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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连载28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日期:2021-09-28    文章来源:西北革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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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任务,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了明确的抗战战略和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积极促成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牢牢掌握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形成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历史洪流。

一、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荷枪实弹在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防区内北平宛平县东北的龙王庙一带举行挑衅性“演习”。深夜11时,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欲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正交涉期间,日军即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趋于强硬。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在日本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欺骗影响下,蒋介石仍希望能够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外交部和驻日大使许世英同日本进行磋商,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十九军官兵虽英勇作战,但未能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在日军进攻北平、天津之时,日本又策划了对上海的进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规定:必要时“对青岛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8月4日,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向军部提出强硬意见,认为仅仅惩罚华北的第二十九军是没有效果的,必须设法使“当今中国的中央势力范围屈服”,因此,“最好派遣陆军五个师团控制上海和南京”。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一中队大山勇夫中尉等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蓄意制造事端,被中国卫兵击毙。8月12日,日本内阁决定从国内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使侵略的军事部署进一步升级。8月13日,日本军舰突然以重炮向上海闸北轰击,海军陆战队也向闸北、江湾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淞沪抗战爆发。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变,中国由局部抗战转变到全国性抗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还抱有幻想,表示希望“通过和平外交方法解决”。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上海,不仅直接威胁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严重地损害了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集中的地区。因此,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终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中国也进入全国性抗日民族战争的新时期。

二、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救亡活动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各界人士群情激愤。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全国同胞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同日,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暨各方面军首长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3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7月14日,毛泽东等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为了加强对各阶层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对边区原有的群众团体进行了改组,并建立了新的抗日救亡团体,推动边区抗日运动走向高涨。

边区总工会  1937年6月19日,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干部会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刘长胜为主任。8月,刘长胜调离,由毛齐华任主任。11月26日,临时执委会决定成立边区总工会筹备会,进行筹备工作。1938年4月17日至23日,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毛齐华作了《边区职工运动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报告,刘少奇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和普及》讲演。会议确定了边区职工运动的总方针,并选举毛齐华等37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宣告“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24日,第一次执委会选举毛齐华、管瑞才为正副主任。刘子载、郗占元先后任秘书长,刘呈云任组织部长,张如洲、刘泽西先后任组织部副部长,卢正义、张力克先后任文教部部长,李子厚任劳动保护部部长,高长久任抗战动员部部长,白文生任工作调查组组长。

