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和各级青年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界青年投身抗日救国的行列,或参军参战,或募捐宣传,或慰劳支前,或参加青年抗日组织,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实践和熔炉里,青年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一、各界青年积极参军参战,投身抗日救国的第一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和各级青年组织的号召下,全国各界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贡献力量。事变的第三天即7月9日,西北青年救国会立即向全国青年号召:(一)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全国青年大联合。(二)放弃党派成见,放弃互相攻击,全国各地的青年组织互相合作,产生全国及各地统一的青年组织。(三)在民主原则下意见取决大多数,领导机关由大多数人的选举产生。(四)由各处青年互相推选代表,召开全国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五)争取青年生活上、经济上、政治上的一切改善。7月15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表了致全国青年的通电和给全体青救会员的紧急动员通告,号召全国青年实现救国大联合,一致抗战到底,走上华北前线,保卫国土。同时还提出,立即形成全国青年救国大联合;各地青年动员起来,组织战地服务团、抗战后援会、战地看护队等,援助前线抗日将士;扩大抗战的宣传运动;在“全体青年武装起来”的口号下,组织学生的军事训练,动员千百万青年到抗日部队中去;组织青年缉私队、监察队,协助政府坚决打击日寇、间谍、特务机关和汉奸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7月底,在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发动游击战争,保卫华北”的口号,动员北平、天津、保定的大中学生和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华北抗日游击战争。青年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的主要来源。在八路军内,90%以上是青年,在新四军里,绝大多指挥员都是23岁以下的青年,连级以下的干部中有三分之一是青年,班排级干部中青年占二分之一以上,他们在战斗中起了先锋作用。1938年朱德总司令曾说,“只要当地有抗日武装,青年就在里面起了极大的作用”,“越是战斗激烈的地方,青年越是热烈”。
在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爆发前后就有3万工农青年走上抗日前线。在陕甘宁边区,各级青救会轰轰烈烈开展了以少先队为中心的参战、训练、检阅、整顿和国防体育活动,两年之中,就有两万多人奔赴前线参战,50%以上的青年参加了青年自卫军和少年先锋队。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各地还有组织地建立了一些不脱产的或半脱产的青年武装,如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青年队、青年游击小组等等,根据地青年踊跃参加这些武装组织,对扩大主力部队、协助主力部队作战、支援前线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华北和山东,抗战爆发后,北平爱国青年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8日下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就派出代表,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青年学生们组织了募捐团、慰劳团、看护队、宣传团和战地服务团。先后发起募捐1万条麻袋和为二十九军官兵捐献1万件背心运动。民先队组织的义勇队,还参加了实际战斗。在南苑战斗中,以平津等地大中学生组成的军事训练团,英勇抵抗了日寇数次进攻,歼灭了大量日军。战斗结束时,军训团仅存学生700余人,1000多学生光荣牺牲。在卢沟桥保卫战中,许多青年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帮助部队运送物资,构筑工事。学生们除了到前线开展战地服务外,还在北平城内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抵制对日妥协的活动。学生运用所学的战场救护知识,救护伤病员,女同学为伤病员洗衣服。天津青年抗日组织“海风社”发出抗战宣言,号召大家奋起抗日。南开大学学生会也致电宋哲元,赞扬二十九军英勇抗战。平津失陷后,一批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捡起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丢下的枪支,同没有撤退的国民党爱国士兵、青年工人、郊区农民共同成立了“平西游击队”。由于这支队伍穿学生装的很多,群众称他们为“学生军”。在党的北方局和北平市委支持下,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扩大到2000多人。1937年11月被党改编为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第五支队,开辟了强大的平西根据地,经常活跃在香山、万寿山、门头沟一带,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使得日寇后来不敢在西郊清华大学驻兵。游击队还在各村镇宣传抗日,组织救国会,武装群众,不断壮大队伍。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黄敬同志,带领一批学生来到晋东北和冀中,参加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7年底,日寇攻陷山东济南,一些平津南下的青年学生又与济南学生和当地农民群众一起,在徂徕山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从三杆破枪和几十个人一直发展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旅,后来和八路军的东进部队会合,建立了鲁西抗日根据地。同期,还有其他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党和青年抗日组织的领导下,或者独立成立抗日游击队,或者与一二九师、一二0师以及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部队会合,坚持武装抗日,为华北抗日武装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当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寇的疯狂“扫荡”时,为配合部队作战,保卫敌后根据地,边区青救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支地方青年武装,叫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青抗先在八年抗战中,创造了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地道战等战术,消灭大量敌人。
