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礼堂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精神制定相应文艺方针，在文艺界全面展开整风运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延安文化之盛：天堂何处在人间

延安，以中国红色革命的圣地而驰名寰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国共两党为民族大义实现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驱除日寇。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环境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动员、组织和治理实践，吸引着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士纷纷奔赴延安，使这个只有秧歌、信天游的边城，很快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城。先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里，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范文澜、艾思奇、丁玲、周扬、陈伯达、胡乔木、徐懋庸、柯仲平、田间、何其芳、张庚、萧军、王实味、艾青、高长虹、吕骥、蔡若虹、力群、江丰、王式廓、陈学昭、何穆夫妇、高士其等。

烽火连天中相对安宁的环境，供给制所提供的温饱生活，普遍清贫的物质世界里开放、自由、宽容的精神活动；各类学府、文艺创作、庆典集会、报纸杂志、出版发行等文教事业，营造出了一个被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称颂为人间天堂的文化盛世。

 有位诗人说：这是一支崇高名曲的开端，这是一个民族跨步踏进新时代的高调开始。

中共中央为培养艺术人才创办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将文艺工作者集合起来创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鲁艺”和“文抗”汇集了延安最重要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形式，表现了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1938年5月，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朗诵后受到群众的欢迎，毛泽东索要诗稿，并做出批阅：“此稿甚好, 赶快发表。”

1939年5月, 在观看黄河大合唱演出后, 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都站了起来, 连声说好。

在1938年到1941年这一时期，延安物质供应匮乏，但中共中央给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特别的优待。“文抗”驻地的俱乐部、图书室等设施齐全。鲁艺校园弥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漫画和木刻引领全国潮流，这里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等中外名剧。

文脉为弦：天籁之音谁人听

此时的延安文艺界，在总体活跃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942年初，“鲁艺”曾举行过一场被誉为“延安音乐演奏活动史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的音乐会。但表演并不被百姓所接受。老百姓认为女高音跟猫叫一般。而男低音唱的跟毛驴叫唤一样。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演出的外国歌剧、文学话剧。

1942年3月，《解放日报》发表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 》等杂文，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对此在政治高度上提出批评，他认为对人民的缺点应该以鼓励代替讽刺。尤其王实味及其《野百合花》事件的爆发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王实味事件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个案，王实味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延安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

1942年春，蔡若虹、华君武和张谔三位漫画家以漫画的形式对延安的某些现象有许多讽刺和批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类似的漫画讽刺、暴露黑暗也引起贺龙、王震等前方将士不满，认为这是在瓦解民心。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纷争不断，搅乱了思想界的统一。

同时，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带到了延安，“鲁艺”和“文抗”长期存在矛盾。鲁艺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他们之间的相互指责和矛盾带有宗派倾向，这是所谓的“两个阵营”。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三大系统”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所谓“四个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这四个文艺团体在当时的延安都有自己独特的工作作风和艺术风格，虽然彼此之间没有吵架这种事情，就是在关系上互不相睦，你搞你的，我搞我的。

来自国统区、大城市、军队中和陕西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因为带着不同的经历与立场、观念与观点，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争论很多，相持不下。一些意见通过报纸反映出来，一些意见直接反映给了毛泽东。延安的文艺界存在的这些问题，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陕甘宁边区陷入极端困难之中。此时的延安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起毛泽东深深的忧虑。

1942年初，毛泽东同文艺界接触频繁，毛泽东单独约见艾青，明确提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就此向艾青询问意见。艾青认为需要毛泽东出面解决。与艾青的谈话坚定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想法。之后，毛泽东致信艾青，请艾青收集文艺界反面意见。

1942年4月，毛泽东多次邀请延安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了解情况，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知识分子到延安不应该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的一切幻想的很美好，不应该看见了不符合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应该认清延安主要是好的，不能只看缺点。此时，延安的宣传文化工作在中央领导层暂时处于无人过问状态，毛泽东便以个人名义，过问此事，将其纳入全党普遍整风运动。

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文艺座谈会就此提上工作日程。4月27日，毛泽东约周扬、舒群等共同草拟了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审阅通过后，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发出请柬：“为着交换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第一次座谈：语出惊人