边区总工会先后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机关内设秘书处、组织部、文教部、抗战动员部、劳动保护部和工作调查组等。初成立时,机关驻延安市,1938年11月迁驻安塞真武洞,1940年初又迁回延安。边区总工会先后下辖关中、神府、三边、绥德、庆环等分区工会及延安(县)、延川、延长、安定(今子长)、固临、甘泉、富县、志丹、安塞等直属县工会。初建时,有工会会员2.24万人。边区总工会成立后,在组织上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将原陕北省总工会、陕甘宁省总工会改为分区工会,各级地方工会和各产业工会组织均受边区总工会领导,实现了工会组织上的统一。边区总工会坚持以“一切为了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边区民主政权”为工人运动指导方针,领导边区工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发展边区经济、保障抗战物资供给方面起了先锋作用,为保卫边区、建设边区、支援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  1937年9月12日,由李坚贞、史秀云等发起召开了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会,李坚贞、史秀云任正副主任。1938年3月8日,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同日的“三八”节晚会,并为大会题词:“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选举史秀云等15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史秀云任主任,并向全国妇女发出了宣言,宣告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史秀云在大会上作的《边区妇女运动的任务》报告中指出:“边区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一方面使妇女运动和整个的民众救亡运动统一起来,成为整个民众运动的一部分,配合各种救亡团体,坚决为保卫边区、西北、全中国而斗争。另一方面要发动边区妇女群众积极开展紧急的抗战动员工作,使边区的妇女运动成为全国的先进地区,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会后,边区各级妇女组织得到了建立和健全,全区设立5个分区办事处,建立了19个县妇联,2个市妇联,179个区妇联,1065个乡妇联,会员约27万,分别参加了妇女自卫军和战时服务组织,如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等。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改变团的组织形式,使团组织成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是月上旬,团中央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筹备委员会,冯文彬任主任。1937年4月12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陕甘苏区的239名代表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的63名代表参加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选举了第一届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明确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是西北及全国现有青年团体的领导机关。第一届西北青救会执行委员会由5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由9人组成,冯文彬任主任(同年5月,由白治民接任)。设秘书处、组织部、文化教育部、宣传部、青妇部、社会部、社会服务部、儿童部、军事体育部、军事部、联络部、经济部和《青年战线》编辑部。何承华、郭世光先后任秘书处处长,高朗山任组织部长,刘秀梅任青妇部长,李瑞山任儿童部长,黄庆熙任文化教育部长,徐克仁任军体部长,张方海任社会服务部长,刘奠五任秘书长。七七事变后,全国青年救亡情绪进一步高涨,为了加强与全国青年团体的联系,进一步开展与扩大青年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即决定西北青救会的工作重点转向指导全国青年运动,先后下辖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西北青救会西安办事处等机构。高朗山担任西北青救会主任,白治民改任组织部长,张汉武任社会部部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调整了西北青救会的领导成员,冯文彬再次担任主任,机关由延安移驻泾阳县云阳镇。此后,为了继续加强对陕甘宁边区青年救亡运动的领导,即组建了陕甘宁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主要工作是领导关中、三边、陇东、庆环、神府、洛川特(分)区救国会和12个直属县、区青救会以及绥德警备区的青年工作。特区青救会由9人组成,高朗山任主任委员,白向银任组织部长,黄庆熙任文化教育部部长,李瑞山、徐光先后任儿童部部长,刘秀梅任青妇部部长,张汉武、白志明任巡视团团长、青训班负责人,马志珍、鱼才朗任军体部部长。1938年1月,陕甘宁特区改称陕甘宁边区,陕甘宁特区临时青救会也随之改称陕甘宁边区临时青救会。同年10月2日至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讨论抗战形势和边区青年的任务,并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高朗山任主任,宣告“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边区青救会设有秘书长、政治部、文化教育部、宣传部、军体部、青妇部、少先队部、经济部、统战部、巡视团等工作部门,直接领导青年军事组织——青年营,主办《边区青年》杂志和《新中华报》的“青年呼声”专栏。在边区青年救国会的领导下,边区16万青年的抗日救国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7年8月,作家丁玲、吴奚如、史沫特莱等,在延安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慰问抗战将士的文艺性战斗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8月22日,该团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向国内外报道了八路军各部队抗战的消息;他们利用破庙作剧场,石碾作讲台,为战士、学生、商人、农民演戏、唱歌、讲演,进行抗战宣传,并开展多种战地服务,足迹几乎遍及晋察冀。这支主要以笔和口作战的队伍,所到之处,军队和民众的抗战情绪士气莫不受到鼓舞。1937年10月间,边区文化工作者发起筹备组织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11月14日,在陕北公学举行成立大会,周扬和张闻天相继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指出文化界要适应抗战,要大众化、中国化,并提出要争取边区文化界的救亡工作成为全国的模范。大会通过了会章及宣言,选举了领导机关。边区文协先后把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新哲学会、戏剧界抗战联合会等文化团体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与全国文化界取得密切联系,成为全国文协的一个模范分会。

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  1938年2月19日,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召开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抗敌后援会成立后,把边区的群众团体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这25个团体是:边区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会、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边区农民协会、延安市商会、陕北公学学生会、抗大同学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防教育研究会、民先延安队部、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延安中华基督教会、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边区民众抗敌互济会、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国民外交协会、边区体育委员会、边区抗敌电影社、鲁迅艺术文学院学生会、音乐界救亡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实验剧团、边区中学学生会。这些民众团体在统一的目标和方针下,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也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这样,全国工、农、商、妇、青和少数民族与国共两党一道,汇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十分注意发动和领导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国发表的抗战宣言中就主张“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要求中共“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利用一切可能与机会,坚持发扬民权改善民生以动员群众的方针,独立自主地组织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发展多方面的救亡运动。这种群众的救亡团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在容许它的合法性存在与公开活动的条件下,可以加入抗敌后援会中去,以充实抗敌后援会的群众基础,推动抗敌后援会的改造。”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开展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适时进行了调整,这些对于开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

