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尽管10月29日叶剑英、刘鼎向中央汇报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情形时曾提到“有驻蒋说”。12月初，张学良也曾告知中共方面：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并建议红军熬过一二个月。但是，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使中共始料未及。中共中央领导人接到张学良的来电，一时难以置信，一方面给张学良致电确认，一方面向共产国际汇报，最后确信蒋介石确已被扣。

12月13日，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虽然由于党内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对南京政策及西安地位问题上分歧严重，未能形成明确一致的决议，但中共主要领导人对西安事变性质、特征、前途的认识却基本相同。毛泽东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的可能性。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发言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难的政策，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会议通过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在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成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在分析事变发展，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或者结束“剿G”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个前途，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基于上述判断，加之西安事变的影响及国内外反应渐趋明朗，特别是收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指示电后，中共中央迅速调整方略，形成共识，制定了“赞同张、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总方针，并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

政治支持  

（一）派重要同志去工作。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后，研究决定再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协助张、杨，毛泽东随后就将此信息电告张学良。12月15日，在尚未得到张学良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周恩来已经从保安出发前往肤施，做好飞赴西安的准备工作。

（二）督促南京国民政府。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联合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12月18日，中共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执委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将讨伐张、杨与进攻我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战；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爱国领袖；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明确表示武力讨伐不仅援救不了蒋介石，而且“适足以堵塞双方和解的余地”。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通电：“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三）发动民众声援西安。中共中央在号召西安及周边各县民众拥护张、杨义举的同时，还指示北方局和刘少奇：“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议，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的团体，以扩大运动。”

（四）争取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军队同情。12月15日，中央书记处要求刘少奇以朱、毛名义写信给阎锡山：“张、杨这次起义，是为了援绥阎，为民族国家，为保卫晋绥，均应同情响应。要求南京接受张、杨八项主张，立刻停止南京亲日派扩大内战的军事行动，一致抗日援绥。”12月17日，朱德致函曾万钟、唐淮源：“西安事件之爆发，传闻张、杨内幕或亦痛感亡国之惨而借民意为导师，申大义于天下，其立场之正大，执行之英勇，凡有血气者，莫不一致拥护。至通电八项主张，皆综合朝野意见归纳而得之结论，不惟弟等无条件的赞同，各方果以国难为前提者，谅亦不持异议。”

舆论声援 

12月14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发表《为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转变告同胞书》，指出：“张学良等部队的转变已成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榜样……虽然张学良等过去曾亲自指挥部队进攻过红军及一切抗日的部队，虽然他们过去曾是阻碍人民抗日的大敌，然而他们现在既已翻然转变到抗日的队（伍）方面来，我们无仅不追究过去，而且还欢迎一切不甘当亡国奴的人们，都一致的步着他们的后尘，早日转到人民抗日战线方面来。”l2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局势及党主张国内和平的条件致电刘少奇，要求按照“停止军事行动，南京军队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等方针进行宣传。

军事配合

（一）红军主力南下。由于事变之前的密切合作及对红军作战能力的高度认可，张学良对红军一直寄予厚望，12月12日通报西安事变消息的第一封电报，即要求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防胡（宗南）敌南进”。12月13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彭德怀、任弼时，除二十八、二十九军外，野战军全部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1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任，要求红军七日内集中甘肃西峰镇，随时增援王以哲或西安。16日，毛泽东致电彭、任，指出：请不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自己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钳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有决定的自主的施为部队，“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十天至十二天到达”，“能八天赶到延安最佳”。并令红二、红四方面军17日开始东进，红一方面军18日出动，月底到甘泉、延安。12月22日，鉴于张、杨赞同先打刘峙，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布命令：红军十天到长武、邠州、再十天到咸阳、兴平，咸阳有桥，可由庆阳、西峰分经正宁、邠州南下，被服子弹在咸阳领取。野战军应分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集中咸阳消灭刘敌。12月24日，红军一部进入延安，先头部队到达庆阳。短短十余天，红军徒步奔袭千余里，从甘肃盐池一带到达陕西咸阳地区，给张、杨部队极大信心。

（二）加入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参与作战计划制定。12月1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刚到西安，就决定红军加入西北临时军委。12月19日提出对敌作战的两个步骤并请示中共中央：“第一步骤，仍以张两军主力迅进渭河下游东击刘（峙）敌，以一部协同红军相机灭敌；第二步骤，如打胡（宗南）得胜，或胡退宁夏，则迅集张杨及红军主力于渭水下游与刘敌决战。”12月20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说：“顷与张商定作战计划，采用我们提议的第二种，即在西安以东大会战的办法。其方案目前东北军、西北军尽力迟阻刘敌于临潼、渭南间，待东北军主力集中完毕，红军由庆阳、西峰分经正宁、彬县在咸阳（有桥）、兴平过河转蓝田、商县以南地域后，即与东来之敌决战”，并强调认为：“此计划实施关键在红军。”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措施，极大提升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心和勇气，对于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行动也产生了某种威慑，促成了宁陕双方的和平谈判。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