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生产运动的缘起和指导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为坚持持久抗战，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开始倡导生产自救，从事种菜、养猪、烧炭等生产活动，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战士生活。在试办取得经验之后，中共中央就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一切部队、机关、学校。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工作部部长李富春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号召，发动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

1941年，由于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粮食、油盐、被服、药品、经费都很缺乏。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抗日斗争就无法坚持。国民党顽固派以为共产党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塌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克服困难，必须从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状况出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种生产运动是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是包括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的群众运动。

大生产运动的发起与边区群众负担过重也有关系。由于边区财源的紧张，使得边区政府不得不把税收和缴纳的救国公粮负担转移到了群众身上，甚至“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群众发牢骚不满肯定有原因，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做错了什么事，应该调查清楚。后来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在总结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先后作出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指示。毛泽东在领导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对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和总结。

为了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方针，毛泽东批评了当时存在的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批评片面强调财政工作，不注意发展经济，不注重开辟财源，单纯企图以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错误倾向。他指出，这是一种保守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不懂得财政与经济有着密切联系，不发展经济是不可能解决财政困难的。不去切切实实地发展经济而只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二是反对空叫发展，盲目地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不切实际的倾向。他提出，这是一种“左”倾冒险主义观点，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种观点完全不适合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即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如果按照这种错误主张行事，不但不能解决当时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而且会加深这种困难。因此，毛泽东主张从实际出发，发动和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边区经济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既反映了大生产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也保证了大生产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

“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是发展生产的基本原则。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政府、部队、学校的公营经济，有合作社经济，有广大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有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地主经济。当时，除对地主经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加以削弱、限制其发展外，其他各种经济都应兼顾，既要发展公营经济，又要发展民营经济。毛泽东指出，在财政工作中，要反对不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不顾抗日战争的需要，片面强调减轻人民负担的所谓施“仁政”观点；要向广大群众说明，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人民是应当负担的，使人民群众懂得这种负担的必要性。同时，又要反对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而不顾人民的困难，不管人民生活的“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只有先解决“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才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就可以在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的基础上，既满足政府和军队的物质需要，又减轻人民的负担，使民力得到休养。这样，才能有力地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发展生产，必须以农业为主。“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组织起来，实行集体互助，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组织起来，就是把一切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统统动员起来，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就是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成立合作社。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综合性合作社，运盐合作社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号召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必须于战争条件下自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分别不同情况，达到粮食和办公用费的自给、半自给和部分自给。实行军队、机关、学校自给，既可以克服困难，改善生活，使广大指战员、干部、教员身强力壮，提高战斗力和工作效率，又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以而进一步取得人民的拥护，以便支持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还决定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指示各地各级党组织，成立生产委员会，作为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机构。并要求把最积极、最有经验的干部，调到生产委员会中去工作，要求党的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生产委员会，担任主任或委员。同时，强调从实际出发领导大生产。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生产运动的李富春反复指出，生产工作一定要从盲目走上自觉，为了实现自觉生产，必须大力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哪些是自己这个地方可以干的，哪些是这里不可以干的，哪些是有效的生产，哪些是无效的生产。同时，中共中央还号召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认真学习经济工作。“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解决了发展生产和抗日战争的关系，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关系，农业和工业、商业的关系，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的关系，革命全局的利益与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积极因素，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

二、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

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纺织原料。许多部队和机关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边区部队在“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鼓舞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葫芦河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灌木丛生、野兽出没、人烟稀少、荆棘遍野的南泥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旅长到公勤人员，随军家属，全部投入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开垦了万顷良田，创造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动人景象，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的好江南”。1941年，全旅开荒1.12万亩，收细粮1200石，达到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78.5%。1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石，达到粮食自给3个月，经费自给达到92.2%。1943年就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达到了粮食全部自给，经费自给。到1944年，全旅不仅实现吃用全部自给，而且达到“耕一余一”，每年向人民政府交纳公粮1万石，三五九旅在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基础上，还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新建的纺织厂，不仅能织普通土布，而且能织格子布、花布。1942年，全旅已经做到每个战士每年供给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两双袜，两双单鞋，一双棉鞋。1943年，旅长王震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中共中央西北局赞扬第三五九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

