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陕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向革命力量开始了疯狂的进攻。他们派出大批特务,侦察中共党、团组织机关住址,许多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干部被逮捕。陕西及陕北地区的党、团组织再次遭到了严重破坏,青年运动受到了重大损失。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陕西党、团省委在艰难中领导各级党、团组织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派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焦维炽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其他进步青年到军队和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和武装暴动。青年运动紧紧围绕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发动兵变,以及组织以学生青年为主体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工作。
一、组织发动兵爆,创建革命武装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陕西省委的派遣回到陕北,组织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1929年初,陕北特委做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之后不久,谢子长即前往宜川县凤凰山做改造地方武装梁占魁部队的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到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霖部,成功组建了一个团,在陕甘宁边界地区活动。1930年秋,谢子长、刘志丹率部在吴起、庆阳交界地区的三道川驻防,因在准备起义时遭到地方军阀张廷芝部袭击而失败。同年10月,刘志丹又重新组建了队伍,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此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起义屡遭失败,刘志丹也几次遇险。
兵运工作屡次受挫后,刘志丹、谢子长认识到,单靠旧军队的合法性招兵买马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1931年9月,刘志丹等来到甘肃南梁地区,将分散在这个地区的三支武装集合起来进行改编,建立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刘志丹任总指挥。游击队在甘肃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队伍逐步发展壮大。
刘志丹等人在南梁创建革命武装的同时,山西特委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遭到了山西地方实力派的“围剿”,情况危急。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在拓克宽、阎红彦率领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同中共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中共陕北特委和安定特委派出10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壮大了革命力量。之后,在定边、保安、靖边、安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收编了两支以师储杰、杨琪为首的陕北地方“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
10月下旬,陕北游击支队在阎红彦的率领下来到南梁,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300余人。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领导,陕西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同盟军加强政治、军事和技术上的各种训练,向渭北一带游击,同农民运动结合;同时要求对部队进行整训,并派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到反帝同盟军中主持改编工作。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屡次受挫,四易总指挥,部队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建立正式红军。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8月下旬,陕西省委决定组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之后,陕甘游击队的力量在不断发展,并在耀县照金附近的几个村子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群众斗争在迅速发展。
1932年12月,杜衡受陕西省委的派遣来到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随后召开的党员大会上,杜衡宣布了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决定。谢子长、刘志丹等受到杜衡的错误指责,谢子长、阎红彦等奉命到上海中央“受训”,刘志丹、杨重远在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留部队工作。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军政治委员杜衡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为了有效开展部队中的青年工作,在部队中建立了红二十六军青年团的组织机构,史克寿任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书记。还在部队中专门组建了由青少年组成的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指导员魏武),成为部队的一支重要力量。红二十六军中青年工作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青年战士的革命热情,充分发挥了广大青年战士在创建苏区中的重要作用。
二、陕甘边苏区的创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二十六军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秋,基本上形成了以耀县西部的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界的根据地。根据地北连桥山中段子午岭,南接渭北平原,南北80余里,东西50余里,沟壑纵横,地处崇山峻岭之中,人口只有三四万(包括灾民)。在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青年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也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陕甘边苏区的青年运动也在艰苦的环境里艰难前行。
1933年1月,金理科、习仲勋等受陕西省委派遣到达照金苏区,筹建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同年10月,由于杜衡迫使红二团远离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照金苏区兵力空虚,在强敌进攻下,陕甘边特委驻地照金失守,特委成员不能集中,特委职权难以发挥。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正式成立,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师党委书记杨森。四十二师成立后,师党委代行陕甘边特委职权。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会议,决定重建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等任委员。随后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了甘肃省庆阳县的南梁地区。它位于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与甘肃省的庆阳、合水和陕西省的富县、保安四县交界,山大沟深,林深树茂,交通闭塞,只有西向庆阳、东出葫芦河两条通道。其后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陕甘根据地以华池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党的组织也在不断壮大,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中共赤淳工委、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中共礼泉县委、中共赤川县委等县级党组织,同时,一些乡村的基层组织也建立起来,成为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
1935年,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陕西省甘泉县的西洛河川,此处东西宽约400里,南北长约600里,包括了近20个县的广大地区,并最终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实现了两块根据地的完全统一,西北根据地最终成为党中央长征的落脚点。
陕甘苏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离不开陕甘边区青年的英勇斗争。在红军和游击队里青年是骨干,无论根据地的中心在那里,广大青年始终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