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国统区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人立即向劳动大众发出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多次发出通知、宣言,要求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对北平市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1月,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即党组),彭涛为书记。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会议,决定联络北平各个大中学校,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一个大规模的请愿,与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12月7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8日,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由黄敬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姚依林、郭明秋进行队外指挥。12月9日凌晨,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请愿学生推选董毓华、宋黎和于刚等12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随行采访。队伍扩大到四五千人,在王府井大街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数十人被捕。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学联及时总结,对下一步行动进行部署。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起来罢课。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五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决定在12月16日国民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
“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或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西北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这一运动很快超出了学生的范围,扩大成了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12月18日全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扩大抗日救国运动。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奋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二、宣传团、民先队的成立及其发展
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国民党政府为了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进行迫害,学生的抗日运动面临着一个如何深入发展的问题。中共中央及时指出:爱国的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的武装抗日斗争相结合,这样才能持久与达成最后的目的。北平地下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学生运动怎么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黄敬、姚依林、黄华、郭明秋和宋黎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罢课和寒假这个空隙到农村去,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引导学生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成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接着,北京学联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了各校的代表会,通过了“南下宣传”的决议。
1935年1月3日,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响应党“到工农兵中去”的号召,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走向农村,深入工厂,进行抗日宣传,帮助成立各抗日救国组织,发动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宣传团的总指挥有董毓华(中国大学学生)、江明(北平师大学生)和宋黎(东北大学学生)。宣传团成立了党团(即党组),书记是彭涛,其他领导成员是三个总指挥和黄敬。宣传团约有500多人,分为四个团:第一、二团基本是北平城里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如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第一团团长是韩天石,第二团团长是江明;第三团主要是城外的清华、燕京、辅仁等校学生,负责人是黄华和蒋南翔;第四团是天津学生组织的。
在南下途中,宣传团每到一个地方,就深入农民群众中演出文艺节目、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始农民们对他们的讲演、唱歌和口号听不懂,还以为是“吃教的下乡来宣传,嘴里还唱着赞美诗哩”,有的见到他们,甚至把大门都关了。党组织看到学生虽有抗日热情,但不了解农民及其所受的封建剥削,于是组织他们深入到贫苦群众中去调查访问,并在宣传团组织讨论。学生懂得农民疾苦后,宣传就变得有血有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农民逐渐把学生看成了自己人,热情嘘寒问暖,烧水送茶,并向他们倾诉对地主豪绅和帝国主义的愤恨,使学生们深受感动和教育。宣传团除了宣传外,还帮助农民组织各种抗日救国的组织。
与此同时,上海大中学生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沿京沪线到农村抗日救国宣传,也帮助农民组织抗日救国会。此外,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组织学生下乡,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为了阻止学生的爱国宣传,国民党派遣了大批军警和特务,沿途阻止学生南下。1936年1月13日,第三团在高碑店和军警发生了激烈的搏斗后,被押回北平。第一团和第二团经过艰苦斗争,于1月21日到达保定,经过讨论,认识到要继续斗争下去,必须组织起来,于是提出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团回到北平后,也成立了中国青年救国先锋团。考虑到原来的学生组织圈子太狭小,已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在一、二、三团全部回到北平后,中共北平市委经过研究,决定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
1936年2月,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团员代表大会,决定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青年救国先锋团合并,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大会通过了民先队的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宣布了民先队的正式成立,当时队员有300人左右。这是党领导成立的先进青年组织,也是在共青团改造过程中,在国统区成立的一个重要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它的诞生和发展,大大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
民先队成立后,迅速发展到全国。到1936年夏天,不仅国内,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普遍建立了民先队,甚至国外,如南洋、巴黎、里昂、东京等地也有民先队的活动。队员不仅有学生,而且有工人、农民、士兵、国民党下级军官和教师。1937年2月4日至9日,民先队在北平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4人,代表18个地方的6000多名队员。大会通过了《政治纲领草案》、《组织法》、《政治及工作决议案》以及《告全体队员同志书》。