陕甘宁边区的其他留守部队也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并取得可喜成绩。1943年，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不含三五九旅）开荒21.5万亩，收获细粮3万石；1942年，边区部队的生产自给率已达到82%。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也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劳动。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他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除直接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给部队勘察土地，规定任务，督促检查外，还亲自在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前开荒种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也制定了个人生产计划。

各级领导人以身作则的动人事迹，鼓舞了广大军民。边区的机关、工厂、学校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的情景是，日夜都有动人的景象，黎明时分，成群结队的人们，已荷锄扛镢上山了，登高一望，到处都是挥汗如雨的垦荒者。夜晚，一孔孔窑洞的灯火却亮了起来，万家灯火与点点繁星交相辉映。白天生产，晚上工作，几乎成了所有机关单位的常规；紧张、忙碌，是边区各部门的共同作风。辛勤的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所获得的收益，解决了他们所需经费的大部分。由于军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群众的公粮负担逐年减少。1941年边区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85%，1942年降为11.14%，1943年再降为10.16%。

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部署下，边区的群众大生产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当时边区的农民大部分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主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主要办法，就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

陕甘宁边区农民实行集体劳动互助的组织主要是变工队和扎工队。“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调剂劳动力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人工换人工；牛工换人工或人工换牛工；牛工换牛工；集体养牲口；生产技术上的换工。大家在生产技术上互助，取长补短。“扎工队”一般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除内部相互变工互助外，主要是组织起来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大生产运动以前，农民的生产互助合作社，一般还处于自发状态。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发展到有组织的自觉状态。1942年，延安为了完成8万亩的开荒任务，利用民间的互助形式，组织了487个扎工队，另外还吸收了4939个好劳动力，参加集体生产。这次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在20天中，开荒46442亩，完成开荒任务的58%，初次显示了互助合作、集体生产的优越性。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于是，在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根据地掀起了一个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大生产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组织在各种互助组中的劳动力，占全边区劳动力总数的24%，比过去增加了四五倍以至20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边区政府还发放贷款，提倡精耕细作，采取改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实行奖励政策等。特别是为了保证粮食和棉花产量不断增长，边区党和政府提倡扩大种植面积，实行奖励开荒的办法。除粮食外，政府还作出了一些规定，如种植棉花者3年不交公粮；试种者全免公粮，如有损失，政府负责赔偿一半；奖励优秀棉农等。同时，鼓励兴修水利，颁布了“由旱地变水地的增产部分3年免交公粮”等政策。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使边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陕甘宁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在1941年至1942年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的工业有了较大发展，边区所属各单位及民间个体先后建立了纺织、被服、制鞋、木工、造纸、榨油等工厂。1943年，陕甘宁边区工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化学工业方面，已有肥皂厂、陶瓷厂、石油厂、火柴厂、制药厂、皮革厂、被服厂等，并能炼铁、炼油，制造硝酸、盐酸、硫酸、玻璃、陶瓷等。

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利用战争的空隙从事生产劳动，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创造出发展生产的多种形式：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把军事行动与大生产的宣传结合起来，向敌人发动政治攻势，迫使日伪军不敢轻易出动破坏生产；部队化装成老百姓，公开抢种敌人碉堡周围的耕地；武装掩护民兵抢收敌人据点附近的庄稼；农忙时节，部队大力帮助农民抢收抢种等等。经过积极努力，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取得很大成绩。到1943年，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6个地区，共扩大耕地面积600万亩以上。太行区部队、机关的生产，能自给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其他地区一般也能自给全年的蔬菜和一个半月至2个月的粮食，达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要求。

三、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

陕甘宁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不畏艰险，艰苦拼搏，终于渡过了经济和生活上的难关，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促进了边区农业的发展，边区军民基本实现“丰衣足食”。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稂食产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521万亩；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田面积达4.1109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年为45.586万石，1943年达181.2215万石，1944年又增至200万担。边区粮食实现了自给自足并有结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除粮食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逐年增加。边区原来不种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增加，1941年3.9087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1942年140万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棉花足供边区军民穿衣之用，边区军民实现了“丰衣足食”。

