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延安建设成了政治清明廉洁、人民自由平等的革命圣地,让全国爱国青年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各地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如潮水般大批涌入延安,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他们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甚至开赴抗日前线,在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有大量的爱国青年涌入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当年作家何其芳对延安的描绘。大量的爱国青年之所以不畏艰难险阻来到延安,正是因为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是能够实现抗日救国理想的地方。在当时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报效祖国,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而中国共产党却坚决抗日、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也在这里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是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画家看过书后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1938年至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1938年至1942年到达延安的达5万人,整个延安时期到达延安的进步青年达25万之多。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在这些爱国青年中,从地域上,有的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有的来自沦陷区,还有一部分南洋和欧美国家的爱国华侨;从民族上,主要是汉族,还有回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从职业上,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社会贤达、海外人员,甚至有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在这些人群中,人数最多的是青年知识分子,有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电影明星、新闻记者、律师、科学家、医生、教员等,他们中许多人在来延安前就已经是名人、名家了。如“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黄华、姚依林、蒋南翔等,文艺界的周扬、高士其、柳青、萧军、欧阳山、吴伯箫、艾青、何其芳、萧三、贺敬之、冼星海、陈荒煤、吴雪、马可、秦兆阳、郭小川、李季、杨朔、沙汀、周立波、赵树理、刘白羽、柯仲平、艾思奇、范文澜等等。其中包括一批青年女战士、女学生和女文化工作者,如丁玲、陈学昭等。
当时来延安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即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和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一段时间,通往延安的道路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但是到了1938年秋天,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到了困难,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或是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
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引导疏通,积极组织知识分子前往延安。而且各学校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做了系统报道。随即,他们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读者来信,询问抗大及陕北公学的招生情况。《抗战》马上刊登相关内容,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邹韬奋还专门撰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毕业后介绍到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一系统报道对引导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奔赴延安发挥了极大作用。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而且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一点限制。当时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他们来后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队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队则在甘肃庆阳建校,一些学生还被安排到旬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专门设立了交际处。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到了以后,先由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登记造册,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青年都是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再分配工作。
要进入陕甘宁边区,西安是必经的门户,所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承担了桥梁和堡垒的作用。在西安这座古城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操着各地乡音准备去延安的青年。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两万人,这里成为众多爱国青年参加革命的起点。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于国共合作形势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办事处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负责人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的接待室里接待青年学生。1938年4月,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都派人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中共中央还批准办事处成立“招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学习和工作。很多青年到西安后,食宿、路费都成了问题,办事处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扩充了招待所,以解决这些人的生活、住宿困难。而且还对没有路费的青年学生给予补助,女青年给予乘车的便利。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浑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满了黄土。到达目的地后,许多青年都十分动情:一过边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闻,用嘴亲吻,甚至躺在黄土地上高兴地打滚。就这样,大量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爱国青年从海外、沦陷区、国统区奔赴陕甘宁边区,他们多数人是拥有一定知识的文化人,对于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抗战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工作和学习的华侨就有600人左右。陕甘宁边区的各类中高等学校里,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学员,如抗大第五期共有学员13390人,这其中外来青年占了10403人,占了总数的78%,其中河北807人,河南683人,陕西632人,山西441人。正是这些外来知识分子的参与,社会教育事业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活跃在文化教育战线的各个角落,组建剧团,进行戏剧创作,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