抗战开始后,具有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工人抗日救亡团体,各工会组织或者捐钱捐物,或者战地服务,或者宣传动员,或者直接参战。具有光荣传统的长辛店铁路工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把大批铁轨、枕木、麻袋运往前线,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在上海,7月20日,海员工会等30多个海员团体成立上海工人抗敌后援会。日军进攻上海后,上海工人建立工人战时服务队,协助军队构筑工事,捣毁日军工厂、码头和仓库。工人群众纷纷建立义勇队、救护队、慰劳队等抗日组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七七事变爆发后,汉口人力车公会抽出2万名工友,派赴前方,担任义勇队及运输队。汉口红十字会也训练和抽调护士,组成救护队,开赴抗日前线。在天津,11月5日,天津工人救国团召开成立大会。12月底,天津工人救国联合会成立,该会的方针是团结国共两党工人活动分子,共同努力抗日救国;决定吸收各方面抗日分子入会,扩充实力,秘密组织各厂工会,进行抗日活动。另外,山西、福建、江西、徐州、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纷纷成立工会组织。这些工会组织,既有国民党的官办工会组织,也有抗战开始后新建立的各种工人救亡组织,还有中共领导和影响的工会组织,他们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领导下,农民阶级勇敢地担负起救国的责任。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地,沉睡的农民被唤醒了,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1937年11月成立于山西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地动委会”)是一个动员组织农民抗战为首要任务的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随着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动委会由山西发展到绥远、察哈尔、晋察冀、冀南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地区。在动委会以下,建立农民协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教师救国会、喇嘛救国会和抗日的儿童团。在有些地方,动委会还发动和组织游击战争,组织工人农民自卫队,担负起当地行政人员败逃后的社会管理职能,一旦抗日的政权建立,动委员便成为政权领导下的重要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的抗日组织。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维持战区的社会治安;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动员民众为抗日出钱出力,支援前线;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等。动委会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全国性抗战伊始,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文协”通过的宣言指出:“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行,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的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野心与罪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大会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被推举为名誉理事。此后,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中国青年记者等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协”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相继在广州、香港、桂林、成都、昆明、延安、晋东南、贵阳、上海等地建立分会,其会刊《抗战文艺》发表了许多抗战文艺作品,并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前线.直接为抗日服务。例如,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影片;音乐界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救亡歌曲;美术界创作了大量流传甚广的抗日救亡画报等。

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更使中国妇女蒙受了巨大的欺辱和灾祸。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妇女界的觉悟和奋起,她们向全国宣告:“起来吧!亲爱的姊妹们,别再踌躇,别再叹息”,“鼓起勇气跳出厨房,抛弃家庭,踏上救亡图存的坦途,和敌人清算民族的血账!”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各级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1938年3月6日,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妇女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在晋绥地区、冀南、冀鲁豫、晋冀豫也都建立了妇女抗日联合会,组织妇女投身抗日工作。在山东,许多妇女不仅为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筹粮筹款,缝制红旗和袖章,还英勇地参加了起义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先后成立了由何香凝任主席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由宋美龄任董事长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等。这些妇女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成员积极开展战地服务和宣传,征募捐献,制作军衣,救济难民,抢救难童,甚至建立妇女自卫队,协助部队打击日伪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部队中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纷纷南下,在山西太原、陕西西安、湖北武汉和湖南长沙等重要城市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9月,“民先队”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接着它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在临汾、济南也举办了短训班,学习形势、军事、游击战术、农运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等内容。还创办了许多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国运动的联系,他们在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办事处。在武汉,以“民先队”成员和武汉的秘密学联为基础,在中共的关怀下,12月28日建立了青年救国团,在工人、农民、店员、职员、难民、妇女中发展团员,仅1938年7月后就有1万多团员,第五战区有5万多名成员。他们利用歌咏、话剧、漫画等宣传抗日,举办友谊会、慰问会、周末晚会、庆祝会等扩大抗日影响,激发人民的民族爱国意识。他们还给伤兵演出文艺娱乐节目,替受伤的将士写家书,给伤兵敷药,号召难民、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在西安,从1937年冬到1938年春,一些群众团体曾先后三次发动西安学生组织了150个工作团分赴三原、渭南、绥德等地进行抗日宣传。西安高校学生还组成战地服务团等,前往接近战区的潼关、华阴、朝邑、大荔等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或陕甘宁边区。

在抗战中,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为祖国的生存和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绥远归绥地区,蒙古族青年高风英和共产党员杨植霖等建立了一只蒙汉抗日游击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建立大青山根据地创造了一定条件。回族出身的抗日英雄马本斋,七七事变后在家乡河北献县一带组织了一支回民武装,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声威远扬。东北、东南各省的少数民族也都为抗战事业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身居后方,远离战区,但他们维护祖国统一、支援抗战的坚定立场值得称赞。

祖国的神圣抗战,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在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动美洲侨胞以长期募捐支援祖国抗战。在欧洲、澳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为增强祖国抗战力量做出了贡献。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和热情,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