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民先队总部,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为全国总部负责人。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时,队员已经发展到了2万人。1938年4月,民先队总部在西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民先队的章程。以后,民先队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38年6月,民先队员发展到5万多人,成为全民抗战中的一支积极力量。
三、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及全国学联成立
1936年5月29日,在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来自广州等21地的学联代表28人在上海集会,上海各界救亡团体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被列为中华全国学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决定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改名为中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并讨论通过了联合会的《纲领》、《宣言》、《简章》及“加入世界学联”等项提案。大会选举了北平等11个地区的代表为本届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刘江陵为学联主席,董毓华为组织部部长、唐守愚负责全国学联党组工作。这次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937年2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北平学联发起组织了华北学生献旗团,到南京敦请蒋介石抗日,并扩大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献旗团到南京后,遭到了软禁。
四、青年援绥抗战
绥远位于中国北部,是日本扩张侵略,征服中国乃至称霸世界努力争取的战略要地之一。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六县,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8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李守信部约两万人进犯绥东陶林,遭到驻守绥远省的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给了坚持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与此同时,中共放弃反蒋的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于是,一个广泛的援绥抗战运动迅速在青年学生中兴起。
北平、上海、天津、石家庄、保定、济南、太原、西安、河南、成都、重庆、南京等地学生掀起了援绥抗日募捐运动,全国先后有13个学生慰问团到了绥东抗日前线。上海学生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的宣传队,陆续走上街头,一边宣传绥远抗战的意义,一边向市民募捐。北平学生开展了扩大募捐周,成立了北平学生慰劳绥远将士募捐委员会,发起了“万件寒衣运动”,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缝制寒衣。除统一组织赴绥远的慰问团外,清华、燕京大学代表团在文学院长梅令贻、著名教授朱自清的率领下,单独组织慰问团、服务团前往绥远慰问并明确表示,以前为内战牺牲之士兵亦不在少数,然后方民众从未慰问过,因为那是无价值的内战;这次则是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民族争人格而战,所以我们前来慰问。北平的学生们致电国民党政府,为傅作义将军请求嘉奖。天津学生成立了许多募捐小组,深入大街小巷,发动捐献。还组织了募捐文艺义演和各种座谈会,动员各界人士认购。广西学生发表援绥宣言,举行集会,声援绥远抗战,推选代表参加广西当局的援绥慰劳团,奔赴绥远前线。在山东,孔子的后代、年仅10岁的女孩孔德恭在捐款附言中写道:“吾兄德成已节用捐款,我亦中国一分子也,杀贼无力,保国有心,附国币伍元。”到12月底,各地汇至绥远的捐款300万元以上,相当于绥远平时一年的军费。处于抗战前线的绥远青年,除了踊跃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了援军、医院护理工作和募捐活动。
五、西安青年“逼蒋抗日”
由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首先在陕西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好局面。蒋介石对张、杨极不放心,12月4日,再次飞往西安,督促张、杨剿共。蒋介石到西安飞机场时,东北军的青年军官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生气,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这些军官。时值“一二·九”周年纪念之际,为了深入发动民众逼蒋抗日,巩固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中共组织决定发动西安学生举行请愿斗争和游行示威。12月9日,西安学生和民先队在东北民众救亡总会和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配合下,动员西安大中小学万余名学生举行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和要求。游行学生自西安步行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行至十里铺,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命令张、杨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张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潼请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痛切陈词,要求蒋介石采纳。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还强令屠杀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深感绝望。在这种情况下,12月12日,张、杨冒着生命危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实行“兵谏”。
“西安事变”的发生,极大鼓舞了西安青年的抗日热情,全国学联、共青团中央、民先总队部也相继派人来西安指导青年运动。西安青年学生组织了大批宣传队,向各界宣传事变的真相和张、杨的主张,组织各界民众参加抗日团体和活动。
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调解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于12月25日和平解决。西安学生原来绝大多数主张杀蒋,经周恩来、博古等人的耐心说服和解释,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很快接受了中共的正确主张,把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的新口号作为主要任务,纷纷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派出代表到太原、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等地与各地学生救亡团体联系,介绍“西安事变”和陕西青年运动,宣传中共关于国共合作、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西安学联和陕西学联派去代表团,经宋庆龄、何香凝介绍,与国民党的100余名中央委员进行了接触,向大会递交了请愿提案,再次声明拥护合作统一和坚决抗日的主张,并积极参加了代表秦、晋、冀、鲁、察、绥等六省和北平、天津、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张家口等七市的华北学生请愿团,将绣着“一致对外”的锦旗献给了三中全会,促进国民党由内战、独裁、不抵抗向和平、民主、抗日的方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