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神奇最朴素的两本书:《实践论》和《矛盾论》

原标题：最神奇最朴素的两本书

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朴素、最神奇的书。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称它们没有复杂的哲学概念，为颠覆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把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推向全新高度的旷世之作。

吃着野菜写成的伟大著作

到延安后，毛泽东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后来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12000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2600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到红军大学演讲“新哲学”，持续110多个小时。尽管那时候的演讲比较自由、随便，从来没见过有人念稿子，但是，为了充分准备这个“新哲学”的演说，毛泽东就着昏黄的灯光，趴在他居住的窑洞炕上的白铁皮箱子上，通宵达旦地思考与写作，因为烟熏火燎的缘故，看起来就像是个黑脸包公。警卫员跑了60里山路买来一只鸡、一些辣椒，希望为毛泽东改善生活。毛泽东提出下不为例，并教警卫员贺清华等人辨识冬苋菜，提议常吃冬苋菜。伴随着警卫员们采撷冬苋菜的过程，毛泽东三个多月的讲课成果，演绎成了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实践论》《矛盾论》。就此而言，《实践论》《矛盾论》是吃着野菜写成的伟大著作。

返回延安的红军将领郭化若的回忆见证了这样的历程：“有一次我在毛泽东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辨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

事实上，为了讲述“新哲学”，毛泽东撰写了6.1万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其中的两节内容的再加工。

《实践论》是关于“变化”和“时势”的学说

“两论”是黄仁宇所说的“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的智慧之作，《实践论》是关于“变化”和“时势”的学说。

《实践论》讲了四个问题。它的开篇即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毛泽东的解释形象生动，例如，“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看到过程中的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但结论却大气磅礴，横扫六和，例如，毛泽东历史性地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时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人类的实际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矛盾论》阐述了把握“时势”的大智慧

《矛盾论》是阿尔都塞眼里最伟大的哲学著作，它不是人云亦云的拾牙慧之作，它是另辟蹊径，颠覆西方矛盾论和辩证法的中国哲学智慧的高度概括。阿尔都塞这样说：“毛泽东于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一文对于矛盾问题作了一系列分析，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似乎与黑格尔的观念毫无关系。这部小册子的基本概念，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等，在黑格尔著作中都是无从找到的。毛泽东的文章是根据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写出来的，总的说来是一篇叙事文，在某些方面也采用抽象的方法。在叙事部分，他的概念与具体经验相适应。在抽象部分，这些含义丰富的新概念主要是对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说明，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的历史观的必然蕴涵。”

《矛盾论》的结论深刻而又生动：“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错误。”

《矛盾论》的论述目标在于：“扫除教条主义”！为此，毛泽东借助各种问题、角度，开展了系统而健全的分析。例如，教条主义面对矛盾的态度、教条主义不承认“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式才能解决”。

历史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的智慧。赵超构说：“长处，是综合的功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海伦·斯诺以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有着极为罕见的冷静的头脑，简直足以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相比。”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一把新的金钥匙。来自红四军的一位炊事员，就是因为“两论”的演说，懂得了矛盾就是“打架”，而正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打架”，才没有被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蛊惑而去。

链接：延安的哲学研究小组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其中代表性的有：毛泽东的六人哲学小组，成立于1939年6月，成员有毛泽东、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陈伯达。后来，萧劲光、莫文骅、吴黎平、张仲实、叶子龙等人也陆续参加活动。毛泽东的哲学小组每周活动一次，地点就在毛泽东的窑洞。哲学小组每次活动，总是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大家充分准备，然后一起讨论。参与活动的杨超日后回忆说，“讨论时毫无拘束”。“当时毛主席在小组中征求对他的著作的意见……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阶段的论述，在会议中大家都畅开思想，发言踊跃。对主要矛盾阶段问题讨论中有人讲：‘主席，如果说有主要矛盾阶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如何解释？’以后，主席就把这种思想概括在《矛盾论》中矛盾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的概念中，充实了矛盾运动过程论的思想。”中宣部哲学小组，由部长张闻天担任组长，学习指导员艾思奇，秘书温济泽。开始仅有中宣部人员参与，后来文委、中央办公厅的成员纷纷加入，扩大成一百多人的学习集体。温济泽曾经回忆说：“这个小组是依照艾思奇同志的提纲进行学习的。提纲是分章节写的。艾思奇同志每星期或两星期写一节。写完一节，就油印出来，发给全组的同志。”由于讨论内容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学习效果好等原因，这个小组被评为当时延安干部学习的模范小组。中组部的学习小组，成立于1940年，陈云、李富春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参加人员主要有邓洁、王鹤寿、王德等十人。每天上午九点前为自学时间，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学习小组坚持到1942年。由于坚持得好，被评为中央机关模范学习小组。

责任编辑：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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