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等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开创党的优良作风

三、以正确态度对待党内矛盾斗争

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努力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一个极为艰辛、充满挑战的过程。在党内被浓厚“左”倾情绪支配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起初属于少数派，又不处在中央领导核心层在八七会议后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或担任主要职务的人当中，瞿秋白、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张闻天等均有留苏或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经历；周恩来有留学日本、在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的经历，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向忠发、李立三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历。这说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牵制太大，自主性、独立性太弱；说明仍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实践上缺乏经验，比较看重熟悉马列经典的人，比较看重出身。所以说，“左”倾教条主义的盛行有着深厚的国际和党内根源。当时，党内看轻农村武装斗争、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人，并非少数。，坚持正确主张、不随大流，需要顶住巨大压力。他们的意见一开始不被周围的同志所理解和接受，产生意见分歧或矛盾冲突在所难免。特别是面对上级乃至中央的错误指示，唯唯诺诺照着办，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灾难性后果；不照着办，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受到错误批评甚至打击压制。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办？毛泽东不放弃原则，同时不意气用事，而是以大局为重，并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进行思想沟通，努力争取大多数。

1928年春，正当井冈山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中共湘南特委派人传达中央指示，批评根据地“行动太右”，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军队的党内职务被取消，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但他没有消沉，后与朱德等人组建红四军，打开了根据地的新局面。

在建军原则等重大问题上，红四军领导层存在意见分歧，引发争论。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被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后，对毛泽东大加指责，致使争论升级。有人主张分权，认为毛泽东任书记的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家长制”。也有人主张搞“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不重视根据地建设。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原本打算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争论，但未被采纳。会议认为毛泽东应对争论多负些责任，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改选前委，陈毅接任前委书记。毛泽东表态说：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会后，遭排斥的毛泽东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不久患上疟疾，病得很重。外间一度讹传毛泽东已病故。共产国际信以为真，次年初特意发布一份千余字的讣告，赞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这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

192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陈毅执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作了明确表态，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诸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提出红四军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康复中的毛泽东被接回部队，表示接受中央“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也作了自我批评。1930年6月，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毛泽东、朱德分别与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朱德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中央指示，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找出了错误的原因。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8页。这种坦诚相见促进了党内团结。

同年12月末，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决议批评了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等，并就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如何正确地开展党内批评，作了重要阐述。决议强调，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要防止非组织的批评，不能将党内批评作为攻击个人的工具，不能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决议还指出，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再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决议强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92页。

红四军党内这场争论的圆满解决，为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风气，以正确态度和方式对待党内矛盾及争论，积极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提供了一个范例，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0年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制定了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等冒险计划，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的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说“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要求红四军按照中央新的路线转变。毛泽东、朱德没有盲从，在具体执行时随机应变，从而避免了大的损失。

紧接着，面对蒋介石对苏区频繁发动的“围剿”，红军内部在采取何种对策上屡有争论。第一次反“围剿”时，针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有些干部一味强调进攻，把退却视为“保守路线”；不少地方干部和群众则担心家中的“坛坛罐罐”被打烂。经毛泽东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大家才统一了认识。第二次反“围剿”时，担任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力主撤出根据地，也有人主张分兵退敌。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起初是少数，后来将会议范围扩大到红军高级将领，才变成多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批评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认为毛泽东等人从实际出发，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红军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相继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重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中央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反而很快呈蔓延之势。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思想认识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等人借助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4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叛变后，为安全计，王明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转移至瑞金。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一些正确意见给予了支持，但总体上执行临时中央“左”的决策。这使毛泽东受到掣肘，处境困难。

1931年11月7日，为期13天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叶坪村召开，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就在一周前，中央代表团在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大批所谓的“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对中央“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主张加以变更，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认为这样才能避免贫农、雇农陷于孤立，结果被指责为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不点名地严厉批评了毛泽东。

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他在分析“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时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人反驳说，日本侵占东北意在进攻苏联，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未作辩解，保持沉默。会议只好中途更换主持人。

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城失利，说明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是错的。但临时中央却认为“自我批评”在赣南会议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对毛泽东的态度表示不满，声称“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个苏区党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在闽南前线复电苏区中央局，认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顶住压力说出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但这种正确意见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处境被动。

