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弥漫的漫长岁月，无论是去张学良西北剿总司令部的要害部门内，还是在汪精卫伪政权的心脏里，以及在上海军统机构的旋涡中，他都以无比赤诚的党性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不畏艰险，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利用复杂的环境，周旋于恶魔群丑之中，深入敌营十八年，出色的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成为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这位中共杰出的秘密工作者名叫李时雨。

李时雨

一、九一八事变后为救中国加入共产党

1908年，李时雨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屯,原名李亭芳,因少年时代看了《水浒传》后,对以“及时雨”宋江为首的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十分敬佩,故改名为“时雨”。1929年，李时雨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上大学期间的头两年他只是埋头读书，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学生南下示威，请示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李时雨担任北大法学院学生示威游行总指挥。但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对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的强烈要求无动于衷。李时雨等一批爱国热血青年在报国有志，请缨无路。最后他在国破家亡的现实中，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于是，经夏尚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二轻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介绍，李时雨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地下工作

（一）潜入东北军西安“剿总”。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党组织决定派他打入东北军。1935年秋，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进入陕北“围剿”长征胜利到达那里的红军。这样，李时雨随军来到古城西安。后经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当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举荐李时雨到“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由此开始了危险的潜伏生涯，一直官至国民党少将。

当时，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宇新找李时雨接上关系，他说李时雨的党组织关系已由北平转到西安，刘宇新给李时雨交待了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二是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官兵打回老家去。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并调东北军去苏北，随之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任绥靖公署主任。整编时，东北军总部大部分官员被裁减下来，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

李时雨：搜集汪伪第一手情报的“窃听器”

（二）当上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智救战友。1937 年 7 月 4 日，李时雨来到天津，向党组织汇报，请示下步工作。不料，第三天发生了芦沟桥事变，紧接着日寇占领了天津。李时雨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于毅夫安排他仍做情报工作，归属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领导，直接联系人是平津联络局何松亭，居住在英租界。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成立了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维持会,担任该会总务科长的吴光弼曾在西安“剿总”办公室金家巷10号资料室工作过,和李时雨是老相识。何松亭经请示党组织同意,指示李时雨托吴光弼找工作。经过吴光弼的推荐,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由此他利用职务的便利经常往返京津之间,负责传送我党的信件。

1939 年初，何松亭交给李时雨两项艰巨任务：一是由租界地往外运送电台机件和马达；二是营救冯骥出狱。电台机件和马达在三个木箱子里，都要送给河北地下党的一个转运站。这天李时雨向法院要台汽车，说是进租界地办事，先运出两个木箱子，顺利地通过了日军的检查口，安全地拉到了法院，放在他的办公室里。运第三箱时，没有要到汽车，就得用三轮车了。可是，过“法国桥”时，日军哨卡不让过三轮车。李时雨只得用肩膀扛着箱子走；过桥时，他一手拎着箱子，一手举着“派司”（通行证），通过了鬼门关。后来转运站来车，运给了八路军部队。营救冯骥时，比较困难。此案的审判长是庭长胡凤起，主审推事员是吴璇，陪审推事员是邓肇金、高乾一。检查官是郑煊，书记官姓康。胡庭长、吴推事与李时雨都是一般同事，有些私话不能说；邓肇金、高乾一是李时雨在法学院的同学，郑煊是李时雨的东北老乡，虽然可以说点私话，但也不能冒昧行事。经过反复考虑，李时雨想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此时，李时雨已升任书记官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官长，有权检查各书记官所管的案卷。他就利用这个职权，检查案卷时，在康书记官那里发现了冯骥的全部卷宗，便抽出来，装进了自己的皮包，并去监狱告之冯骥，叫他说是与人打架，被诬陷入狱，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后来经过疏通、送礼、请客，使此案不了了之，救出了冯骥。解放后，冯骥任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回顾那段有惊无险的经历，他说：“多亏李时雨营救，否则，我很难逃出敌人的魔窟。”

