负责任,守纪律,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宣称“应使此组织(三青团)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陈诚也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实际上是要把全国青年控制在国民党手中,把三青团作为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工具。同时,国民党中央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共15章71条。三青团系国民党控制下的青年组织,其性质和作用,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许多知识青年在抗日爱国的激情鼓舞下,参加了三青团。三青团为笼络青年,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馆、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运动会和文娱康乐活动;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慰问前方将士、伤病员和军人家属;开设青年服务社,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等,通过多种活动控制青年运动。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他们着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拉夫现象。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三青团”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对蒋介石的愚忠,进行“精神训练”、“生活训练”等。有些地方的“三青团”、被复兴社分子操纵,堕落成了特务组织,与军统、中统沆瀣一气,设立青年劳动营,关押、迫害爱国进步青年。“三青团”内有些人曾要求改组政府、澄清吏治,但受到蒋介石的压制。由于“三青团”把团员称为党的“新鲜血液”,把“三青团”看作是青年的、而且也是其他“革命分子”的唯一组织,似乎没有给国民党的革命角色留下一丝余地。于是,此时国民党被推到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力量的党。党团之间在成员吸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和冲突。其结果,“党团部均不管年龄大小,尽量吸收新分子,由吸收而争夺,由争夺而攻击,由攻击而诋毁,因此形成党与团的对立”。建立“三青团”时,蒋介石将主要重任交给了复兴社成员,只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复兴社势力的角色。复兴社进入“三青团”之后,利用“三青团”组织的独立性,处处与CC派掌握的国民党组织相对抗,因此,在抗战前CC派与复兴社矛盾继续扩大。由此一来,战前CC系与复兴社之间的派系宿怨,转变为党团之间的对峙和冲突。1946年,“三青团”欲组建独立政党,与国民党角逐权力分配,直接危及国民党的执政,最终促使蒋介石把党团合并。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统一”﹐将“三青团”并入中国国民党。
三、国民党对青年运动的阻挠、破坏
全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状况,直接违背了国民党的“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片面抗战路线,因此,面对汹涌澎湃的民众抗日洪流,蒋介石开始处心积虑地压制和阻挠,特别是千方百计地破坏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为了压制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以及广大民众的抗日活动,国民党当局从一开始就诬蔑救亡运动出了轨,极力限制其正常发展,试图将各民众抗日团体归并到官办的统一的抗日团体,于是,在各省市统一成立各界抗敌后援会来包办抗日救亡运动,取代和取消各种民主抗日团体,扼杀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制造了一系列压制青年运动的事件。
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成立后,进步学生轰轰烈烈、生气勃勃的抗日救亡活动对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威胁,于是当局诬蔑川大学生领袖贪污了募捐来的给寒冷的机场民工买稻草的经费,并煞有介事地向地方法院控告,制造了所谓的“川大稻草案”。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四川省当局强令停止“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解散“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查封《国难三日刊》、《大声周刊》等进步报刊。还有一些反动顽固势力以勒令退学、无理开除等手段,打击、迫害参加救亡运动的学生。