5月初的延安，树木刚刚泛出点点的绿意，大地还带着春天特有的凉爽。2日的午饭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汇集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院。在小礼堂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由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主持。

会议从毛泽东简短、幽默的开场白开始。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另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两支队伍必须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当他说到鲁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毛泽东主旨讲话后，讨论开始。一时有些冷场，毛泽东提议请萧军先说。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性格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他拒绝了，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以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

他的发言果然语出惊人，谈到文艺与政治、军事的关系，他认为，“红莲、白莲、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象鲁迅先生那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他引鲁迅为例，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这种文艺独立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分歧。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等他一讲完立即站起来，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吴亮平、李又常等同志发言批评萧军。赞同萧军的人就起来反驳，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很激烈。而毛泽东在一旁聆听，不动声色。

之后，何其芳的自我批评使座谈会的气氛有所改变，他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第一天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艾青、丁玲等人。临近傍晚，凯丰与毛泽东轻声商量了一下，宣布休会，同时要大家准备意见，在16日上午继续开会。

第二次座谈：有米有肉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这次会议上，萧军、罗烽、艾青与胡乔木、吴亮平等人就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

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是从前方回到延安，他结合前方实际做了发言。他说，前线战士和老百姓迫切需要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在实际中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

柯仲平在座谈会上以给老百姓演《小放牛》时的情景表达了对鲁艺“关门提高”的不同看法。1938年，他发起成立了民众剧团，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们走村窜镇，创作并免费为战士和群众演出了大批剧目，深受欢迎，并且老百姓看戏不用花钱了，为了表示感谢就送鸡蛋给剧团同志，大家吃了鸡蛋就扔了鸡蛋皮，所以哪里鸡蛋皮多，哪里就是这个剧团走过的地方。毛泽东听后诙谐地说，要经常演些新节目给群众看，否则人家就不给鸡蛋吃了。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为鲁艺的正规化和专门化进行了辩护，认为提高还是必要的。

会议期间，女作家白朗与毛泽东开玩笑：“主席，是不是要请大家吃一顿？”毛泽东笑着说，“当然，白米饭是有的。”于是请大家吃了一顿大米饭、红烧肉、红烧鸡。这样的晚餐在当时的延安难得一见、堪称丰盛。

第三次座谈：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5月23日下午，第三次会议，在文艺家们踊跃发言后，讨论临近结尾时，朱德对萧军的观点做了不点名地批评，他说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他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朱德用通俗的大白话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

会议讨论到朱德讲话为止，晚饭前全体到会人员集体合影，毛泽东当即同意，与会者随意地站在“飞机楼”前合影留念。据摄影师吴印咸回忆，在拍照过程中，正当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入镜头。毛泽东一边轰跑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当时康生任部长的社会部是负责反特务、走狗的）。在拍侧面照时，第一排的刘白羽的破马扎突然坏了，而吴印咸也恰好按动快门记下了刘白羽低头看马扎的“狼狈形象”。

晚饭后会议移至中央办公楼外边的空地上，临时支起一盏煤气灯，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以一贯的幽默使得现场气氛并不紧张。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直到一年半之后，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用两个整版加一个半版的超常规篇幅，全文发表毛泽东的这次发言，这便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次日，延安整风运动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 11月7日，中宣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四条贯彻执行意见，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和认识”。这是将《讲话》直接当作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是判断一切文艺作品和文艺主张的准绳。

 关于此次座谈会的与会者人数，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据舒群回忆，拟订出席座谈会名单的人，一般都是在来延安以前在文艺创作、研究或者表演方面有成就的艺术家，近80人。与会者除有关领导、中央文委和部队文艺系统之外，主要来自鲁艺的教师和文抗作家，其中鲁艺的与会者达40余人。由于当时对出席会议的人也没有严格的限制，出席会议的人远远超过了80人。从照片上的统计来看，出席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共有109人。但由于有些与会者照相时正好不在，有些接到请柬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出席，照片上还有几个人因为形象模糊无法辨认，所以出席会议的人数和人员问题很难准确考证。

（作者：飞鸿，系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