第二，促进了边区畜牧业的发展，呈现出六畜兴旺的景象。由于边区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饲料，边区的牛从1939年的15.0892万头，增加到1943年的22.0781万头；驴从1940年的12.5054万头增加到1943年的16.7691万头；羊从1940年的172.5037万只增加到1943年的203.3271万只。

第三，促进了边区工业的较大发展，保证了边区军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基本自给。边区的工业原来只有清末时期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而到1943年却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82个公营工厂。私营工厂也迅速发展。以私营厂为例，1938年只有5个厂，年产布1260匹，到1943年发展为50个厂，年产布1.2万匹。家庭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至1943年，边区做到了棉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日用品的基本自给。

第四，促进了边区商业的繁荣，保证了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军民的生产与生活。各种性质和组织形式的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初步形成了连接城乡的商业贸易网络，大大促进了边区商业的繁荣。

第五，促进了边区盐业的较快发展，保证了外贸物资供应。据统计，边区1943年生产食盐60万驮，比1942年的27万驮增长一倍以上。盐是边区用来进行“外贸”的主要物资，对边区来说，有了盐就可以换到各种生活必需品。所以盐对于保证外贸物资供应至关重要。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它不仅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了边区的军民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培育了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地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四、大生产运动中的劳模群体

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是边区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一种新的、有效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选拔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是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遭遇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充分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进而推动边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政策，旨在发展边区各项生产，教育广大群众以新的劳动姿态对待生产，提高生产热忱的群众运动。

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极大地激发了边区群众的生产热情，产生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942年后，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的生产竞赛也积极开展起来，使劳模的产生突破了原来单一的工农业战线，除了来自农业、工业、合作社、军队、机关的生产英雄之外，还有畜牧、植棉、打盐、运盐、安置移民、办义仓、拥军优抗、防奸的英雄；在身份上，扩大到退伍残废军人、妇女、青年、学生、抗属工属等英雄，甚至还有“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劳模运动的广泛开展，各行各业劳动英雄发挥了他们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才能，对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占魁运动  赵占魁是边区农具厂的熔炉看火工，自1939年进厂，始终如一，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942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指出赵占魁“所一贯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劳动态度。这种新的劳动态度是值得崇敬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希望全边区有千万个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同年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全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之勤苦劳作始终如一的精神，及其新的劳动态度，以掀起一个广泛的运动”。很快，边区许多工厂的工友们都提出了“向赵占魁看齐”的口号，激发生产热忱，提高生产质量。这时，赵占魁又向全边区工厂工友提出开展“友谊的生产竞赛”的倡议。仅仅一年的时间，“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劳动热忱，增加了产量，节约了成本，而且部分改造了思想作风和领导作风，并显著地改变了职工们的劳动态度”。赵占魁运动不仅开创了一个新的物质世界，实现了丰衣足食，而且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极大地改变了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工作和劳动态度，使他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吴满有运动  吴满有是陕西横山人，早年因逃避灾荒移居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因吃苦耐劳、善于经营而致富，是边区第一个农民劳动英雄。吴满有翻身不忘共产党，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不仅过上了富裕生活，而且他还带头缴公粮，为边区政府分忧解难。1943年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认为吴满有“肯劳动，有办法，各方面起模范作用，是我们今天发展生产运动中最好的榜样”。“各地政府应大规模地发展吴满有式的劳动英雄，帮助他们，奖励他们，这对于生产运动的向前发展有很大影响。去年延安县的春耕运动，由于吴满有被选为劳动英雄，每区每乡都因而增加了开荒的数目，都互相竞赛，加紧耕垦。吴满有本村去年开荒亩数就超过原计划的50%以上。”全边区农村开展“吴满有运动”，各分区、各县、各乡、各村，都有自己的“吴满有”。绥德县沙滩坪区一乡郝家桥村的刘玉厚，延安县蟠龙区雷家川马家沟村的申长林，延安县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志丹县后仓沟马海旺，米脂县桃镇六乡郭家沟的郭凤英等，是成千上万个农业劳动英雄的佼佼者。他们不仅自己创造出很高的劳动标准，还带领广大群众一起把边区的农业搞上去。

在机关、学校和其他工作方面都开展了劳模运动，出现了如中央党校的黄立德，南区合作总社的刘建章，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李位等劳动模范和英雄。