川大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康乃尔、王玉琳在凤凰山飞机场慰问民工时,发现民工辛苦劳动一天后,晚上却睡在四壁透风而又潮湿的工棚泥地上过夜,条件十分艰苦。于是,根据大家提议,康、王经手,用抗敌后援会募得的捐款,在市郊一家姓彭的小商人那里购买了3万斤稻草,捐赠给民工做铺垫。以孟寿椿为首,有CC系和复兴社分子参与的一伙顽固派,却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一手炮制了一个“川大稻草案”。他们首先将草商的儿子骗到川大,胁迫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诬陷康乃尔、王玉琳贪污1万斤稻草款85元的字据上画押盖章后,于1938年3月23日下午通知康、王到校长室谈话。名曰谈话,实际上是一次“集体审讯”。校长张颐和文法两院院长被邀在座,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钟行素和秘书长孟寿樁摆着架子,向康、王施加压力。他们谎称经过所谓“清账委员会”清理,査出康、王在经手稻草价款中舞弊,要康、王认罪。康、王据理力争,坚决把他们顶了回去。“审讯”毫无结果,只好草草收场,但就在“集体审讯”的同时,顽固派的所谓“清账委员会”却将早已准备好的宣布康、王在抗敌后援会中舞弊的大布告贴了出来,弄得满校风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也对康、王产生了怀疑。顽固派还向成都地区法院控告康、王侵吞后援会公款。同时利用他们的舆论工具,向社会广为宣传。如《复兴日报》3月27日以《川大抗敌后援会竟有人舞弊——康乃尔难逃法网》为题撰文,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为了反击顽固派的进一步挑战,康、王找卖草商亲笔写了一张收足稻草价款的字据,并同意出庭做证。这次斗争的胜利与否,事关重大。中共四川省工委对此十分重视,动员成都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和救亡团体声援这场斗争。省工委领导人张曙时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给成都地方法院(属地方势力)打了“事关抗日、舆论关注,须秉公处理”的招呼。1938年3月31日,成都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顽固派指定出面充任原告的川大学生陈开远(复兴社分子)向法庭提出控告后,康、王即陈述购买稻草经过,并出示了稻草商的收据,稻草商父子当庭出证,当场揭露了川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威胁利诱手段骗取假证据的真相,在此情况下,法庭无从判决,只好以“尚须调査、改日审理”为由,宣布休庭。第二天的《成都快报》、《四川日报》、《新民报》、《兴中报》等,纷纷揭露“稻草案”审理经过。虽然结果尚未确定,但基本事实已白于天下。1938年4月28日,《四川成都地方法院裁定书》正式宣告康、王买稻草3万斤属实,并未以少报多,“无犯罪嫌疑”,不予起诉。考虑到大敌当前,当以宽大为怀,统战为本,不能因小失大,给顽固派攻击进步势力的口实。所以康、王于5月27日联名在救亡刊物《大声周刊》上发表了《川大稻草案水落石出》一文后,就结束了这场历时两个月的诉讼案。虽然结果真相大白,进步学生取得了胜利,但进步学生力量也受到了损失。因为真相弄明白之前,中间力量不敢站到学生一边,后来还使一些学生退出了抗敌会,从而使学生救亡运动受到挫折。
“二·一九”事件
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后,立即投入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组织游行示威、唱歌、演戏、讲演、散发传单。为了对付学生的进步活动,国民党当局下令组织寒假农村工作团。但学联成员因品学兼优,多被选为团长或干部,他们深入县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直至旧历除夕才返回贵阳。一回到贵阳,1938年2月19日,贵阳县党部突然通知召开各校寒假农村工作团分团长会议,诱捕了总团长于蕴及六名分团长,并逮捕了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黄大陆等人,制造了震惊全省的“学联事件”(“二·一九”事件)。他们诬蔑学生领袖是“托派汉奸”,予以关押并声称要枪毙黄大陆等中共党员和爱国学生。由于全民抗战怒潮的压力,国民党当局未敢立即杀害他们。但经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方营救仍不奏效,国民党仍在“皖南事变”后将黄大陆等人杀害。
“八·一三”事件
1938年8月,国民党当局又制造了强行解散贵阳“民先”的“八·一三”事件。正当日军开始进攻武汉之际,国民党颁布了《民众团体战时行动规约》,规定一切民众团体如召开大会,须于三天前呈请核准,并禁止民众团体开办训练班、讲演会等。8月13日,贵阳“民先”地方队部被以重新登记为名而强令解散。
