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抗战八年，这首抗大校歌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渡黄河、翻秦岭，奔赴延安。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8期12个分校，培养了20万名优秀的军政干部，他们带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从学校出发，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抗大学员参加延安各界反对国民党制造分裂投降大会

      把干部教育放在首位

　　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党中央估计，在新的形势下，内战终将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形成，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面临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之际，党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

　　当时，从党中央到地方，从领导机关到基层部队，干部特别缺乏。一次，邓小平带着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前方去，走到半途，便被自己人把这两个读书人给留下了。于是，双方打起了官司，都想要人。最后，还是从总司令部抽了两个能教书的同志，才把这两个人给“顶赎”回来。

　　能读会写，有马列主义修养的干部实在是太少了。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说，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梁山上一座旧庙前的空地举行。空地上临时堆起一个土台，放上一张长方桌，摆上几张木条凳，悬挂起“中共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庙墙上也贴上红绿标语，整个会场简单而隆重。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的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将红大比作黄埔，激励着红军干部努力学习。

　　把干部教育工作放在一切教育工作的首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要决定。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有战略意义的。抗大第一期共有学员1036人。半年后，这批干部毕业，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半文盲，至少能达到初小程度。更重要的是，这1000多人在抗大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洗礼，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日后我党的中坚力量。

抗日军政大学举行学员毕业大会

既要培养红军干部，也要培养知识青年

　　1936年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面临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毛泽东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办法有很多，然而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1937年春，中央军委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今天，在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珍品展厅中，有一件珍贵的档案。它长56厘米，宽40厘米，残缺和发黄的纸上清晰地印着：“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一宗旨、二资格、三年龄、四报名日期、五报名地址、六考试科目、八录取人数、九待遇、十教育科目、十一毕业期限、十二校址、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公历一九二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一日”。

　　从这时起，抗大开始公开招生。在党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会聚到延安。当年的抗大学员张光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年他前往延安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1937年9月的一天，杭州城被炮声惊醒。在浙大，一位同学高声喊道：“同学们！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都要做亡国奴了，这张大学文凭还有什么用？我们要赶快上陕北去，到真正抗日救国的前线去！”当场，就有许多学子不顾道路艰险、战火纷飞，相约同赴抗大。

　　坐火车、乘轮船，再换汽车、搭马车……去延安的路并不好走，很多时候，青年们就靠两条腿，越过秦川，蹚过黄河，花上十天半个月，甚至是数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从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到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赶赴延安。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长官与部属相约，结对成群地来抗大。

　　他们中既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各界名人（如贺绿汀、冼星海等）；既有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也有国际友人；还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尽管他们的出身、年龄、文化程度甚至语言各不相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会聚到了延河岸边，会聚到了抗大的旗帜下。

　　印度援华的柯棣华大夫，看到从八百里莽莽秦川走来三五成群的青年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时，不禁赞叹：“奇迹，奇迹，真是奇迹！”

邓小平在延安抗大作报告

  抗大和一般的大学不一样

　　“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所有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没有教授教员，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时有些人给讲一讲，都是一些行政干部，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学习。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的大学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学校。”毛泽东在延安给学员们作报告，开场白常常是这样的。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解放区学校基本的教育原则。”在中国教育史专家、北大教授曲士培看来，这是抗日根据地办学成功的一大经验。抗大虽然没有大学教科书，不分专业院系，但当时的教育切合实际，教员也是“全明星”阵容，许光达、滕代远、王若飞等都来讲课，更有党中央领导亲执教鞭。

　　1937年4月至7月，毛泽东亲自给抗大学员讲授了100多个小时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对学员们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炫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中央领导到抗大讲课时，全校教职员就在露天会场集合，背包一放，席地而坐。首长站在讲台上，也没有扩音器，亮开嗓子就讲。全场几千人，个个屏息聆听，鸦雀无声。学员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写张条子递上去，请首长解答。

　　有一年冬天，延安下起了大雪，学员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听课。毛泽东在户外给学员们绘声绘色地讲大课。他看到学员们坐在雪地里，心里十分不忍，几次想要下课。但大家听得兴起，怎么也不肯走。最后，这节分析当时战场形势的军事课一直讲到了后半夜。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诗句描绘那时的延安。抗大的民主、自由、进步的学习生活把延安精神之魂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进步青年的心中。