李时雨

（三）混进汪伪政权机关，妻子经受驻日军酷刑考验。1939 年 8 月，汪精卫投敌卖国，与日寇相勾结策划建立伪政权。他准备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派人到各地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李时雨在朱晶华的帮助下，冒充“汪代会”的代表参会。李时雨详细记录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为党中央提供了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内幕和伪“六大”若干决定等第一手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李时雨取得了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利用职务之便，搜集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同时密送国共两党的谍报机关。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其“亲信”李时雨则被委以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上任之初，陈公博让李时雨负责筹备成立保安司令部，李时雨趁机安排了几名中共地下党员。由于还保留有立法委员身份，李时雨可以自由来往于宁沪之间，收集敌伪情报也可以进入更广阔的领域。不过，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的情报活动，还是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一天深夜，孙静云在家中被捕。日本人企图通过孙静云搞清李时雨的身份，宪兵队向孙静云动用酷刑，灌凉水、跪砖头、用棍子打……孙静云强忍巨痛，始终未吐露一字真情。最后由陈公博亲自出面，发了火，日本宪兵队才放人。

李时雨和夫人

这期间，日伪开始对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除担任该委员会副委员长外，还任上海分会主任。分会下设四个处，具体负责组织“清乡”。李时雨任第四处处长，专司清乡人员的监管与督察。由于有李时雨的情报，凡遇日军和保安队的大规模行动，新四军提前就转移了；而敌小规模的骚扰，则因新四军预先设防，十有八九遭到惨败。于是，日本人就训斥保安司令陈公博无能，陈公博则骂参谋长和团长们是饭桶，他万没想到泄密的竟是自己的“亲信”李时雨。

（四）戴笠身边的“上校组长”。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蒋介石政府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戴笠率队乘虚而入，开始接收上海。一朝天子一朝臣。戴笠接管上海后，开始大规模“肃奸”(即逮捕惩治汪伪人员)。作为汪伪“红人”，李时雨此时面临选择：要么深度隐蔽，继续潜伏在上海，要么去解放区。在等待党组织指示期间，李时雨的旧日“好友”、大律师余祥琴由浙江回沪，来到他的家中。余祥琴说他此时是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他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跟他干。随即，李时雨便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军统。其实，戴笠对李时雨还是有所了解的。有一天，余祥琴约李时雨去见他的老师、青帮头目杜月笙。恰巧戴笠来了，余即向戴介绍李。戴笠头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能干，你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你在陈公博旁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在余祥琴推荐下，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二组是社会组，专搞上海社会动态，即每日发生的重大事情。李时雨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职权之便，既能经常同特务头目接触，又能直接看到军统总部对上海所属各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机密文件。同时，第二组的首要任务是“肃奸”，总部列出100多名汪伪政府高级官员名单，要李时雨提供详细地址。李时雨对名单上的汉奸早己恨入骨髓，工作自然格外卖力，在“肃奸”中立了大功，受到戴笠的褒奖。

三、敌营归来

（一）入狱两年。李时雨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接触到大量军事和政治的机密，其中有不少国民党国防部对军队调动的命令、蒋介石对某军事长官的指令、部队番号、兵员人数、指挥官姓名，以及军统特务在各大城市如何侦破我党地下机关，监视、追踪某进步人士等等。这些反映国民党军情、政令的机密，通过电波传到延安。使中共中央及时而又详实地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特工的动向。嗅觉灵敏的戴笠发现了李时雨的一些疑点，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因证据不足，戴笠没有把他逮捕。戴笠飞机失事后，李时雨因军统内部争权夺利而遭逮捕。李时雨大骂特务迫害党国特工人员。由于没有事实，军统不可能对李时雨定共谍罪，只有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反饥饿争民主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迫于财经困窘、囚粮不足，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1948 年宣布释放5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翌年 2 月又宣布释放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样，李时雨就被提前释放了。

（二）公开身份。李时雨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但他活动引起了军统头子毛森的注意，于是，党组织决定李时雨撤出上海。1949年4月，李时雨和孙静云取道香港，来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由此，这位在魔窟里战斗了15年的共产党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

（三）著书启迪后人。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曾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政务院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等部门任职；1982年离休前,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孙静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虽然已成为我党高级干部，但那无形战线上的刀光剑影，峥嵘岁月，无时不在他心头萦绕。李时雨为此笔耕不辍，撰写了《敌营十五年》、《烽火历程》等书，回顾历史，启迪后人。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91载传奇人生。

解放后任中国法学院副院长的李时雨

在中共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既有无数共产党人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也有无数共产党人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后者就是被人们称为铁心虎胆的红色情报战士。他们真实而又极富传奇的特工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最后让我们用李时雨自己提的诗句向这些英雄致敬，“敌营搏斗十八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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