同年8月，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克乐安、宜黄，歼敌三个旅。关于下一步作战方针，他们不同意主动出击、攻城打援，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发生意见分歧。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为此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受到错误批评，说他对临时中央的指示“消极怠工”，不尊重领导。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被说成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关于毛泽东的去留，周恩来不赞成将毛泽东调回后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解除毛泽东的军职，但未被多数与会者接受。毛泽东会后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于是，毛泽东被迫离开前线，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改由周恩来兼任。

在闽西长汀休养期间，毛泽东十分关注前线战事。他愤愤然表示：“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指博古等人，引者按）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1933年1月，鉴于在上海难以立足，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直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2月，毛泽东返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组织民众全力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取得显著成效。周恩来、朱德则坚持诱敌深入方针，指挥红军在黄陂、草台冈设伏，两次痛歼敌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然而，临时中央却不顾大局，在同期大搞党内斗争。碍于毛泽东威信很高，他们不好直接整毛泽东，便蓄意打击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先是在闽西反“罗明路线”，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职；接着又在赣南反“江西罗明路线”，给予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时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等职；古柏是毛泽东寻乌调查的主要助手，曾任寻乌县委书记等职。四人撤职等处分。这场所谓的路线斗争持续一年多，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领导干部遭打击。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作自我批评时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他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由于接近或赞同毛泽东就会挨整，不少人心存顾忌。毛泽东为避免牵累别人，为避免贻人搞“宗派主义”的口实，也极少与别人走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谈起这段往事时，毛泽东幽默地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在这段孤寂岁月中，毛泽东利用从漳州等地搜集来的书籍，埋头读马列著作。不仅自己读，还郑重地把好书推荐给彭德怀等人读。他在1937年写出《矛盾论》、《实践论》，主要是靠这段时间认真读书和思考打下的底子。此外，毛泽东还在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上投入巨大精力，包括在兴国县长冈乡、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研，总结、推广基层开展群众工作的新鲜经验，已见前述。

中央苏区是经过连年血战、苦心经营才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临时中央迁入瑞金不到两年，就把这份来之不易的基业折腾光了。1933年9月，蒋介石在日寇加紧侵华的情况下，仍调集重兵发起第五次“围剿”。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军事上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盲目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他们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提出“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进攻受挫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抵御，以堡垒对堡垒，搞“短促突击”，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对方拼消耗，完全陷入被动。同时，尽管前线战事吃紧，博古等人仍大搞路线斗争，无情打击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严重影响了苏区的各项工作。在人民全力支援下，英勇的红军苦战一年，付出重大伤亡，却始终不能打破“围剿”，苏区版图不断缩小。

1934年10月，临时中央仓促下令进行战略转移。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踏上漫漫长征路。博古等人一直瞧不上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游击战、运动战原则，此刻也只好采取“打不赢就走”策略，进行大游击、大流动。但这种“走”变成了近乎逃跑的大规模搬家，随带辎重和坛坛罐罐过多，没有考虑流动作战的特点，以致行进迟缓。红军虽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渡过湘江后，加上机关人员，仅剩3万余人。“左”倾错误使党继1927年后，再次遭受严重失败：红军实力极大削弱，南方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党员总数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毛泽东两年后在陕北红军大学演讲时就此指出：“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

面对军事上的危急局面，博古、李德一筹莫展。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以来的严峻态势，与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形成鲜明对比，说明这是压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贯彻执行错误路线所致。于是，怀疑、不满情绪和更换领导的呼声在部队越来越多，湘江战役后达到顶点。在严酷事实面前，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经过毛泽东行军途中的说服与沟通，也开始对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持抵制态度。

193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严肃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旋又成立新的负责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的领导权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意味着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走中国革命的新路从此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随后又与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会师，从而胜利完成长征，创造了人间奇迹，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之从南方转移到西北。尽管党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但保存下来的力量都是革命的精华和火种。经过土地革命战争烽火的洗礼，通过纠正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党锻炼得更加坚强，培育了优良作风，确立了正确方向，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就为打开革命新局面，为推进抗日救亡运动以及随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编辑：贠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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