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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的图书室
日期:2022-01-18   来源:红云平台  作者: 安危

1986年8月,我带着海伦·斯诺写给胡佛研究所的介绍信,在回国途中,在旧金山待了10天,计划去胡佛研究所参阅“尼姆·威尔斯文献档案”。应老朋友约翰·鲍威尔的邀请,我就住他们位于Church Street的家里。

约翰•W·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生于上海,是《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J.B.鲍威尔的儿子。1943年至1945年,曾在重庆、桂林、昆明为美国新闻署工作。1945年至1953年在上海继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1953年离华返回美国。由于《评论报》发表过支持新中国政府、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反对细菌战的文章,他于1954年至1961年受到美国国会的审查。如果官方起诉得逞,就要判处他130年监禁,罚款13万美元。他多年来不能写作,以推销商品、改造修缮旧房为生。近10年来,他又重返文坛,主要写有关中国和日本问题的学术文章。1972年,他应邀重访中国,在延安访问了三天,我接待了他。1987年3月,应邀来华出席在上海举办的“三S在上海国际研讨会”,我们又一起交谈,回顾在延安、在旧金山的日子。

小约翰是个“中国通”,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了。斯坦福大学在Palos Alto小镇,距旧金山还有40分钟的车路。他知道我无力每天往返,就联系了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的女儿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就住在Church Street。他就请人家每天早晨来他家接我,下午再把我捎回来。就这样来来回回,先后5天搭乘那位研究生的顺车,去查阅海伦·斯诺的档案资料。

晚上无事,我就请小约翰讲《密勒氏评论报》的故事,听他讲他父亲的图书室,讲那个图书室在战争、战后搬迁过程中曲折而又复杂的经历。

图书室的第一本书

他的父亲本杰明•鲍威尔(J﹒B﹒Powell)1917年离开密苏里,前往中国。临行前,他的姑奶奶埃利诺送给他一本《新约全书》当作护身符,认定在这样一次特殊的旅行中,也许能起到保护他的作用。他刚辞了汉尼堡《信使邮报》的工作,来到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可是,现在又要折腾了——这一次,他要去“天尽头”。

他终于来到中国,做了遐迩闻名的政论性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和出版者。《新约全书》也到了中国,成为编辑部图书室的第一本藏书。在珍珠港事件时,这个图书室简直成了一个图书馆,藏书增加到几千册。

在远东,这是报刊社里最好的图书室之一,有许多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图书,还有门类齐全的词典、百科全书、地图册、年鉴、年刊以及其他参考书。《评论报》的办公室,成了外国记者和作家的会聚之处,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是个“查找东西”的好地方。

这个图书室,也供在上海的美国社区其他人使用。教会成员、外交官以及美国人资助的当地大学里的教员也常来这儿浏览、借阅书籍。每过一段时间(通常是鲍威尔找不到书的时候),老约翰就嚷嚷一下子,办公室经理陈邦就会拉出一个旧烟盒,里面装着借书人留下的小纸条。接着,他就忙着打电话,催他们还书。图书常常不翼而飞,但也有不期而至的——图书室有许多书,是鲍威尔或编辑部其他职员借来的。除了常用的参考书以及“临时”堆在写字台上、桌子上、椅子上的书籍外,图书室里的藏书,都装在前面嵌镶着玻璃的一层一层的书橱里,靠着四周的墙壁放着。书橱上面还是书籍,垒了一层又一层,摇摇晃晃地垒到了天花板。

在日本人手里的遭遇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日本的军队开进了上海。《评论报》办公室被查封,鲍威尔被监禁,因为他在社论中“侮辱”了日本天皇。后来,他在交换囚犯时被释放,但因战时情报局人员的虐待,使他双腿致残,缩短了他的寿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几天,他的儿子小约翰•鲍威尔(John W.Powell)搭乘一架载着美国新闻署工作人员的飞机飞抵上海。翌日早晨,约翰去了《评论报》办公室,发现室内被洗劫一空。

日本天皇的投降书广播后,占据办公室的日本人把房间里的东西变卖得一干二净。他们打听过家俱的去向,可是找不着图书的下落。据房管人员说,战争刚一开始,那些图书就被劫走了。

