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法宝

延安时期：是奠定红色卫生事业发展根基

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面临极大困难：一方面要面对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和医疗资源的极端匮乏；另一方面，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有100多万文盲，2000多个巫神，群众普遍存在迷信、愚昧、不讲卫生的习惯。如何才能有效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减少疫病的滋生和蔓延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能否做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成为决定卫生防疫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教育群众 成风化俗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把卫生防疫工作纳入政权建设的轨道，从组织建设、政策法规、制度完善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推动，重点是改变群众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边区一方面持之以恒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卫生运动，通过报纸、小册子、办展览会等多种方式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另一方面，卫生防疫主管部门经常组派大量专业人员深入基层，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面对面的卫生防疫宣传教育，以起到成风化俗的作用。
      医疗队员们走村串户，不仅积极救治病患，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既了解了造成疫病流行的各种原因，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们进行的宣传教育便具有了特殊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延安一年四季都有胃肠道传染病流行，人员死亡的事常常发生。经医疗队员们调查发现，发病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饮水不洁，水源周围多污秽不堪，且民众有直接饮用生水的习惯；二是厨房不卫生，存在距离厕所近、蚊蝇多、灶具不干净等问题，做饭时也有不良的卫生习惯。找到病源之后，防疫工作者制定了相应措施，帮助群众解决全市范围内的饮水、厨房卫生问题，要求饮用烧开之后的水，采取措施安排妇女将烧开的水送到田间地头供劳动者饮用，逐步养成喝开水的习惯。
       各地医疗队在帮助群众解决病痛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封建迷信给大家带来的巨大伤害。据《解放日报》记载，延安曾有巫神161人，每年每人跳神“看病”多达36次，且费用极高，请他们“看病”的百姓往往落个人财两空的结果。各地医疗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巫神坦白大会，揭露他们跳神过程中的骗人伎俩，更用科学的诊疗结果教育群众，从根本上破除群众的恐惧和疑惑。延安子长县一对母子患麻疹并发肺炎，孩子疹子发不出来，昏睡不醒，已经被请来的巫神宣布“不可救了”。医疗队派了两位医务人员登门救治，精心护理，终于使孩子脱离危险并在不久后痊愈。这样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极大地教育了群众，对于边区民众提升思想认知，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组织群众 分区防疫

 为推进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边区于1940年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负责延安境内的卫生防疫工作，还在各大机关单位、区乡各级根据需要成立分会，具体负责各单位、各区乡的卫生防疫工作。这样的组织体制，有效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在疫情暴发期间还能更好地组织群众，真正做到分区防疫，有效隔离。
      1942年3月，河曲、绥远、宁夏等地发生鼠疫，为避免疫情传入边区，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地址设在中央医院，直接领导延安40华里范围内的防疫工作。下设东、南、北、西北四个防疫区，涵盖了市内所有乡镇，各区设防疫分区委员会，分别由留守兵团卫生部、边区卫生处、八路军总卫生处和中央总卫生处负责，责任明确，各司其职，使防疫区域不留死角，防疫措施落到基层、落到实处。为加强防疫督导，由延安市公安局各分驻所和各乡政府担任检查、督促、纠察的任务，在防疫一线保证各项防疫举措得以执行。在疫情已经发生的区域，这样的组织机制反应迅速，可以第一时间派出救灾工作组，进行防治疫情的宣传、组织工作，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将病患和无病者分开。对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则暂时断绝其与其他村庄的往来，以达到防治疫情蔓延的效果。在延安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下，高效的组织体制，高度负责的医务人员，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组织发动基层群众，群防群治，共同构成了防治疫情滋生和蔓延的有效屏障，打赢了一场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极大地降低了边区人民疾病的发生与死亡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防疫经验。
       服务群众  救死扶伤
       在各种资源都极度匮乏的延安时期，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是最为短缺的“资源”之一，他们数量不多却是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主力军，在防治疫情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无疑是巨大的。1944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对当时的医务人员提出了明确要求：重视自己神圣岗位，加强自己为群众工作鞠躬尽瘁的精神，以求边区大量疾病死亡现象能够减轻和消灭。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用更为简洁的语言总结了对包括医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要求：他们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延安时期的医务工作者，遵循着这样的工作要求，服务群众，救死扶伤，成为走群众路线最为直接的实践者。
      延安时期医务人员治病救人的“病房”，常常是坐落在每一个发生疫情的乡村农舍。1942年，延安附近几个乡发生了急性传染病，许多村民上吐下泻，死亡率相当高。延安防疫委员会派出几个防疫队，下乡执行调查、治疗和扑灭任务。曾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徐根竹率领两位队员于4月前往疫情严重的川口三乡，该乡死亡人数高达48人。此病来势凶猛，患者往往一到三天就死了。老乡们烧过香、找过巫神，结果还是无法挽救，都感到十分恐惧，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搬家迁往别处。徐根竹和他的医疗队在发病的乡村住了两个多星期，经过耐心缜密的调查、走访和医疗救护，救活了15位严重病患中的11人，找到了疾病流行的源头——两条受污染的河流。防疫队帮助百姓制定了消灭病源的办法，监督百姓遵照实行，直到疫情扑灭才回到医院。返回的当天晚上，徐根竹向卫生部作了汇报，还画了一张很详细的疾病分布图，从饮食关系上对疫情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的总结对之后扑灭其他几个地方的疫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同年8月，延安开展群众卫生工作模范人物选举和表彰活动时，会场突然来了川口三乡的十几位老乡，提着鸡蛋等各种礼物要求选举一位姓徐的医生当模范，在主席台上讲述徐医生为大家看病的种种经过。在会场的徐根竹医生局促之中说了一句：“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这样的医生，这样的群众，这样的医患关系，是艰苦岁月里能够在一次次疫情中“少死很多人”最为重要的原因。
      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延安奠基。在这里，红色卫生事业从弱小到强大、从分散到系统，得到跨越式发展。如今，秉承着老区精神，延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率先在陕西实现新农合制度全覆盖，并为医疗改革探索出一些宝贵经验。