在民族矛盾和蒋介石排挤下,阎锡山决定“联共抗日”,同意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组织牺盟会并亲自担任会长。1936年9月18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成立。1936年10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工作后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增派了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唐方雷、刘亚雄、谷景生等十几位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党员骨干和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协助工作。牺盟会从总部到各级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除了在国民师范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还成立了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取得了光荣的业绩。1937年9月25日至27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牺盟会代表大会。参加人数300余人,农民占25%,小学教员占20%,学生占20%,工人占15%,商人占10%,军官占5%,其他占5%。1940年初,牺盟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决死队也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式归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
牺盟会的成就主要有:(一)招收1000多名进步青年担任村镇协助员,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励了全省农村青年的抗日热情。仅3个月的时间,牺盟会的会员就发展到了60万。(二)开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事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机构,共训练了20000多名知识青年。“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培训的进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山西各级党组织、新军各部队和各县民主政权的骨干。”(三)建立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牺盟会提出“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号召全体会员要参加决死队、自卫队、游击队,与敌作战。1937年8月,教导团改编为青年抗敌决死队到前线去参加作战,这是党通过牺盟会直接领导与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到1938年上半年,决死队就发展成为4个纵队了。1938年6月2日朱德多次到沁县西林村对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游击干部训练队讲话。(四)积极动员群众、督促政府抗战。“卢沟桥事变”后,牺盟会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通过牺盟会机关刊物《牺牲救国》和太原市委员会办的《大众园地》刊物向各阶层人民加紧宣传,动员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要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迅速通电国民党政府中央,要求速调海陆空军北上抗日,援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作战,并派出代表和各军界洽谈援助二十九军的具体办法;立即组织了大批宣传队、话剧团下乡宣传,并发动了一个“一百万人一大枚”每人一枚铜板的捐款签名运动;号召并征调了5万名少年先锋队员到太原受训。9月,牺盟会又向山西当局提出了抗战紧急动员意见书,呼吁:严惩阻碍动员抗日的官吏;撤换动员抗日不力的官吏,代之以革命青年分子;减员减薪裁汰繁冗机关立即实行;坚决执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严惩抗战失败之军官;军队政治化等,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
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各界青年用各种方式支持前线抗日。爱国学生建起了红十字会医院、救护所抢救伤员。不少学校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还开展救护、宣传、募捐、慰劳等活动。童子军杨惠敏身携国旗,冒着危险,冲破日军封锁线,把旗帜交给困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战士,鼓舞士气。上海沦陷后,中共地下组织专门成立了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在各大中学校建立了支部,领导青年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进行坚决斗争。
1938年7月,上海日伪政府要求租界内的学校一律向其申请登记,激起教育界和社会的强烈不满,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做出决议,在各学校开展护校运动,拒绝奴化教育。8月26日,租界内87所中等学校联合登记,拒绝向日伪政府登记,护校运动取得胜利。
为支援抗战,学生们多次进行义卖、义演、募捐等活动,其中在1938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九一八”纪念日和1939年新年4次募捐4万余元,征募寒衣款2.5万元,许多进步青年奔向抗日根据地,有的到了延安,有的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939年青年学生参加了“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两次去安徽慰问新四军。
二、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及其活动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大本营,这里有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又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史,群众基础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就有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抗战爆发后,一些组织经过改组,成为便于推行统一战线政策,适应战时斗争任务的群众团体,如青救会、妇女联合会等,为了便于抗战动员,迫切需要把这些组织纳入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之下。而且,当时全国各地已相继成立了抗敌后援会,陕甘宁边区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组织机构,与各地抗敌后援会取得联系,互相支持与帮助,以扩大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行全面抗战,争取抗战胜利。