第二天,陈邦和业务经理周先生来了,言说部分图书已经找到。他们二位从战乱中活了过来,但变化甚大,已不是以前的他们了。当日本人劫走图书时,电梯员把《评论报》的许多合订本,悄悄地窝藏起来。他在楼下有一间以宿代办的小‘鸽笼’,一部分合订本就放在他的床下;其余的都藏在电梯升降机的底部。就这样,已藏了将近4年时间了。

他只懂几个英文单词,可是他认出了那些合订本。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日本兵的鼻子底下,把那些合订本一卷卷地偷出来。当这些材料被装上电梯,重新送回楼上时,他像小约翰一样欣喜、愉快。

这些材料,除了有点儿油污外,基本上完好无损,不过已不齐全了。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约翰便放弃寻找其他图书的希望。那些书籍,也许已被撕碎,也许在一家工厂里被用去烧了锅炉。

小约翰开始奔跑各个古旧书店,从美国订购,以补充参考书籍。如果读者送来过期的《评论报》,就给他们免费订阅新刊。出乎小约翰预料的是,每次送来的邮件中,都有寄回的旧刊。于是,他不得不有所选择,指定他所需要的期数。

小约翰说,“中国有过它自己的焚书者,秦始皇焚毁了中国的经典名著,监禁残害了数以百计的文人学士。然而,幸运的是,中国人不仅是印刷术的发明者,而且是无与伦比的书籍爱好者。秦王朝垮台之后,被个人冒险藏护下来的许多书籍,又一本本地见了天日。其他的著述,由那些幸存的学者们通过回忆,重写重印了出来。”

《评论报》订户保存过期刊物,也要冒相当的风险。日本人对英文书刊的收藏者毫不客气,对保存《评论报》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评论报》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持久斗争。

又过了好几周,陈邦兴奋地跑了进来:“贾丁公司来电话,我们的图书在他们那儿!”小约翰拿起送话器,听见一口很浓的英国腔调:“哈罗,请过来一下,把你们的图书搬走,我们将非常感谢。这些书籍太碍事了!”

贾丁•马西森是英国一家老牌公司,做茶叶、丝绸、鸦片贸易,已有半个多世纪。这家公司的管理人员返回后,向公司图书室的门里一看,见书架上满满的感到很高兴。然而,他们后来却发现,绝大部分是《评论报》的图书,他们的藏书严重失散。

他们把图书室的绝大部分藏书找了回来,其中包括一套《评论报》的完整资料。有几套书上,留下了小洞儿,他们所记得的一些特有的书籍,显然是丢失了。究竟丢失了多少,他们没法搞清楚,因为办公室档案资料,统统被毁掉了。

贾丁公司的大楼,是被日本海军的一个情报单位占用的,他们为什么想要《评论报》的图书,那就难以理解了。到了这时,日本军方人员都进了禁闭营,他们找不到那些负责的人。也许,那位指挥官是个操英文的读书迷;也许是官僚主义帮了忙,张冠李戴地把图书保存了下来。接着几年里,他们重建图书室,增添新书,寻找重要的、比较古旧的书目,直到它又成为一个相当像样的图书室为止。

中国海关的审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外国实业界希望留下继续工作。可是,来自台湾方面国民党的封锁、朝鲜战争以及冷战的加剧,使这一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

到了小约翰离开的时候,《评论报》收不付支,他们几乎是手无分文。小约翰挑选出大约1500本图书,把其余的移交给一位搞新闻工作的中国朋友,送往一所大学。

在他们离开中国的前夕,小约翰发现上海海关的官员们,打开了他们托运行李中的板条书箱,一本本地检查了他们的书籍。大约有200本,没有通过检查,被抽了出来。约翰提出抗议,自然是徒劳无益,他们只好把那些嫌疑书籍留了下来。

在美国人手里的命运

当他们抵达旧金山时,美国仍处在麦卡锡主义的控制之下。小约翰那些收缩后的藏书,以不能进入美国为由被美国海关扣留了。当他努力要求放行时,给他解释的扣书理由,在次后的几周里、几月里、几年里,都不一样。