奠定红色卫生事业发展根基

陕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全国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1935年2月，西北军事委员会军医科成立。同年8月军医科改名为永坪红军医院。1935年底，鉴于陕北缺医少药且长征红军伤病员较多的情况，红军总医院和红军卫生学校组建成立，同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医药卫生统归军委卫生部管辖。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医药卫生工作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中共中央系统由中央卫生处领导，设有延安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学生疗养院等；二是中央军委系统归军委总卫生部领导，设有第二兵站医院，第三、四后方医院，八路军军医院（1939年12月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门诊部，八路军制药厂，抗大卫生处及一、二两院，中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延安药科学校，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处及野战医院等。三是边区系统属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领导，设有边区医院、边区门诊部、结核病疗养院、边区医专、干部休养所、卫生材料厂、荣军疗养院、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的大部分医务技术干部随军开赴全国各地解放区。延安时期在医药卫生战线奋斗过的工作者，建国后大都成为中央、省（区）地市、县卫生部门的领导和各大医院的组织者和业务骨干。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延安市卫生局介绍，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于2006年率先在陕西全省实现新农合制度全覆盖。2010年，全市新农合筹资标准由人均120元提高到150元，参合率创历史新高。同年共为33326名15岁以下儿童实施乙肝疫苗补种，为21227名农村产妇补助住院分娩费用1535.85万元。开展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1082名，对119385名65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子长县的公立医院和卫生管理县镇一体化改革试点受到卫生部和陕西省的肯定。按照“政府补助，医院让利，患者受益”的原则，子长县通过药品县级统一采购、改变公立医院拨款方式、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等措施，使住院病人平均费用下降30％左右，门诊平均费用下降35％左右。延安市委、市政府，省政府和卫生部先后在子长县召开医改现场会，总结推广子长改革经验，延安市医改工作走在了前列，被省政府授予“2010年度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先进市”荣誉称号。                                                                                                                                        （资料来自网络媒体）

     1939年，毛泽东与延安医务工作者在杨家岭的合影。右起：毛泽东、侯建存、傅连璋、毕道文、金茂岳、邵达、刘允中、石昌杰、魏一斋

1939年，八路军军医院医务工作者合影

中央医院正门

毛泽东为延安保育院题词

中央医院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朱德邀请的来华印度医疗队。图为毛泽东与印度医疗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