窑洞大学，苦也快乐

　　“延安苦啊！”当时国统区的媒体总会这样定义延安的学习生活。

　　事实也的确如此，抗大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教室，夏天在树荫下或打谷场上听讲。到了冬天，破庙、祠堂或老百姓的羊圈就成了课堂；没有黑板，借老乡的门板；没有粉笔，挖白土搓成细条晒干代替；没有桌椅，用背包当凳子，膝盖做桌子；没有笔墨，用子弹壳自制蘸水笔，用锅底灰、煤灰调成墨水。

　　学员一学期发一支铅笔、两大张油光纸。油光纸订成笔记本，正面用完反面接着用。艰难时，连土造的粗纸都没有，只能用桦树皮代替。为了节约纸笔墨水，大家还自制沙盘，学员们用树枝在沙盘上做练习。

　　抗大的伙食主要是土豆、萝卜、小米饭。从1939年起，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有时每天只发几两黑豆面。为了填饱肚子，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

　　漫画家华君武在延安时曾画过一幅《吃面条》。画中，人们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着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有的飞奔起来脚不沾地，真是“热汗与面条齐飞，缸子共眼睛一色”。有的人不但手上帽子上是面条，头发上肩膀上也挂着面条。这幅漫画发表后，同学们看了都忍俊不禁。从此以后再碰上吃面条的时候，互相都谦让起来了。

　　也因为生活困难，学员做不到勤洗澡、常换衣，身上生疮、长虱子是普遍现象。

　　冬天，贺龙同志在晋察冀边区作战，见到抗大师生还穿着单衣，马上决定把准备发给部队的棉衣先拨给抗大，才算缓解了燃眉之急。

　　但学员并没有因生活困难而沮丧，他们豪迈地说：“雪山、草地、腊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这点困难还能挡住我们？”大家卷起袖子，打起赤脚，用勤劳的双手，很快地把臭气熏天的马厩打扫成清洁的学习室，把破烂不堪的废庙整修成整齐的课堂，把残留的石窑洞整修成整洁的宿舍，把荒地种上了粮食。

　　教育长罗瑞卿亲自扛着老钁头，率领1000多名师生员到凤凰山工地。经过半个月突击劳动，沿凤凰山山坡，共挖成175个孔窑，超额完成25个。窑洞洞口安有门窗，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高楼一般，使人感觉到了大城市。

　　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趣地对学员们说：“你们是石器时代的人，但学的是最进步的科学。”

　　斯诺说，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抗大苦，但进步青年怀着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责任，纷至沓来，聆听革命领导者的教诲，学习战斗的本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学员们高唱抗日歌

边学习 边劳动 边打仗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不断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政府也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延安陷入了严重困难的境地。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说：“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校学员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大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作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全体教职学员每人开荒两至三亩。

　　教员、学员都行动起来，放下笔杆，拿起锄头，向荒山进军。大生产运动中，学员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玉米和白菜，收成归自己；可以“纺线线”，或者领毛线打毛衣，将成品上交，领加工费。

　　当时，抗大各个分队都组织了劳动竞赛，大家干活也越来越起劲。据统计，抗大当月就共开垦1万余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和绑腿，全校肉菜也由学员自己解决。

　　就这样，抗大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学员们也一路唱着歌打着鼓，扭着大秧歌走向了战场。“培养一批，输送一批”，“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抗大第一、第二分校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分别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后来，抗大建立了12所分校，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延伸至甘肃的庆阳。

　　在行军途中，学员们战胜了重重困难，抢渡咆哮的黄河，翻越高耸的吕梁、太行诸山……“行军是一次最实际、丰富和生动的教育”，曲仕培教授写道，“学员们在行军路上，三五人为一组，根据具体地形，开展战术问题讨论。实地的军事锻炼，让他们在堵击、埋伏和追击方面取得了经验。”

　　还有很多优秀的学员在行军途中牺牲了。但就算子弹打光了，刺刀刺进胸膛，抗大的学员也绝不投降。在大青山战役中，抗大近千名学员牺牲了。即使是女生连，最后也选择了和敌人同归于尽，没有一个人后退。

　　抗大8期12所分校培养的抗日军政干部达20余万人。毕业的学员总是希望能把自己分到抗日最前线，而那些被留在延安的往往都会闹情绪。有一个外地来的记者在延安参观后曾说，每一个窑洞里都装有若干“炮弹”，将来这些“炮弹”飞出去，就不得了！

　　新中国成立后，抗大培养的大批革命干部被分配到新的岗位，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1955年，在被共和国授予军衔的军人中，有7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47名中将和129名少将是曾在抗大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员。

　　而抗大这个“窑洞大学”也发展为日后中国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