抗战初期,西安的青年团体和救亡活动也是十分活跃的,然而,由于“西安事变”使西安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源地,加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国民党控制十分严厉,不到50万人的西安,职业特务竟达四五千人,来自十多个特务部门,几乎平均每100个市民就有一个特务控制和监视。因此,抗战初期十分活跃的西安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就遭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禁止、阻挠或取缔。对于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主力军的青年学生,控制更严、监视更紧、防而又防,并诡称“要学生读十年书后再参加抗日,否则便是汉奸”。甚至其公安局侦缉队有人公然叫嚷“现在主要的是对付共产党,汉奸是其次的!”正如193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封公开信》中所揭露的:“青年学生在街上募捐,党部不准;青年学生演救亡戏剧,党部禁止;青年学生到乡下宣传,党部骂他们是“自由行动”;青年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党部不准他们开会;青年学生在街上讲演,党部派便衣队跟在他们后面;几十种救亡前进书籍杂志,党部下令禁止销售;若干存有救亡书籍的青年学生,党部查出加以逮捕。”信中提出的六项建议,要求国民党立即扩大救亡运动,把对共产党监视和控制的“心思和注意力”转移到去对付民族敌人,被国民党以所谓“汉奸挑拨”为借口拒绝,仍继续解散革命团体,逮捕爱国青年、查封进步书店、封闭进步书刊等镇压行为。1938年2月23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口“未经合法登记”,一次就下令解散西青救、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分队、西北作家抗敌协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十几个抗日救亡社团被迫停止活动。西青救当即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立场:(一)西青救向来主张青运统一,需要统一,集中、公开、合法,可由省党部统一领导;(二)明令解散的办法不能达此目的,而西青救为20万青年代表,以民主产生,会员遍及西北各省,在法理人情上均不能解散;(三)未登记的可以继续登记,请予以批准。这些要求虽没有达到,但西青救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继续工作,不断争取合法地位和公开工作。6月,西安国民党当局逮捕民先队西北总队长,并勒令《救亡》杂志停刊。许多很有群众基础,工作开展得好的民众团体被解散或被勒令停止活动。7月,国民党逮捕了西青救驻西安的负责人何志诚,民先队的李连璧、于光远等五人,时称“西安五青年”。党立即领导了“营救五青年运动”,连续组织几次游行示威,又发动各界人士开展签名运动进行抗议;同时,组织各学校、各团体轮流去监狱慰问,大学生在监门前抗议示威。9月,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五青年。
因蚁社等青年抗日团体组织、教育群众积极抗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敌视。1938年8月20日,国民党汉口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蚁社三个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的抗日青年团体。以此为肇端,各地国民党地方政府打击群众抗日运动和解散进步团体的事件便一桩接一桩地出现。当时《新华日报》曾为此事专门发表评论:“当武汉危急的时候,而最有工作历史、最有群众基础的三个团体却遭受了解散。这不但违背了全国人民一致动员保卫武汉的呼声,而且也违背了政府坚守武汉的国策。”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写诗向“蚂蚁”致敬:《送贺若——蚂蚁社最后离开汉口的一只蚂蚁》蚂蚁,蚂蚁!我知道你:
你会造房,你会造城池,
你会运输,你会筑堤,
你会联合起来,打倒公敌。
保卫大武汉,你也出过力,
大家走了,你也预备西移。
我是多么高兴啊,见着最后一只蚂蚁,
让我向你行一个最敬礼。在国统区的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上存在国民党限制和破坏青年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1937年10月,安徽芜湖的国民党党部指示流氓匪徒破坏学校的抗日活动,把两个学校的校长诬为“汉奸”,拖到街上游街示众。1938年5月,湖北省教育厅以“行动越轨”的罪名把全省乡村巡回宣传队的50多个青年加以驱逐。5月,蒋介石命令所有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及各军事学校之主管长官,彻底查明所属人员学生之党派关系,凡系其他党派分子,应即负责检举,并停止其职务与学籍。7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指令:宣传共产主义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加取缔。9月1日,全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汉集会,抗议国民政府施行报刊检查。3日,生活、中华、商务等20家出版社和书店联名要求撤销对图书杂志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