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关系发生了逆转，蒋介石调整了对内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不仅军事上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在思想上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攻击中共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宣称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企图以此取消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在全国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诚如毛泽东所言：“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人闷葫芦里了。”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十分担忧，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阐明自己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为局部执政的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全党：“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6月10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在和国民党的论争中，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及理论工作者吴黎平、陈伯达、艾思奇等相继发表文章，回答了当前时局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毛泽东在1939年1940年之交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不仅回答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根本问题。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并做了系统阐述。首先，毛泽东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最后，中国现阶段革命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毛泽东第一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竖起了“新民主主义”旗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全面论述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毛泽东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明确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进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形式、组织原则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做了全面论述。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性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依据。一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行不通；二是无产阶级专政走不通。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

第三，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就是政权构成的形式，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总结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第四，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第五，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还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基于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自信，他坚定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向中国人民呐喊呼吁“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毛泽东提出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具有相对独立的国家形态，已经不是战时建国的性质，而是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个独创的、崭新的建国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历史条件下，从中国独特国情出发，建立民族的、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国家的目标，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