海关起初回答,根据规定,禁止“共产党中国”的任何东西进入美国。小约翰争论说绝大部分书籍是美国出版的,并质问海关一名官员,他怎能禁止《新约全书》?这本书,虽然在将近40年后没怎么翻动过,但他对这本书却相当动情。海关检查员回答说,他们照章办事,没有任何例外。“如果一本《新约全书》到过共产党中国,就不能再带进美国了?”小约翰争辩说;如果置哲学思想而不顾,单从物质的本身来看,这本书是地道的美国货——是美国印刷的,是他姑奶奶用货真价实的、1917年的美元购买的,而他姑奶奶又是非共产党的、美国的共和党人。这本书是一系列事件的牺牲品,它自身无能为力,只是想回家而已。那个检查员既没被他逗乐,也没被感动。

小约翰找到了辩护律师,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帮助。这么一来,海关改变了腔调。在一次讨论中,海关署长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某些书籍的性质。他建议,把那些“政治性”书籍,从“非政治性”书籍中分拣出来,海关就给后一类书籍放行。

小约翰和律师答道,从原则上讲,任何图书都不应查禁,任何图书都应拒绝审查。他的辩护律师中有一位补充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要分拣“好书”、“坏书”,实在困难。他问海关署长,他自己对托马斯•哈迪写的《无名氏犹大书》有何高见,因为这是被扣的书目之一。那位署长思考了片刻,把这个问题推给了一名助手。那位助手也思考了片刻,然后答道:“这个,这个,书中存在一些有问题的段落。”后来,有人建议小约翰去华盛顿,申请进口物品许可证。他的辩护律师们去办了,结果申请被驳回,因为“与美国当前的利益无关”。

部分问题是鲍威尔父子自己造成的。他们批评过美国庇护的一个政权——蒋介石政府。小约翰还批评美国卷入朝鲜战争。这些观点,后来给他造成了许多麻烦,然而,这都不能成为扣留图书的理由。书就是书,书主的信念,与这些书毫不相干。

殊途同归

谈判持续了将近8年,直到海关放弃为止。然而,海关办事处最后又来了一招:坚持要小约翰支付保管费,作为放行的最后条件。

与此同时,小约翰一直给中国海关当局写信,交涉他们抽出的那些书籍。最后,他们同意放行。约翰申请了进口物品许可证,出乎意料地竟获恩准。在好几年里,他书架上仅有的200本书,苦等着被扣留在旧金山海关仓库里的那些难兄难弟们。

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小约翰认为,有许多值得他汲取的教训。承担边防商务管制的官员,容易想到伦理道德和政治监护的作用,因此,对图书便焦虑不安起来。至少从小约翰自己的经历中,这种作法似乎也表明他们读书甚少,不学无术,同时又缺乏眼力,不辨真伪。

中国审查机关放行的书籍中,有一本是美国出版的,作者是一名美国军官,书名叫《红色中国战斗的群体》。显而易见,上海的审查机关没理解“红色”和“群体”的涵义。在旧金山,这个书名又被用来作为攻击小约翰的证据,说他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品带进美国。

只有人类的少数,才能在悲剧中观看喜剧——在这里,书籍的命运,是由那些手中有权、不学无术的糊涂虫摆布的。

中国海关也许要借口他们是同外文打交道,然而,这首先不能成为审查图书的理由。旧金山的审查机关能拿出什么托词,就无法想象了。

他们离开上海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后的政治动荡,终于导致焚书的事又发生了。小约翰后悔当初没把他的图书多带回几本,担心大部分一定会被毁掉。

小约翰告诉我,中美两国现在又开始对话。去年,中国的一位中年记者,由美国政府招待,访问路过旧金山。他从美国新闻学院毕业后,首件事就是对《密勒氏评论报》进行专题研究。于是,他去拜访了小约翰。他们一起谈过去,谈现在,也议论了未来。那位中国朋友便开始视察约翰的书架了。他们俩“谈书”入迷,大概更多的是议论作者,而不是他们的作品。那位中国记者瞥见了一本难以寻觅的旧书,便抬头微笑了:“嗨,您留下的那个《评论报》图书室在我们研究所里。当我写作有关过去的事情时,那可是一个查找材料的好地方。”

1986年12月于西安

2021年11月5日修订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