为了总结交流经验，推动生产运动和劳模运动更大发展，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与边区生产展览会同时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85人。劳动英雄赵占魁、吴满有、黄立德、刘建章、郭凤英、马丕恩等十几人被选进大会主席团。11月29日，中共中央宴请劳动英雄，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并参观了展览会，会后他还邀请申长林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

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召开以后，劳动英雄们回到各自的生产建设单位，积极宣传大会精神，以身作则贯彻大会决定，组织群众参加生产建设和各种合作社，在边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劳模运动深入发展，除劳动英雄外，又涌现出许多模范工作者；一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模范，如模范村，模范班、排、连及工厂机关学校中的模范单位相继出现。在农村中出现了像延安吴家枣园、安塞的马家沟、绥德的王家坪和郝家桥等模范村。在部队中出现了张治国班、马绍义排、王福寿排、段全才连等模范班排连。

1944年，边区的劳模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是随着边区生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文化、军事、卫生、司法等全面性建设的开展，各地各方面都涌现出了许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的地方还开始了模范工作者运动。这样，劳模运动便突破了以往生产范围的圈子，开始推广到各个方面。二是实行了劳模民主选举制度。1944年7月，边区政府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劳模必须是“边区各项建设事业中的积极组织者与各项政策的彻底执行者，而且在人民大众中有威望、有信仰、为人民大众所公认的英雄与模范人物”。劳模的产生必须由各系统各部门群众进行认真的选举，慎重从事，宁缺毋滥。三是先进开始由个人向集体发展。各地出现了一批像延安县吴家枣园、淳耀白塬村、绥德郝家桥、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段全才连、警备第一旅马仁义班等先进集体。

为了鼓励边区人民及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全面检阅边区的建设事业，总结经验，发扬创造精神，推进与提高全边区的各项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到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476名，还有500多名来宾及旁听者参加了会议。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发言，着重讨论了边区的建设问题，交流了工作经验。陈毅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对各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带头作用，勉励大家互相友爱，互相学习。刘景范作总结报告，说明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运动的历史、现状、作用、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工作方针。大会给436名英模代表和5个先进集体颁发了奖金、奖状和奖旗。

毛泽东亲临大会并作了《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他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边区人民建设事业中起了三种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

在召开英模大会的同时，1944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建设展览会开幕。展览分军事、经济建设、民政司法、文教卫生四个部分，全面地反映了边区建设的重大成绩。主要有：开荒100万亩，产粮200万担，植棉30万亩，纺纱160万斤，织布11.45万匹，产纸1.5万令；民办小学发展至550所，其他各类小学531所，中学6所，还有多所大学；夜校90个，读报识字组3311个；医院发展到11个，卫生所75个。

边区劳动模范的示范作用，给边区大生产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边区劳模具有实干精神。模范工程师沈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将机器从上海迁到武汉，却没有得到当局的重视。1938年2月，他在经历了艰难跋涉后，把10部机器同7个工人和学徒带到延安。几年间，他以带来的这些“母机”（车床、刨床、铣床、钻床等）为基础，制造出一些适合边区条件的，易于搬运的新型母机，陆续又制造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的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等各种机器。这些机器大都经过他设计，直接间接地从他带来的母机上生产出来。这些机器配备到许多工厂，服务于边区生产与抗战，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为八路军、为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次，边区劳模具有争先精神。军队系统的劳动英雄郝树才就是代表之一，1944年在警备第三旅第八团的生产大会上，他向全团挑战，条件是80亩完成细粮8石，当场有41人应战。在开荒中，郝树才始终居于首位。许多人有些灰心，郝树才就说：“山有高低，人的力量有大小，只要是尽力就是和我竞赛咧。”再次，边区劳动模范具有奉献精神。模范厂长陈振夏为延长石油厂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总是和工人一起工作，白天一起上山砍柴、开荒来解决燃料和粮食问题，晚上他还要修理机器，为石油厂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很关心工人们的生活，曾经发动工人帮助外出的李长青家里收割庄稼。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却一心放在工作和生产上，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工人们辛勤工作。毛泽东曾亲笔为他题词“埋头苦干”，以表彰他的突出业绩和奉献精神。正是在边区各级劳模的带动和劳模精神的鼓舞下，大生产运动取得重大成就，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困难，迎接挑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