为此,1938年1月11日,由边区总工会等团体发起成立了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半个月的筹备,1月29日,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毛齐华、高朗山、高敏珍等3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推举毛齐华、马豫章、任耀国、成仿吾、高朗山、史秀芸、艾思奇、沙可夫、谭政等21人为执委,吕骥、朱光2人为候补执委,一致通过并公布后援会章程及宣言,宣告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不久,抗敌后援会召集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推举艾思奇、毛齐华、史秀芸、崔田夫、马豫章、谭希林、周子和、沙可夫、高朗山、管瑞才、周兴等11人为常务委员,李凡夫、张光远为候补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推选毛齐华为主任,马豫章为副主任,沙可夫为秘书长,艾思奇为宣传部长,崔田夫为组织部长兼农民部长,李凡夫为组织部副部长,管瑞才为职工部长,高朗山为青年部长,史秀芸为妇女部长,谭希林为武装动员部长,周兴为锄奸部长,周子和为商民部长。先后加入抗敌后援会的有边区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农民会、延安市商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民众抗敌互救会等25个群众团体,会众80多万人,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边区抗敌后援会成立后,在抗战动员方面,代表各群众团体出面进行统一的组织领导,开展活动。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抗战动员工作。1.动员群众参加自卫军与少年先锋队;2.帮助组织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宣传队、通信队、侦察队、破坏队、防空队、代耕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劳动互助社、战地服务团等战时组织;3.缴纳救国公粮;4.募捐慰劳前方将士;5.组织拥军及优待抗属。(二)宣传教育工作。抗敌后援会一成立,宣传部就连续向各级后援会发出指示,要求普遍组织宣传队,奔赴各村镇深入宣传,指出宣传工作的中心是提高群众对抗敌的认识,积极参加各种动员工作,并指出每次宣传应与当前中心工作结合,还要注意发挥不同群众组织的特点,向不同对象做具体宣传。(三)推动战时经济建设,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政府关于战时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号召。(四)改善人民生活,保护群众利益。
边区抗敌后援会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其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抗战初期非常活跃,但进入相持阶段后曾一度仅保存其名义。1943年后,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作为工、青、妇三个群众团体的联合办事机构。
三、青年救国会的成立及主要工作与成就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组织。西青救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内建立了边区青救会。逐步地完善了从边区到分区、县、区、乡、村的各级青救会组织。它的一切工作都深入到广大农村,吸引青年工农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青救会组织,也欢迎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子女加入这个组织。西青救代表大会的前后,除西青救和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外,在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相继成立了青救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晋东南抗日青年救国总会、冀南青年救国总会和山东青年救国总会。
同时,这些青救会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青年参军参战、拥军优抗、支援前线、发展生产,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生力军作用,使广大青少年成为完成抗日战争各项任务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青救会的主要工作与成就:(一)向青年进行抗战的宣传与教育。成立青年俱乐部(或民革室、救亡室),向各界青年讲授作战常识,进行军事训练;组织读报,学习时事,分析抗战形势;配合党的任务,编演各种文艺节目等。由于这种组织形式适合青年的特点,因而能迅速发展,成为党宣传抗日、进行教育与动员的阵地。(二)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组织青年参加各项支前活动。这是青救会的中心工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差不多每年春节前后都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各地青年开展参军竞赛,青救会员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军。1938年到1939年,晋察冀青救会就动员了1500多人参军。从1937年11月起,陕甘宁边区青救会持续开展整理少先队、健全少先队、创建模范少先队的活动,经常组织队员学习防空、防毒、步法、刺杀、劈刀、射击、野外演习等军事知识与技术,并不断将大批优秀少先队员输送给边区自卫军及其他部队。1938年2月底,日寇占领黄河天险军渡,炮轰河西吴堡县宋家川,陕甘宁边区处于严重威胁之下,边区青救会立即把战争动员确定为边区青年运动最基本的紧急任务,提出“不让敌人夺走黄河上一个渡口和船只”的口号,要求沿河一带青年积极配合部队严守河防与牵制敌人,组织各种破坏队、担架队、侦察队、战时服务队、交通运输队等服务于战争,武装保卫边区。(三)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国民教育和群众文化活动。青救会通过开办识字班、冬学和培训班等,加强青年文化教育。仅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在抗战开始后的最初三年里,就发动6万名青年参加了文化教育的突击运动,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的发展。青救会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要“推动政府当局举办义务教育,修改学制”。抗日根据地要“普遍设立义务小学”,并且把小学校当作了主要的工作支点之一,加强了在小学教师中的工作。除努力把全体青年小学教师吸收进青救会组织外,还选举进步的青年小学教师担任区村青救会的领导工作。与此同时,青救会和小学教师的组织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青救会的成员,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在冬学、民校、识字班中和小学里都起着骨干带头的作用。青救会开办的安吴青训班、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则成为培养青年干部的熔炉。同时组织秧歌队、剧团、高跷队,并开展一些军事体育活动,如爬山、越野跑、野营等,并积极破除封建陋习和迷信,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四)发动青年参加生产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许多青救会员带动青年和家庭,成立变工队、互助组和开荒队,开荒种地,植树造林,饲养牲畜,发展家庭手工业,积极钻研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不少青年被评选为劳动模范。在政权建设上,青救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